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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育后人，就只能去花钱了。既然田中所出有剩余之物，花的钱只能从剩余之物中来，如此欲天下太平，朝廷便不能把剩余之物拿走。天下间一夫耕同样的地，产出不同。同样田亩的地，沃土便就产得多。用牛不不用牛，全都不同。如此只要数年之间，便就有多寡不均。有多有寡，一遇水涝之灾，或遇家人重病难治，便就有了急需用钱之时。农夫别无所出，只有田土，为医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有人卖田，就有人买了田，买得多了自己耕种不尽，便就让别人耕种收租。所谓兼并，只是如此。等到兼并遍及天下，佣人田土而耕的人家，再遇天灾**，连田都没得卖了，只能借贷。租和息，其名虽不同，底子上全是一物，势力人家借此平白取贫苦人家之物的手段耳。”
见赵祯还是皱着眉头，徐平又道：“还是那句话，欲识一事一物，必要一分为二。租息是势力人家搜刮穷人的手段，但根本上，生出此物来，还是来自那多余之物。朝廷不能尽取多余之物，为治下之民包办一切，租息就要出来，无法根绝。纵然一时强行裁撤，变换面目终究还是要出来的。此必然之物，朝廷理政，只能委曲求全。陛下，要让贫苦人家少受势力人家租息盘剥，一法就是朝廷多为民间做事。朝廷对民间事务着力越多，则租息着力之处越少，此是朝廷施政之一端。”
私有制在，剥削就在，无法彻底根除。欧洲的传统，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讲公有制和私有制。但在中国，由于从原始公社制，到家天下，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思想脉络清楚。无论是封建，还是天下大一统，都是在天下之民是同一家这个基础上来的。大多数朝代，公有与私有都是并存，界限并不清楚，私有公有这个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以在中国，是不是自己人，比是什么所有制更加重要。
在农业社会，剥削主要是表现为地租和借贷。特别是在中国，借贷是不亚于甚至超过收地租的剥削手段。看古代社会的剥削程度，绝对不能只看地租和赋税差役，必须把借贷综合起来，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说哪个朝代对底层的压迫如何，看朝廷收了多少赋税最不可靠，加上地租占收成的比例约略有谱，再加上借贷才能识其真正面目。
欧洲或许不是如此，徐平前世的课本上，农业社会的剥削，讲的最多是地租。从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林林总总，一切都从各种地租剥削生发开去。
但在中国，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改革核心之一，必然涉及到社会借贷。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青苗贷对这个时代的意义，为什么会被提出来。青苗贷就是把农业生产中的一部分，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同时降低耕种田地的农民负担。本质上来说，是减租减息之一部分。只是由于生产力和手段限制，最终的结果是官府取了借贷的这一部分利益，而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旧党对青苗贷反对的立论基础，是没有达到预期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新党坚持的基础，是官府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了这一部分利益。改革者和反对者，都不全对，也都不全错。
借贷要不成为剥削的手段，应当是无息贷款。春天我借你一斗粮，秋后我再还你一斗粮，多一些表示谢意，还得少了是我无赖。掺入了货币经济，便有了价格波动，完全使用货币又有了通货膨胀和紧缩。但从根本上，应该我借了多少价值，还你多少价值，多出来的利息就是剥削之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借贷成为银行，发展成为金融产业，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难的积极意义，同时依然是剥削的手段。
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才能看清其为什么要那样做。以从欧洲泊来的意识形态观察，必然是不得要领。必须认识到，变法的本质，是对治下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行调和，是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剥削阶级让利，减轻底层被剥削程度。这才是根本，至于改变所有制，只是表象。让资产阶级上台来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完全不可能，中国的政权，从本质上就不允许彻底堕落成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
如何认识剥削，如何看待剥削，如何处置剥削，是意识形态核心的问题。**认为剥削可以完全被消灭，资本主义认为剥削的存在天经地义，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认为剥削不合理，不应该存在，但不得不让其存在，从而要加以各种形式的限制。用调和限制的手段对朝政进行改革，就是这个朝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方向。
认识到这一核心问题，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方向对了，才有手段合不合理，才有施行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才有利与害的比较。
“委曲求全，只能委曲求全”赵祯揉揉额头，问徐平，“就没有两全的办法？”
“天地初生，人依群而活，无所谓剩余之物，也就无所谓不劳而获。那时候能够自耕自食，自取自足，只因所得之物稀少，仅够活命而已。或许有一天，天下之物丰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万事皆足，就不需委曲求全了。当此世，就是圣人。”
说到这里，徐平苦笑着对赵祯道：“只是那样的日子，陛下看不到，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当下之时只能委曲，陛下非圣人，臣也非贤哲。非君臣不想行圣贤之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奈何？人生于世，难求万全，最苦是有心无力，最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知难而上。孟轲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此其谓与？”
“君子如北辰，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有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圣贤之治于朝廷依然是如北辰，只能景行景止，但存圣贤之心，委曲求全，有圣贤之行，而并无圣贤。”赵祯点了点头，终于接受了这个逻辑。“治国理政，圣贤之行，宰相讲，朕听之。”
说到这里，转头吩咐一边侍立的小黄门：“召吴育来，今日宰相之对，当记于国史。”
第12章 治术（三）
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和门下省的起居郎都是寄禄官，做这项差事的，是同修起居注这个差遣。仿中书门下分立之制，同时任两人，即古之左右史之制。此时同修起居注的是吴育和张方平，因为崇政殿议事，必有起居官侍立记录，而天章阁召对则没有，所以赵祯命把吴育召来记录。在赵祯看来，今日徐平所对，当记于国史。
吴育是徐平天圣五年的同年，省试的省元，殿试时的一等进士。明道二年，吴育又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三等，是大宋立国以来中制科三等的第一人。制科三等比状元更加难得，历史上两宋三百余年，制科三等不过四人而已。因为制科一等和二等都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从不授予，如果把科举看作是学历的话，吴育就是现今天下学历最高的人。
徐平所接触过的善于科举考试的人才，王曾当数第一，没有任何取巧，以绝对实力连中三元，对其他人碾压。科举考试中出现这种绝对实力碾压的，极其罕见，实是异数。吴育当排第二，在进士科中先中省元，再入一等，又成为制科三等的第一人。特别是制科与进士科考的内容和要求不同，一般人只能应付一种，就更加不容易。如在历史上同样中制科三等的苏轼，进士科的成绩就不如人意，只中了乙等进士。不过苏轼厉害之处在于，他参加了两次制科考试，两次中三等，这就是三百余年无人可比的成绩了。
吴育具体治事的能力不说，理论功底是在的，所以赵祯让他来记录。起居官记录，载入国史之后，今天徐平应对的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政权意识态的一部分。如果改革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那么这就成为大宋正统的意识形态，将主导整个政权的运作。
理明则事通，意识形态一致，才能让政权减少内耗，运转顺畅。
君臣坐着喝了一会茶，吴育匆匆赶来，行礼如仪。当年一起唱名的一等进士，徐平已经位至当朝宰相，吴育还只是右正言，以本官为谏官。不过修起居注日夕在皇帝身边，是进位之阶，吴育接下来很可能会被大用。从谏官到词臣，升迁不依常理，与徐平升迁不同。
赵祯与徐平一问一答，把刚才讲过的内容再次说了一遍，并进行了深入。
起居官不是速记员，不是把听到的话一字一句地记下来，而是记下来意思，字词未必与说的相同。是以做起居官，要求对要记录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不是读书认字就可以做了。吴育善科举，在理解方面当然无问题，一一记下君臣问答。
讲过了先前的内容，徐平起身，重新站到黑板前，指着“赋税”、“租息”和“口粮种子”这三个圈，道：“由家而国，口粮种子和赋税必不可缺，也无大花哨。一家之人，吃穿用度，留种兼存粮备荒，大约有数。此欧阳修等人所言，耕三年存一年之粮，以番天灾饥荒之时也。理政，就在于赋税和租息的分配上。这两者都是本于耕田所得，除去耕田之人必需用度之外的剩余之物。有了这剩途物，就有了朝廷，有了国家。”
“一人生于世，聚而为天下，为朝廷存于世间，臣用三件事来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生存，就是要活着的必需之物，于一人如是，于一家如是，于一国也如是。生活就是生存必需之物外，让自己过得更好，比如食美味，品丝竹，诸如此类。于一人如是，一家如是，于一国亦如是。而生产则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所要做的事情。以农夫稼穑来论之，比如治沟渠，开荒田，养耕牛，买犁铧之类。以经商之人论之，便如买店铺门面，以务工之人论之，如买更多机器，建更大场房。一人如是，一家如是，天下亦如是。”
“有了剩余之物，则这剩余之物投到哪里去，生存、生活、生产，各占多少，对一家是一家之政，对一国是一国之政。以本朝现在来论之，臣为三司前，财赋大半养兵，则是大多用于生存。因养兵是为了御敌，国既不保，自然无有生理。臣在三司经理，现如今朝廷岁入，约有三四成用来养兵，其余大多投入了修桥铺路建场务之中。则至此时，本朝生存已不艰难，而主要是为了未来从事生产。朝廷官员加俸加禄，则是生活。此于天下，于士大夫，生存、生产、生活是如此分的。此是大略，详细自然是有无数条贯，然理不失。”
“臣先前讲，租息虽然不当存，但却不得不存，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朝廷于细民无法万事替其经理。其欲开荒田，虽然朝廷有劝农之法，只是无法做到把天下每一人都圈到此法当中。有民欲开荒，只能求于借贷。有人家的田耕不过来，而又有人家多子，只能去租田多人家的地来种。诸如此类，租息有存在之理，故能尽除。”
“然则租息或许是由此必然之理而起，年深日久，却成势力人家取贫苦人家之物，不劳而获之术。租息起初取剩余之物，然则借着从别人那里不劳而获的租息，势力人家必然越来越强，而贫苦之家愈弱。人欲不知足，租息从取剩余之物，必然向着取穷苦人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去。贫苦人的口中之食，下地之种渐次被夺，不但当下受苦，更绝了其未来的生路。朱门酒内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言兼并之祸，不如言势力者越强，租息之祸欲烈，终至穷人无以为生，天下无以安立，终至天下大乱。”
“欲解此困局，臣愚钝，仅勉强想出三策。一曰抑，不是抑兼并，而是抑势力之家取租息。为何不是抑兼并？因兼并只是其表，而非其根。租息不抑，兼并不只压抑不住，而且会让租息之祸更烈。为何如此说？现如今天下之财，根本上来说出于田土，在于农耕稼穑。则租息之害，最多的是在乡间。乡野小民，如何看其生计如何？不要看其吃什么，穿用什么，因为其所能拿到手里的，不只是朝廷税赋少收，租息不多，还在其自己力耕用不用心，出不出力。两者混在一起，容易让人模糊。言租息不成祸的，说贫苦人家之所以贫苦，是懒惰，是愚笨，是理所当然。言一切皆因租息之祸而起的，则认为人人一样，受租息之害皆因有坏人害之。执政者当心知，一事一物，必一分为二，执其一端则乱。”
“小民除了供给自己衣食，还有三样。一是赋税，二是地租，三是借贷之利息。赋税是朝廷之责，地租有一定之规，惟有利息之祸最难匣清。或曰，我完朝廷赋税，自耕自食不借贷，便不受这利息之祸，果能如此？臣言，不能！”
“你不借贷，他不借贷，总有人借贷。被人取走的利息，那个钱就在那里，终会从你的衣食住行，种地买种方方面面来刻剥你。如丰收后谷贱伤农，如灾年谷价飞涨，如耕牛价钱一日贵过一日，如欲买一犁一铧而不得。抑租息之祸，不只是在限乡间借贷，而且还在于平谷价，平稳牛、犁、铧等等价格，但最根本的，朝廷看得到的，是地价！皆因其余所有价格，终究还是会汇集到土地上，种地合不合算，能收多少租子利息上来。”
赋税、地租、地价，这三个是考察农民负担沉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追其根本，就在于农业的剥削，集中在地租和放贷收息上。赋税越多，地租在收成之中占的比例越大，地价与产出之比越高，则农民的负担越沉重。赋税和地租比较容易观察，地价因为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是以迷惑性较大，理政者必须要把地价搞清楚。
农业社会的剥削手段除了政权的赋税外，以地租和放贷收息为主，所以研究农业时代的经济，便会以地租、地价和赋税为中心。进入工业社会，地租这个剥削手段改成了资本无偿获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放贷收息则更进一步，发展成了金融产业。放贷收息促进生产、渡过天灾**的积极性，成为了金融产业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而另一面，他们的剥削本质是没有改变的。金融产业的收益与实体经济收益的差值，如果是负数，则说明在发挥其促进实体经济的积极一面。这个负数的绝对值越小，则积极意义越小。如果这个差值成了正数，则就说明金融产业表现出了其剥削手段的一面。金融产业相比较于其他产业越赚钱，则整个社会受到的剥削程度越严重。
宋朝的农民对赋税、地租、地价的感觉，可以类比徐平前世对税和保险、工资以及房租、房价的感觉。税和保险可比作此时的赋税，工资与自己付出的不平衡可比作这个时候的地租，而房租、房价就是最明显的金融剥削加到你身上的集中表现。当然，农业社会放贷收息的剥削不只是直接地表现在借贷关系上，还间接表现在操纵粮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上面，金融的剥削也是如此。金融动荡，通货膨胀与紧缩，无所不在的保险，房租、房价的快速上涨，都是金融剥削所采取的形式。你可以远离金融，却无法逃离金融剥削的手段。
从对奴隶赤luoluo的压榨，到利用地租和放贷收息，到用剩余价值和金融手段，剥削者总是要穿上一件外衣，这件外衣还会越来越华丽。
第13章 治术（四）
从离开原始社会，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形成了国家，出现了政权，政权就天然具有两面性，或者说有其独立的人格。既有维持剥削制度的一面，也有调和矛盾，抑制剥削烈度的一面。对于不同的阶级，这个独立人格或有强弱，剥削者觉得强，被剥削者或许会觉得弱，被剥削者觉得强，剥削者会觉得弱。当然，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觉得软弱不堪的废物政权，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惧怕的强势政权，不能一概而论。
不管怎么说，政权天然是具有既代表两方面的利益，同时又要抑制两方面利益的两面性，被两面同时讨厌，实属必然。个人与政权相互理解，就要讲忠恕之道了。
不管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管是哪个阶级，如果要强行抹杀政权的独立性，抹杀其独立人格，哪怕其强盛一时，都会被政权的暴力教作人。如果政权手中的暴力压抑不了这种行为，那么社会的暴力就会取代政权的暴力，还是要来教你好好做人。
徐平前世，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挟工业之威，对内进行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对外则对其余的国家、民族进行惨烈的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他们驯服了政权的暴力工具，自以为从此天下无敌。最终在内部激起了以工人阶级主导的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在外则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反抗斗争。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以资产阶级意志主导的帝国主义，和以被剥削阶级为主导的国际主义两股大潮。两股大潮缠在一起，最终把资产阶级驯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