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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暗暗点头，知道徐平这话是说给他听的。
虽然与徐平是同年，但徐平坐到这个位子是一步一步靠着政绩走上来的，做的多是实务，在每一任上都有大功。韩琦则不同，他是最近几年入了赵祯法眼，从知谏院、直舍人院、知制诰这条台谏词臣的青云大道飞速升迁上来，数年间成为一路帅臣。他的资历还不如徐平，徐平还在地方做过一年的权知州，提举过左江道溪峒事，主管过蔗糖务，韩琦则根本就没有任过知州职事。韩琦能有今天，靠的是他会做人、会做事，眼光独到，也有他父亲生前为他经营下的人脉，当然最主要的是赵祯的赏识。
同样的机会也曾经摆在徐平面前，只是徐平选了另一条路，一条让人无话可说的路。
韩琦任泾原路帅臣，特别是与年龄相差不大而资历差别巨大的徐平靠在一起，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朝野充满了对韩琦的不信任，他急需功绩证明自己，证明赵祯的眼光是正确的。这是徐平最担心的事情，根基不牢，急于建功，很容易犯下大错。带着韩琦在秦州附近走一走，让他知道事情是急不来的，要建功光靠心急不行，靠着耍小聪明更加不行，必须伏下身子去，从实务、从细节一步一步做起。只有对泾原路的军事、民政有了总体的把握，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知道怎么去做。帅臣跟一般的地方知州大不相同，做知州只要照着已有成例便不会犯大错，只要用心做几件事就会收获官声民望，帅臣可不是如此轻松。做事情不扎实，能力不行，大战一起就会原形毕露。
定西城是一座彻头彻尾的军城，城里虽然也有民户，也有商铺，甚至行商聚集，非常热闹，但这一切都是为军队服务的。徐平不在定西城的时候，这里的事务便由秦州监军王凯代管，民间事务也一样是由帅府按军法裁处，跟秦州大不一样。
到了城外，王凯早已带了城中的将领迎出城门来，一切行礼如仪，迎徐平回帅府。
定西城并不大，由南门进，沿着中心大道行一里多路，便就看见帅府。一杆“帅”民旗下是一面照壁，上面的字韩琦认得，是徐平亲笔所书：“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仁恕而已矣。忠于事而恕于人，遇事不避，迎难而上，同袍有难，竭尽支援，可谓军中之仁。”
韩琦看了几眼，记在心里，对上面的内容有些茫然。在徐平改秦州军制的争论中，韩琦虽然态度模糊，没有公开表达意见，实际上心里是反对的。以同年的交情，他支持徐平就公开上书了。在韩琦的认识里，军队就应该严阶级，重军法，令出如山。至于在实践中这些要求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他是体会不到的，做不到令出如山说明阶级法还不够严厉，军法还不够酷烈。对于武人，无非一个赏字用钱，一个惩字用杀。世间谁不爱钱？世间又有哪一个不怕死？这两点做到了，何愁军中不治？
这是这个年代读书人的通病。五代武人当政，用文人为吏，现在文人当家作主了，事情便就反过来，有意地回避吏事，专心做官。做官怎么做？以大道佐君王，只要认准了心中那条大道，规劝帝王按王者之道行事，便就万事大吉。至于政事的细枝末节，由小官小吏去处理就是了，高高在上的大臣们怎么能在上面花精力呢。
现在正是一个转折点，以王曾和吕夷简为代表的上一代大臣还精于吏事，后面跟上来的，除了一个徐平，下一代中已经开始以清谈词臣为主了。徐平带的那一批能做实事的官员还处于底层，没有进入决策的中心，宋庠、韩琦这些人才是主流。
严阶级、重军法，对军队重赏重罚，听起来很有道理，理论上也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家身上。实际上漫长的历史长河，已经用事实说明这样做是非常不靠谱的，哪怕就是始皇帝统一六国的时候，他的军中也不是如此的严酷，主将善抚士卒是必修课。
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大，人不是猛兽，带兵不是训兽，而哪怕就是训兽也不能全靠鞭子。这个道理简单明白，但就是有非常多的人不信邪。在底层挣扎的时候怨天尤人，怨的是上天不让自己高高在上，尤的是自己的父母祖宗无能不给自己一个好出身，这种人千百年来不乏其人。他们一旦发达，不用登上高位，只要有了一点地位，便就把他们曾经痛恨的手段兴高采烈地十倍百倍地施加到别人身上。重赏最好只赏自己，下面的人扔一根骨头就应该感戴德了。重罚最好是罚别人，把手下的人抽筋剥皮都好，只要自己不少一根汗毛。你想把世间事用最简的办法解决，上天就会把毁灭这个最简单的结果给你，天地间的事就是如此公平，由不得你耍弄自己的那一点小聪明。
越是战场征伐，杀人如草芥，越是要常存仁恕之心。你如果嫌麻烦把这一点仁恕之心扔掉，用最简的办法解决问题，那天地便只好让你毁灭。
这是徐平的辨证法，这个年代的中庸之道，凡事扣其两端，而得其中。这个中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得到正确的做事的办法，徐平所求出来的，便就是以仁为核心的文明之帅。
第139章 锄头要挥好
进了帅府，照壁后面是两面巨大的镜子。这不稀奇，现在很多衙门都会设大镜子，用于整理仪冠，上至政事堂，下至县衙，大多都是如此。只是在镜子两边有句话，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入此门来谨遵军令，出此门去善抚士卒。”
韩琦看了，暗暗点头。此时名将，往往都要如此要求自己，不贪爱钱财，对属下兵将出手大方。只是政策上对军队是诱之以利，带兵又要求如此，总有些怪怪的。
到了帅堂，上了茶来，徐平随口问一些现在军中的事务。
王凯道：“自年前张钤辖到川蜀募兵，陆陆续续到两个月前员额已经齐备。现在尚有一万一千多人在整训，等到盛夏，应该就能全部整训完毕，分到各军当中。”
韩琦奇道：“怎么新兵募来，不是直接补到军中吗？”
“当然不是，民与兵千差万别，可不是只看手中有没有刀枪的不同。新募来的兵，先要训好，过了从百姓变成兵这一关，才会分到各军当中。”既然韩琦提起来，徐平便就多说几句。“从民变兵，改变做百姓时的习惯，一切按照条令行事，称为训。这时他们熟悉军中的法令、制度，习惯军中的日子，初学作战的本领。至于本领好与不好，在这个时候不过多考量，只要会了就好。分到各军之后，按照先前训时练会的本领，再多加演练，到纯极而熟，称为练。从训到练，是选从民到兵这一关，再过真正成为合格兵员一关。凡是过不了这些关卡的，就不能补入军中，或为厢军，或为杂役，军中不允许滥竽充数就是了。”
军队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都是有各种训练、作战任务的，新兵补进去，对他们进行培训只是附带。如此一来训练的效率就极低，甚至还有老兵欺压新兵，把新兵当奴仆，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弊端。甚至一两年间，还有新兵没有摸过刀枪，没经过战阵的，到了战时只能被充作炮灰。把新兵集中起来统一整训，毫无疑问效率高得多，效果好得多，只是对于帅府来说组织和制度相对麻烦而已。定西城这里新兵整训的时间是六个月，特殊情况下会有缩短，但不得低于三个月。这些新兵完成整训，单从作战技能上来说，已经完全不逊色于这个时候的禁军，这个年代禁军的训练本来也很松驰。
新兵集中整训，分发各军后再配以久经战阵的老兵作骨干，是秦州几支大军拉起来的基本模式。有了这种模式，才能保证军队规模迅速增大战力基本不降。
这是跟原来的禁军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迅速扩大规模的军队仍然保持战斗力。以前不管是禁军还是厢军，补入新兵员都是直接把人塞进军中，由统兵官和老兵看心情训练，效果不言而喻。一旦没有本部，或者新兵员过多，军队就直接失去了战斗力。一种极端的情况是“选募”，即没有基本的骨干和组织架构，临时让某个地方的兵士、义勇和壮丁自己应募，去执行战斗任务。如历史上元丰四年的五路伐夏，临时在京师选募了一万五千人，由王中正率领赴麟府路作战，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
兵和民有根本的区别，不是你塞给他一把刀百姓就变成军人了。这种差别最重要的不是作战技能，不是敢不敢见血杀人，而是几乎成为本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用这个年代的话讲就是明部伍知约束。随便拉壮丁补充员额的必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部队，新兵入军的最开始一段时间经历什么，大致就反映了这支军队的面貌。
徐平把这些讲给韩琦听，韩琦想了想道：“经略此话实有道理，不过，要与番贼比这些只怕本朝不占上风。据我所知，番贼之军本于部族，酋长就是大小首领，自小教习，上动一指下即知其意。而且他们兵法又酷，据说番贼用饭，皆要举手掩口才敢食，生怕上位者见到开口以为他们有话要说。而且他们日常放牧，弓马娴熟，闲时狩猎，配合又精，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原人所能比的。要跟番人比纪律整肃，奋勇敢战，非啖之以厚利，刑之以酷法不可！出京之前，朝中诸公无不如此以为，琦以为所言甚是！”
徐平看着韩琦，好一会才笑了笑：“道理不辨不明，话不跟你讲透了，看来你对军中事还是只知皮毛，将来带兵是难事。番人游牧，弓马娴熟，又如何？两阵交锋，可不只是弓马对射，还要一刀一枪去砍去刺。刀枪砍刺，便如中原人挥镰刀、使锄头，怎么不听人说汉人地种得好，所以善使刀枪呢？他们狩猎的时候配合精妙，我们汉人种地收割，一样有薅鼓田漏，千百人一起向前，便如军阵一般，又差在哪里？我跟你说，这世间，只要锄头挥得好，泰山一样挖得倒！你讲这些，说汉人打仗不如番人，没有半分依据。只不过几百年来，汉人被番胡欺负得苦了，一直打他们不过，找这些借口安慰自己而已。至于番胡军法酷烈，那是因为他们是各部族强行捏合在一起，不得不如此罢了。军法之严，与刑罚之酷，没有半分关联。古人说得明白，乱世才需用重典，太平时便当宽刑以恤民，这话放到军中来，便就是战时执法要严，平时还是宽恤为主。我军中讲忠恕之道，便就是涉及到军事，如训练、行军、作战，军法一定要严，而在日常，则主讲仁恕。对军事严谨，一丝不苟，军事之外的日常则宽松活泼，一宽一严，一松一驰才谓之道。”
韩琦张了张嘴，终于还是没有说什么，又把嘴闭上了。徐平的那一句几百年来被番胡欺负得苦了，才编出这些借口来安慰自己，让韩琦无话可说。
真正讲起来，骑射还是有优势的，虽然无法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正面相对大多无法撼动步兵军阵，但机动的优势太大了。但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优势对比，还远不足以抵消国力的差距，宋军打不过别人，跟日常生产习惯的不同关系很小。
你不能说游牧民族平时骑马所以打仗的时候有优势，这一点成立，汉人平时挥锄头舞镰刀也同样是优势，优势还更大。真正的原因还是农耕民族军事文化的断层，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再到大宋立国，按照游牧民族的军事文化去想问题已经成了主流，此时的文人论兵就是从这种军事文化基础上来的，自然是南辕北辙。
第140章 宽严并用
文明人总是想得多，当文明毁于野蛮，便会有人不厌其烦地向别人灌输，失败不是因为战争没打好，而是从文化根子上就错了。之所以被野蛮的族群打败，是因为文明不适于战争，不只是你们的文化不适于战争，就连你们的人种都不适于战争。总而言之，要想在野蛮人的进攻面前站住脚，就要改变自己的文化，甚至置换自己的人种。
于是，一个早已达到高度文明程度的族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中原王朝因为内乱被游牧民族乘虚而入，此后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中，双方冲突中实际上依然是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占上风，但无论在当时人，还是后人的印象中，却都认为中原孱弱不堪战。特别是从中晚唐后，尤其如此。说一千道一万，这种认识是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军事文化成了中原王朝的主流，把曾经的军事文化替代后出现的。与军事制度的断层相比，这种军事文化的改变影响更加大，扭转也更加困难。
学习是非常难的事情，胡服骑射使赵国变得强大，是因为学了胡服骑射的赵国还是那个中原的赵国，而没有变成胡族的赵国。学习是要本于自己，吸收学人好的东西来加强自己的弱点，而不是跪在地上仰望以为自己不如人，把什么都抄过来。但话是好说，当你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别人还要你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战斗，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个时候有个聪明人来告诉你，不用站起来了，你只要以后一直在地上爬着走路，岂不是好？又有多少人能够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聪明人。
徐平的军改在秦州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那是因为对于军人来说，新的军制下他们过得无论如何也比以前好得多。权力被剥夺一部分的统兵官，大多是从其他地方新补来，又在短时间获得大量战功，飞速升迁，自然一切都好。但到韩琦这些聪明人这里，便觉得一切都跟以前的认识格格不入，自然是看哪里都不顺眼。
见韩琦有些迷茫，还有些不安，徐平也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本是抱着万丈雄心来到西北，要建功立业的，结果到了徐平这里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颠覆了他以前的认识，能够安然接受才是奇怪的事情。没了这份坚持，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他的名字。
站起身来，徐平对身边的几人道：“天时还早，我们到军营中看一看吧，韩经略在秦州也不能久留。练兵带兵，说到底还是为了打胜仗，不能打赢一切成空。我们看一看，这些整训出来的新兵，到底是不是按着能打仗来练的。”
韩琦点了点头，默默地站起身来，没有说话。对啊，再是说得天花乱坠，带兵终究是为了打仗的，战场上打不赢，说得再好也没有用处。最近的两场胜仗，徐平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带的军队能打，你看不惯又能如何？这样持续下去，如果还是徐平这里连战连胜，禁军一无是处，韩琦就是不理解，也要跟着秦州军一样进行军改。
新兵的军营并不在定西城里，城中是整训好的正规军驻扎的地方，新兵都在城西和城北的谷道之中。这些新兵有时候会配属到鲁芳的桥道厢军之中，协助架桥铺路，甚至整治农田、开渠引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游牧民族的狩猎活动一样，开渠、修路等大工程是农耕民族在生产中培养和展现军事能力的时候。这些活动中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对生过程中的复杂管理和后勤保障的考验，与军事活动相比不遑多让。
生产方式的不同对于军事文化和军事制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军事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离开了这一点，便就如鱼儿离开了水，怎么样都是半死不活。徐平的军事改革，根本上还是扎根于农耕文化之上的，便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般，把骑兵引进来作为补充，成为这个体系一部分。这是中原军事文化的根本，高度强调组织与配合，强调纪律性，强调个人要服从整体。人心齐，泰山移，把所有的人拧成一股绳，万众一心对抗天灾**。
出了定西城西门，一路西行，过了五六里路，山谷开阔起来，便就是大片的军营。这是半永久性的设施，不使用帐篷，而是简易的草房。川蜀来的新兵在帐篷中住不惯，没有必要勉强他们，只要能够适用必要时候行军的节奏，不必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进军营，韩琦便就看见路边揭着大榜，依然是徐平军营的风格，上写六个大字：敢战、能战、善战。另一边是另一幅榜，写的是：军事上严遵军令，一丝不苟；军事外放松快活，军营不是牢房。再走几步，又是一幅大榜：一切刑罚断于军法司，统兵官不可行私刑，大杖小杖一律不许。
韩琦看着心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在其他各军都在严阶级法的时候，徐平这里连统兵官施杖刑的权力都剥夺了，要知道其他地方把兵士打死了也无人过问。统兵官没的了刑罚的权力，还怎么带兵？孝子尤要从棍棒下出，更何况是军中士卒呢。
与韩琦并排的王凯看见他的表情，低声道：“经略，军中士卒也一样是父母生养，弃家从军已是不易，要让他们安心军营，是要在这里过得趁心如意才好。”
韩琦犹豫一下，还是道：“这如何能够一样？他们从军，拿着军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