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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结构就瓦解了。立场失去了，意识形态就变了，政权性质就变了。
所以说，皇帝的义不在纵容官僚集团上，他站到官僚集团这一边来，整个天下就非常危险了。君臣和谐，是说大家意识形态相同，但各有职责，矛盾体现在这里。
皇帝的个人操守不可靠，无非是把皇帝换成一个集体，如同把宰相之权分成宰执集团的众人之权而已。确定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不会改变。其间的分别，如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虽有不同，却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罗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汉的丞相制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偏向来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会理出很多历史的脉络来。
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生发出政治结构和一系的政治原则，由此又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举措。变法，就是在确立了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旧的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原则。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识形态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徐平一直讲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则是公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过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则是封建思想，把自己当成了郡县的主人。
政治结构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错，导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这个政治原则，是为了体现皇帝与士大夫的主从之分，确保政权的立场。体现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减刑免税之类示恩于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来并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归于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减刑，因为不是示恩之举，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里，为疏决。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这个范围内，百姓受到好处只可归于朝廷，朝廷认为是个好官，而不可借此让百姓感激自己。否则就是封建思想，违反了大一统之下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朝廷纵然一时有行政命令错误，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担，不可以向上推托，分辨是朝廷内部的事情，与百姓无关。挟民意而对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如宽刑免税兴学之类，地方官提出来施行，必须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书的敕令行下来，而不能自作主张。哪怕从头到尾中书就是签个名，盖个印，这个好处也是来自于朝廷。这条政治原则，是为了保证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坏大一统的政治结构。
所以万民伞之类官员要当心，一个不小心，不但不会受到奖励，还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处罚。违反政治原则，比违反制度更加严重，就此被打入另册也有可能。徐平离开邕州百姓雨夜相送，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并不会因此奖励升迁。如果他拿着这件事，回京之后作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劳，反而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公天下，大一统，地方官在郡县，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绩，百姓的态度不太重要。这个职位本来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声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还是以朝廷职责市私恩。万民伞之类对官员绝对加成，是封建残余，是有家天下的意识形态在内。
由意识形态而延伸出来的这些禁忌，在政权内部就是政治原则，在政权外部就是政治正确。官员要有政治意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除了法律制度，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正确在约束他们。不以政治原则来要求，就不在官的范围内，是吏了。
官员不适任被贬被免不只是做错了事，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有的时候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原则不清楚，缺乏政治敏感性。犯了这一条，比做错了事还严重，受到的惩罚也更重。欧阳修因朋党被重贬，便是违反了政治原则。
政权的独立意志越坚定，意识形态越强，对官员的政治立场要求就越严厉，违反政治原则受到的处罚就更重。征民间贤士，给官不做的，很多人是淡泊名利，但也有一些人是不想受到政治纪律的约束。以为古代只有忠心不忠心，被不被人赏识，做官不用讲政治就想当然了，是把古代都当成家天下和私天下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会有不同的政治。
政权内的官员要讲政治，吏不需要讲政治，即吏无义，这是官与吏的区别之一。
不涉及上层建筑，不足以称为变法。有的变法触到了意识形态，有的变法只是及于政治结构和一部分政治原则的调整，这是广度和烈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被推倒重来，可以称为革命。有时是别人革政权的命，政权横下一条心，也有可能革自己的命。
政权有独立的人格，而临危机时，必然也就会有自救的行动。当自求必须要触动到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时，便就天下大变，进行自我革命了。延伸来说，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王朝更替，广义上就是在进行一次又一次自救，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
（不眠不休，终于理通顺了，一起发出来吧。觉得这些章节枯燥的的读者，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有一本很多读者看的书，我很珍惜，对于书中主角的行事，总觉得要理出有道理的内在逻辑来。这些内容，不写这本书，没有书中的主角，我根本不可能去想，去做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有了这个主角，让他正确的做事，只好做这些了。主角拜相了，我只能尽我的力量，让他真正的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宰相。如果世界上真地有穿越，我想到了最后，我也会成为主角这样一个人吧。能力或者有限，事情做的有好有坏，但人有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不做正确的事呢？）
第20章 税赋何所出
“天下之政，非钱粮不行。武不可用于内，仁义不可求于细民，欲以解天下之危，钱粮为大。朝廷之钱粮，有禁椎之得，有盐铁之入，而根本在于税赋也。”
“或曰，今朝廷盐铁之入广收，税赋不似先前重也，何云根本在于税赋者？”
“臣言，盐铁之入，禁榷所得，以供朝廷之用耳。征税赋于天下，朝廷之用而外，显朝之义也。朝廷之义显于平苦之民，故朝廷之偏，在于平苦之民也。”
“显朝廷大义，是故朝廷税赋不征于平苦之民。凡天下百姓力耕所得，力佣之值，朝廷不税不赋。朝廷之税赋，当征于势力之家，税赋本于产而非本于人也。”
“或曰，以是说之，农赋不当征耶？”
“臣言，乡间税赋本于田，田为产，非征之于人也。田之税赋之外，别不他征，此税赋本于产，示朝廷于平苦之民之偏也。城镇之税赋，一本于此，力雇之值不征也。”
（此处指对资产征税，不对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征税，本于政治立场。）
“或于狡猾之徒，自雇自佣，高其雇值以避税者，官查之可也。天下公司，计账之人隶之朝廷，不使私雇，此以查之也。明查之，绳律者，虽有法外之徒，不为大害。”
记到这里，吴育见徐平停了下来，终于出了一口气。这样长篇大论的君臣之对，于起居官真是个苦差事。不但是要记，还要理解其中的意思，吴育一心二用，着实辛苦。
见徐平喝了口茶，坐下歇息，吴育上前道：“宰相有暇，可否下官一时这惑？”
徐平道：“但讲无妨。春卿盛名负天下，我有解之不明者，莫笑我。”
吴育忙行礼不敢，道：“宰相讲天下事，必本于二三论之，何也？”
徐平道：“这却有本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万物生焉。天下事二三论之，以皆道化之二三也。上古之时民无争，一也。生有余，有不劳而获者，有劳而不得者，天下之民由一而生二焉。二必争，是故有朝廷。势力之家、平苦之民、朝廷，三也。三而生万物，天下之事，莫不由此三来者。是故治国理政，必本二三之论。”
为什么把前世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进化，改为了原始大同、现今之世和未来大同之世三个阶段，是因为解释这个历史规律的哲学基础变了。**把历史划分为那样几个阶段，哲学基础是矛盾论和辨证法之否定之否定。徐平做三段划分，是把哲学基础改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生万物，即把阶级斗争理论彻底地中国化。
他前世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当然正确讲述的，在这个基础上，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哲学，评价就只剩下了有辨证法的正确思想，但很朴素。
矛盾论的基础，事务发展的内因起主要作用，即内部斗争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的发展演化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奴隶社会是对原始社会的否定，封建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否定之否定，一直延伸而发展下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最终会出现否定之否定，无产阶级终究会胜利，同时迎来新的**社会。
这是**理论社会演化的哲学基础，本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有了这个哲学基础，才有了无产阶级终将会胜利，**必然会到来的结论。
意识形态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从哲学基础开始，对历史的认识，延伸出去。正因为其科学性，严密性，才能被认为可以指导现实，走向未来。
否定之否定来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是一种哲学。**理论把这种哲学思想引入到了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才出现了社会阶段的划分，才出现了**的必然，社会主义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了这个哲学基础，则**就成了空想。
把阶级斗争的哲学基础替换成中国传统的道生万物，就出现了社会发展的三断论，原始无阶级社会，阶级分化社会，政权出现阶级调和的社会。三生万物，意味着有政权的阶级社会将长久存在，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进化就消失了。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发展的解释，即从民无争，到民有争，到出于调和的目的出现政权。即政权的出现，不是为了实现阶级压迫，而是为了阶级调和，这是从先秦诸子一直延续到韩愈和柳宗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构建圣贤政治，而有了对上古三代无争之世的美好描述，有了对未来大同之世的向往。
徐平做的改变，是取了**中阶级斗争的理论，从圣贤政治中走出来，改为以传统的道生万物为哲学基础，形成一种以阶级调和为主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要严密，必须要有哲学基础。道生万物哲学，对赵祯来说是当然之理，不会因为被教了否定之否定而有任何疑惑。对于赵祯来说，跟徐平前世教的完全相反，道生万物才是当然正确。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简单而不严密的理解，可以用集合来比较具象地展现。最开始的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是道存而为一的时候，治国以德，传统文化之下具德为圣人。把这个时候的天下人看作一个集合，是生一。有了阶级之分，这个集合分化成了两个集合，这两个集合是从前一个集合来的，依然共存于天下人这一个大集合中。这个时候就是一生二，虽有二，一却仍然存在，这就是仍然出圣人的哲学基础。阶级斗争的存在，两个集合不断斗争交流，产生了交集。这个交集，就是三，有一部分是一个集合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另一个集合的一部分。出现的这个交集，就是政权，到了这个阶段是二生三了。三生，前一个阶段的二也在，再之前的一也在。三生万物，是说到了这个阶段天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现了，要么走回头路，要么到了尽头。回头路，就是重新回到无争的大同之世，三重新归于一。殊途而同归，三生万物是回到了一，否定之否定是经过一系列的否定，而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性质与原始社会相似。
交集虽然从属于两个集合，但交集跟每个集合都不一样，这就是政权的独立性。有了这个交集，隔离缓和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了稳定状态。交集是由两个集合的各一部分组成的，阶级矛盾表现在争夺交集中的权重。有阶级必然有斗争，所以政权永远不能位于正中的地方。实际上因为上面存在一个更大的一，此消则彼长，正中并不存在。
三本身就是二的各一部分，所以只能调和，三即政权的出现也是为了调和。对于政权这个三来说，必然有偏向，因为剥削者的力量是一直增长的，不偏向被剥削者一边，政权自己本身也会被消灭。这是政权自己生存的必然需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政权为了求存而不得不向被剥削者偏移的改革。政权只要不想消失，这种改革的需求就是必然。
每一个集合都有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政权对每个阶级实际都讲仁。因为有自己求存的独立性，便就有了义的存在。所以政权只存大义，小仁小义是不存在的。
在二三的基础上，一这个大集合一直是存在的，这就是德。及弥灭差别，重新回到一的状态，是更高一层级的道德。在德的基础上，出现了大同社会与**社会的类似。
使用了这样的哲学基础，才有了徐平对社会阶段划分的改变，才有了力主进行阶级调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于哲学基础，对历史规律进行总结，使用的哲学基础不同，哪怕同样讲阶级分别，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识形态。
放弃否定之否定，改取三生万物，是因为徐平前世没有看到否定之否定的胜利。他所观察到的历史规律，符合三生万物。历史一直是发展变化的，将来会不会出现用另一种哲学基础的需求，那就不是徐平所能知道的了。
三生万物是这个时代的广泛共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社会发展的哲学，徐平使用这样的哲学基础，这个年代的人一说就懂。如果他的前世真地见到了**社会，见到了否定之否定证明了正确性，他就向这个时代的人卖力解释那一套哲学基础了。
徐平给予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是把前世**的阶级斗争学说，哲学基础换成了中国的三生万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化。
世间并无当然之正确，人认识自然和历史都是一直在发展的，也不必强求正确。只要从哲学到历史，到当下世界的政治分析，统一连贯，并无不合时宜之处，就是合用的。
第21章 欧阳修的疑惑
今日大朝，之后就是年假了，大家各自回家过年。
散朝之后，赵祯命把徐平在天章阁的奏对榜于朝堂，许百官议论。
欧阳修和蔡襄立在榜下，看到徐平论朋党的一节。“士大夫自为一党，党中有友无朋。”
蔡襄指着对欧阳修道：“永叔，相公此论可是与你日常所议不合。”
欧阳修笼起袖子，小声嘟囔：“议不合，自然以相公为是。我自改之，只是不知相公此论到底何意。同门为朋，同志为友，士大夫当只有一志么？”
回朝的司马光恰巧经过，叹了一口气，对两人道：“相公欲一道德也。”
说完，一扬袖子，大踏步地走了。
“一道德？”欧阳修和蔡对视一眼，有些明白了榜文的中心思想。一系列将要举行的行政措施，其实不那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徐平都会接纳。
徐平跟赵祯的长篇大论，核心其实就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用他前世的话讲，是让士大夫集团成为一个组织不紧密，但思想统一的执政党。
这样一个类政党，历史上的王安石曾经努力过。他创立新学，改革科举，根本目的不是做当世大儒，而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大家有同样的政治思想。王安石一道德，反对者同样一道德，结果就是新旧两党对立。不是只有西方泊来的党才是党，北宋中期出现的新旧两党，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党争。他们各有明确的政治思想，政治纲领，只是在组织上不如后世的党严密罢了。或者说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领袖。
党之所以成为党，核心是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而不是组织形式。不是非要像欧美那样的党才成其他为党，宋朝的党有自己的特点，思想比较统一，组织比较松散。
王安石立新党之失，之一在于思想过于庞杂，上到天理循环，下到人之性情，几乎无所不包。如果要在天下一道德，这样无所不包的思想是必要的，比如徐平前世的无产阶级政党，从社会发展到科学技术，从人到宇宙，涉及到一切的知识。这是斗争的需要，在每一个方向跟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仅在政治中一道德，其实不需要涉及到这些。
仅及政治，就把政治思想统一好了。思想统一了，一切政治行为就有了依据。
因为要举行满朝文武的大讨论，旁边有书吏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