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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比人强，《富国安民策》就是再好，也无法撼动吕夷简在朝廷中的地位。
心中叹了口气，晏殊抬步要进净室，眼角扫过却突然看见寺门闪进一幅青角来。
使劲揉了揉眼睛，看清进了寺门的青罗伞，晏殊突然觉得眼角有些湿润。这些日子对他真是一煎熬，从心里他是希望把吕夷简拉下台来的，特别是自己看重的范仲淹被贬出朝堂，一群前途远大的年轻官员被打压，觉得吕夷简再坐在宰相的位子真是弊大于利。但各种现实的顾虑让他对此事没有一点信心，就靠着一本《富国安民策》，靠着京西路这一群中层官员，就想扳倒宰，徐平太过异想天开。这么容易倒台，小看了吕夷简十年经营。
最能够给晏殊以信心的，只有此时在京西路任官的李迪和陈尧佐两人了。李迪曾为帝师，一起与寇准被丁谓陷害打击，不管是在官场还是民间都有非常高的威望，赵祯心中也不是别人可比。陈尧佐出身名门，出入内外数十年，年虽老，而气势不减少年时。陈家的人脉，加上陈尧佐自己在地方政绩卓着，能量也不可小视。
这样两个人，随便说一句话都不是徐平做多少事能够相比的。今天他们不到，让晏殊的心里非常压抑，最后一点信心也失去了。邓州集议谈了些什么他完全听不进去，已经决定回去按照吕夷简先前的意思回报，最少先表明自己不与吕夷简作对的立场。
“终于是来了！”晏殊一把拉住身边的徐平，眼泪差一点流了下来。
此时导从已经进了寺门，在场正签名画押的官员一阵忙乱。徐平转过身，远远看到青罗伞下李迪和陈尧佐一起到了，急忙与晏殊一起上前迎接。
徐平早已经做好了两人不到的准备，现在他们到了虽然有些吃惊，但心里却不像晏殊那样激动。两人能赶来支持自己，徐平自然是感激的，但很清楚并不能改变局势。
越过忙乱的众官员走上前，徐平和晏殊一起行礼，恭迎李迪和陈尧佐。
看着院里忙乱的众官员，李迪对徐平道：“你们今日集议，已经议定了吗？”
徐平拱手：“回相公，已经议定了。书状已经写好，我命人拿来你看。”
“不必了。”李迪摆了摆手，“我和陈相公特意赶在这个时辰到来，就是不想打扰你们议事。孟州不行新政，我不好参与，刚好陈相公提起去年郑州是卢革在主事，他自己对新政也不甚明了，便就与我一起，决定不参与此事了。一州之政，知州主之，一切以李参和卢革两人所说为准，我们在书状上签名画押就是。”
徐平躬身行礼：“两位相公大德，徐某难以为报，且受一礼。”
李迪和陈尧佐坦然受了徐平一礼，其他官员在贾昌龄和赵贺的带领下才过来，向远道而来的两位相公施礼问候。人来而不参与议事，李迪和陈尧佐这次就是为了为徐平站台来的，表明京西路官员的团结，受徐平一礼理所应当。
提点刑狱虽然是一路主官之一，但排序较低，仅仅是比知州的序列高一点而已，在场的赵贺等知州的地位都高于贾昌龄，不能与徐平的龙图身份比。
路不是行政区划，严格意义上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与后世实权的省大不同。与地方官员的地位高级，与带的本官有关，在这一点上转运使管钱粮，实权重于提点刑狱，相对来说是地方州县官员上级的意味更重一些，提点刑狱就差得远了。特别是京西路有安抚使司，提点刑狱不带巡捕盗贼，地位又降一级。
行礼毕，太阳就已经趴到远方的山上了，看看就要天黑。
徐平对李迪和陈尧佐道：“天色已晚，两位相公到净室用茶。今夜设宴款待到来的众位官员，正好为两位相公接风洗尘。”
到了净室，分宾主落座，贾昌龄继续在外面忙碌，赵贺作陪。
寺中小沙弥上了茶，李迪问晏殊：“学士何时回京？”
“此间事了，便就回京复命。此时出京已将近半年，再等不得了。”两位前宰辅到来给了晏殊最关键的信心，心情也好了起来。
陈尧佐道：“京西路官员上下一心，去年行新政百姓也受惠不少，学士这几个月想必已经都看到了。因为河南府的飞票不能兑付，各州的钱粮都捉襟肘，对新政继续推行极为不便。营田务今年就不敢扩地招人，受损最大。就是我们郑州，因为正临京师，贩卖棉布的商贾不少，手里也压了不少飞票，我要修新河码头也拿不出钱来。”
晏殊点头：“我明白，我明白，此次回京，一定上报朝廷，无论如何要把京西路的飞票都兑付了。如若不然，就怕这行之有效的新政半路夭折，岂不罪过？”
陈尧佐和李迪相视而笑，他们此次来，除了表示对徐平的支持，另一个目的就是给晏殊回去对抗吕夷简的勇气。果然，两位相公一露面，晏殊的心态立即变了。（未完待续。。）
第201章 两个合一
晏殊此话一出口，气氛立刻轻松下来，就连整天都板着脸的徐平，也有了笑容。
说了几句闲话，李迪问晏殊：“徐龙图编这一套《富国安民策》可谓是穷尽了心力，不辞劳苦。二十余万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不知学士可否一言道之？”
这是李迪在考较晏殊，在京西路待了小半年，该看的看了，该问的问了，该读的书也读了，总得说个一二三出来。不然光说回京帮着说话，帮着说什么呢？
晏殊考虑良久，才道：“以不才观之，可用四个字生财有道！”
四字出口，在场的人一起笑了起来。这话对，可也不对。对是对在概括了书中所禀持的原则，一直讲理财，但又时时不忘不是为了聚财而理财。不对是太空泛，实际没有涉及书中的具体内容。这也难怪，晏殊对那些具体的政策实在说不出什么，没有经验，没有感触。在他看来，能够不违儒家根本而生财，已经很难得了。
李迪对晏殊知之甚深，也不再多问，又问陈尧佐：“陈相公又做何解？”
“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此一句话自古以来不知道多少人说过，但真正说透了，让人相信能够做到的，只有此一《富国安民策》！”
陈尧佐是真正细读了的，而且处理政事的经验丰富，李迪一问便脱口而出。
听了陈尧佐的话，李迪不置可否，又对徐平道：“在老朽想来，若是让徐龙图说必然不同于你们二人。龙图，不知是也不是？”
徐平笑了笑：“此是人之常情，同样的东西，看在不同的人眼里，总有细微不同的。”
“那龙图会用哪一句话来概括此策？”
“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天人合一。”说到这里的时候，徐平顿了一顿，“国事即民事，民事即国事，国民合一。”
徐平说完，李迪手扶胡须笑道：“不出老夫所料，龙图果然思虑深远。此一策起篇从天理人欲讲起，又岂只是理财之策？有这两句话，《富国安民策》就不仅是治国之术，而可称之为治国之道了。以道传天下，足成一家之言！”
李迪的评价，明显比陈尧佐和晏殊两人的评价高，也说明他看到了更深的东西。而这一句评价，让徐平对李迪刮目相看，这位老宰相的声望果然不是白来的。
自范仲淹被贬，徐平对意识形态空前重视起来。越是重视，越是发现其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富国安民策》编成，徐平已经大致预料到了后果，无非是自己被闲置，而改革由别人去完成。年未满三十，徐平对做高官主朝政没有那么渴望，欲速则不达，多在基层练未必是什么坏事。惟一让他觉得可惜，心中放不下的，是范仲淹离去，欧阳修等大批年轻官员被贬，朝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空档，自己却偏偏抓不住。
范仲淹对后来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这是徐平体会越来越深的一件事情。第一范仲淹，第二欧阳修，这两个人决定了北宋意识形态的主流。至于朱熹等人，源流要从关学洛学上找，虽然重地是洛阳，但关键的几个人物还没有露头角。
这是徐平依照自己前世的记忆得出的结论，至于自己的好学生李觏，很让人尴尬，徐平的前世记忆里真地没有他。对他的印象，还远比不上周敦颐这个半大娃娃。
北宋五子，邵雍还在共城种地，周敦颐随着舅舅郑向在京城，张载十岁出头，因为地处陕西边地，现在一心想着学习军事长大打仗，程颢和程颐兄弟刚两三岁学会说话，就连名字都还没起。这五个人与司马光一起被朱熹称为道学六先生，便是理学的渊源了。当然令人尴尬的是，尊孟的理学里混入了司马光这个尊荀的异类，也说明了理学对孟子的态度。
虽然理学是后世眼中的正宗，但在宋朝远远不是，影响真未必比李觏大。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思想便分为两支，后人称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宋人则以新旧区分。而开新旧之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与欧阳修渊源非浅。影响他们思想的，最主要的人又是范仲淹。越是在这个年代跟这些人接触得多，徐平越来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脉络。
宋人尊韩愈，理学一脉大多都是在野，基本没有执掌朝政的机会，实际上与政治的关联不大，学问在性命功夫。之所以尊孟，是继承孟子的性命理论，真正的内容，是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加了改造，融合到儒家中来，后人所称援佛入儒。这也是从韩愈发端，讲性情分别，用儒家的性情来与佛家的心性说对抗。欧阳修思想上是继承这一脉的，但离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认为性善性恶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别坚决。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心性在宋朝，特别是在北宋，在读书人中并不是主流。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讲实学，讲实际的政治民生，而不是袖手谈必性，讲求个人修行。理学的意义更大的是在虚的哲学意义上，对佛教哲学的吸收融合，断了佛教在社会上层中文化上的根。宋朝儒学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来，以《易》和《春秋》为宗的治国理论。对自身严格要求，关心民生疾苦，道之所在，奋不顾身。在学问上面范仲淹显得粗疏，但正因为粗疏，也就没有破绽，一些大的原则，怎么说都是对的。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激励后人。至于真正的精细学问，反而不重要。
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李觏就是其中一大派。
自己要推动改革了，徐平自然会留心古今的次变法革新。看得多了，便就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影响深远的变革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实践，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动汉化，王安石变法不用讲，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特别浓烈。把意识形态不当一回事，认为能一言出天下景从，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里跳。
后世讲史上的改革，往往略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样做的原因多种多样。至于把改革中的各种势力分为几个利益集团，认为反对者只是因为利益受损才反对，无非是把史庸俗化，跟戏曲中用脸谱代表几个人物一个道理。利益受损肯定会引起反抗，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反对的就是利益受损的，把政治当作小商人做生意，就是嘲笑人类智商了。
把史人物庸俗化，把史事件简单化，把史进程虚无化，徐平前世闲着没事跟人聊天自然无所谓，发帖子吹牛也无非是闲气。但自己置身这史洪流中，再没有觉悟，用游戏的心态看史，那就要活该被史大势碾成尘土。
用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的最主要内容，这种变化就要在上层建筑中表现出来。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政治结构变动困难，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识形态的改变上。
意识形态没有动静，就说明了改革的时机不成熟。强行推动，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车裂的下场，失败了则死无葬身之地，有一个王莽现在还被嘲笑呢。现在万幸的是，范仲淹的出现，他的受人拥护，说明了意识形态到了重大变革的时候，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内在需求。只要顺应时势，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变革的进行。
正是因为变革已经成了时代的唿声，《富国安民策》出来，连吕夷简也能欣然接受。正是因为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徐平才不担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
但是如果不能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不能统一思想意识，改革终究会有波折。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别人的手里变了样，生财之道成了敛财之术，坏了名声，自己再从头来过就困难了。更怕因为政策出了偏差，连带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废了。
范仲淹离京，现在由高若讷和姚仲孙两个谏官同管勾国子监，京城里也没有学术上让人信服的大家，正是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好机会。让机会白白熘走，他真地不甘心。
天理人欲合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基础，用徐平前世的话讲，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正义的，是当前施政的主要任务。国事民事合一是绕过义利之辨，官方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统一的，可以齐头并进，并不相互背离。这两句话都能从经典中找出依据，并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这正是李觏的拿手好戏。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便就有私利与公利的分别，有了两者的辨证统一。公利本于私利，而又不同于私利，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落实到私利上去。协调公利与私利的，便就是儒家的根本“礼”，这也是李觏思想的核心。“礼”是原则，法律是具化，两者之间有根本上的联系，又有不同，同时对社会形态起着规范作用。
如果能够把这些放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那么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不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半路夭折。
徐平费尽心力编了《富国安民策》出来，书编成，却又发现这不是自己最紧要的任务了。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可能最后会变了味道，走到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上去。只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才可以说是立了万世之法。
人世间的事情便就是这样，做成了一件事情，却发现目标永远在前方。奋斗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悦，但总是伴随着失落，也正是这种失落，予人永远向前的动力。（未完待续。。）
第202章 换相（上）
崇政殿里，赵祯满面春风，吩咐小黄门上了热茶，给几位宰执大臣赐座。
万万没想到，一直对徐平有偏见的首相吕夷简今天会改变态度，不但同意想办法给河南府兑付飞票，而且主动要求扩大新政的试行范围。今日早朝，已经初步定下来，下年试行京西路新政的地区扩大到京东路和两淮，以及开封府。
赵祯自小就受到良好教育，但帝王所学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侧重于经术和各种先圣古典，以及古今史事，具体的治世之学就远比不上臣僚了。给赵祯讲学的，从孙到冯元都是皓首穷经的人物，加上最近为天章阁侍讲的贾昌朝，明显偏向《易》、《春秋》和《尚书》等经籍。赵祯是个好学生，不但学得用心，平时也注意自己的行为，学以致用。徐平回京的时候，他曾经到过新建成的永宁侯府，被讽劝不视疾而入大臣宅为嚯，这两年没事他就连皇宫的门都不出了。当然，对他来说皇宫里也很好玩而且不用听臣僚闲言也就是了。
所以就是拿到了正本的《富国安民策》，赵祯对一些细微的地方也参详不透，身边又无人可问。真正要按书里说的施政，他还要靠身边的大臣，所以吕夷简态度的转变让他特别地欣喜。话说回来，什么都能自己干了，他还用得着看大臣的脸色。
喝过了热茶，赵祯道：“今日众卿入内殿，主议京西路去年新政。自徐平到京西路为漕使，钱粮广收，数目颇大，仅洛阳一郡，未兑飞票便就有数千万贯之多。三司手中没有这么多现钱，一直拖着未兑，朝中内外议论纷纷，不知众卿有何话说？”
吕夷简捧笏：“陛下，去年京西路所行新政，颇有成效，微臣一直留意。河南府的飞票数目确实过于多了，不是三司不兑，而是实在无能力兑，也怪不得他们。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做法，无论如何也是兑不了的，当别想办法。”
一边坐着的蔡齐道：“去年王相公提出，可以稳定绢价，让三司铺子以货物做本，发行购物券，用购物券兑飞票。现在绢价已经稳了，不知为何三司也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