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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时瞠目，回答不出。
后来我查阅许多历史资料才明白，十七世纪以来近三百年，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是印度，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
我认为这个事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形象的意思，恰恰相反，只有当国人知道自己的耻辱历史，明白自己曾经有过哪些痛苦教训并给别人也造成过痛苦，我们才有资格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人有信心造福于自己并将造福全人类。
中国种植鸦片的历史远远早于十九世纪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只不过从前祖祖辈辈吸国产烟土，自给自足，比如“贵土”、“云土”、“川土”等等，直到英国人驾驶战船大炮来推销洋烟，洋烟又多又好又便宜，就像二十世纪的日本汽车家用电器，符合市场规律，迎合国人消费心理，至此一发不可收，史称“烟祸”。
中国种植鸦片，鼎盛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军阀混战，政令废止，纲纪松弛，获利极丰的鸦片生产运动席卷中国西南、华南和西北十数省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的1937年，中国罂粟种植面积已达八千万亩，鸦片产量超过六万吨，为当时金三角鸦片产量的二千倍，为世界各国产量总和十倍以上，吸毒者近一亿之众。中国因此获得三个世界第一称号：罂粟种植面积最广，鸦片产量最大，吸毒人口最多。
我由此想到一个有趣问题，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分子比如英国人，他们贩卖鸦片，干出伤天害理勾当，可是他们自己吸毒吗？答案是明确而否定的，英国人不吸毒。他们为什么不吸毒呢？因为觉悟高，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因为从一百多年鸦片消费的地区分布看，欧洲基本为零，亚洲最多，又以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各国和中国为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1995年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博物馆，我看见1853年佩里准将率领美国舰队，第一次逼迫日本天皇签订的通商条约，随后又有西方四国舰队炮轰下关事件，至此日本国门洞开。这种形势与中国鸦片战争极为相似，但是结果迥异：大清政府因此更加腐朽堕落，而日本则产生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人是否将鸦片也推销到日本？如果推销，日本人民接受吗？为什么？
答案同样令我震惊。
西方人当然也向日本推销鸦片，日本人很快接受鸦片，但是没有像其他亚洲民族那样自己吸食，沦为鸦片的瘾君子和受害者，而是精明地学会利用鸦片赚钱，毒害别国人民。日本紧随西方人，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鸦片输出国，把鸦片卖到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朝鲜。这个悲惨事实令我痛心得好几天睡不着觉，好像被敲断脊梁骨的狗。
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到四年时间，就完成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一个多世纪没有完成的伟业。到1953年，也就是我呱呱坠地那一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大陆彻底铲除鸦片，禁绝烟祸。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我在拙作《大国之魂》中多处提到，我曾有过一段偷越国境与罂粟花共舞的短暂日子。
当时我不满十九岁，怀揣两本书，一本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一本则是禁书，废纸收购站偷出来的《莱蒙托夫诗选》。我先在缅甸克钦山区游荡，寻找伟大的共产党游击队，但是山区没有红旗，没有革命，山林起伏莽莽苍苍，传说中的游击队始终像大海的鱼儿不见踪影。后来我辗转流落到掸邦山区，害了一场大病，幸好遇见一个好心的山民罗勒（音）大哥，病好之后我就留在山寨里。
1998年雨季我到金三角采访，所到之处没有一株罂粟花，这不是说毒品已经绝迹，而是还不到罂粟播种和开花的季节。不管是钱大宇还是蒙小业，他们指着那些深山老林对我说，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罂粟花的海洋时，我脑子里涌现出来的则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见罂粟花那种惊心动魄的印象。这是一个早已定格的画面，就像婴儿的记忆，伴随生命成长，被深深烙进灵魂里。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大病初愈，刚刚从死亡边缘逃脱的我，歪歪倒倒扶着竹楼爬出来，带着满身的疲惫和虚弱，终于走到明亮而热烈的阳光之下。我看见迎面的山谷像大海一样沸腾起来，微风拂煦，百鸟鸣唱，五彩缤纷的鲜花迎风怒放。远山近壑，大山深谷，一片片彩霞从天上飘落下来，大地辉煌灿烂，一如仙境降落人间。壮丽的花海顿时像潮水将我淹没，一瞬间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像溺水之人拥抱死亡，我的心灵快乐地向往这种美丽的窒息。
辉煌的音乐奏响起来，天才诗人莱蒙托夫面对大海放声歌唱：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的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我顿时泪流满面，心中坚冰开始融化，我被大自然感动得无以复加。在我面前，花海重重，万紫千红，鲜花澎湃怒放，将美丽生命热烈地绽放在春风里，辉映在阳光下。花海无边，从极远的天边一直铺落到我眼前，仿佛是一匹无与伦比的精美缎子。蜂蝶飞舞，花香四溢，轻风絮语，太阳歌唱，美好的事物暂时化解我心中淤集的孤独和痛苦，我跌跌撞撞地扑向花海，俯向鲜花大地热烈亲吻。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条通往天堂的五彩路，谁不为这个美丽得令人窒息的仙境而大哭大笑呢？
一个名叫玛青（音）的掸族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她诧异地注视我的颠狂举动，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对我说：“小汉人，泥（你）吸土（鸦片）么？烟花不有，有几个街子（五天一街）呢。”
山民称呼当地华侨，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小汉人”。我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着她，她又重复一遍，罗勒的妻子金蛮卜（音）笑着解释说：“她说，这些都是烟花（罂粟花），收烟土还有二十多天。她以为你犯了大烟瘾呢。”
原来这些无与伦比的美丽花朵就是被称作魔鬼之花的罂粟花！我为之瞠目的同时，也为好心姑娘的误解哭笑不得。
不久我发现，罂粟花其实很像世界著名的荷兰郁金香，它们开放红、白、粉花朵，高傲而妖冶，映衬高高的蓝天白云，迎着温暖的亚热带熏风向人们摇曳。我喜欢这些美丽的鲜花，它们跟世界上所有美丽生命一样，娇弱高贵，一尘不染，它们热烈地诠释生命，开放自己，尽善尽美地展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生存意义。人们都说罂粟花是魔鬼之花，我认为很不公平，妓女之为妓女，是女人本身的责任么？
花儿本身没有罪过，魔鬼藏在人们心里。
罂粟，当地话叫“必壳”（音），意思是会唱歌的花。至于为什么罂粟花会唱歌，我从头人阿金的老奶奶阿婆那里听来一个传说。老阿婆据说已经有九十岁，脸皱得像山核桃，一双枯手伸出来抖抖地活像鸡爪子。她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歪在火塘边吹大烟，当地大烟有两种抽法：一种是把生烟丝与生膏（生鸦片）掺在一起，填进竹烟筒点燃吸，跟吸水烟筒差不多，称“舵把筒”。另一种是从中国传来的吸法，就是比较考究地用烟具吸。先在烟灯上将生膏熬熟，用细铁钎挑出一个粘糊糊的烟泡在烟灯上烤，然后再放进铜烟枪上边转边吸。
老阿婆用的就是价格不菲的铜烟具。我常常看见她颤巍巍地挑起一只熟烟泡，凑在灯罩上边转动边吸，嘴唇一鼓一鼓地，像生蛋的鸡屁股，然后不是生出鸡蛋而是喷出一股股蓝色烟雾。她脸上表情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急迫、饥饿、贪婪渐渐过渡到慈祥和幸福。当她过足烟瘾，才眨巴着被烟火熏得半瞎的泪眼，向我断断续续讲述下面这个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九十九个仙女从天上下凡，九十八个阿姐都找到如意郎君，过上美满幸福生活。惟独最小的阿妹在深山里迷了路，只见狼虫虎豹，不见村寨和人烟。阿妹走不出大山，只好不停地唱歌，最后忧郁而死，化成一片美丽的罂粟花海。老阿婆还说，要是在开花季节，你躲在石头后面，一定会听见仙女唱歌。但是你千万莫要出声，不然要遭大祸呢。
我当过红卫兵，受过无神论教育，自然不相信关于仙女之类胡说。我故意说：仙女唱什么歌呀，想搞对象吧？老阿婆停止吹烟，她的瞎眼睛里分明射出一股怨毒的光来，炭火一明一灭，使她看上去更像传说中骑扫帚的老妖婆。老妖婆探起身子，恶狠狠地说：诅咒你们男人呢！
我吓得身子一缩，再也不敢接她的话茬，像老鼠一样悄悄溜出去。
在金三角，我渐渐走进当地人生活，同他们一道体验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的原始形态，于是我看见罂粟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如何坚实地支撑着山民的日常生活，就像农民种植蔬菜粮食，牧民放牧牛羊一样。试想如果农民无粮可种，牧民没有牛羊可放，那将会是怎样一个灾难降临？我的房东罗勒大哥说：大烟啦，我们很喜欢，换粮食，换盐，换钱。还换姑娘。这个意思是说，大烟是他们生活中最值钱的物品，可换回一年的生活必需品，还可以换老婆。事实上当地人早已同罂粟结下不解之缘：果实（大烟）是一年的经济收入；罂粟壳卖给药材商人，罂粟秆喂牲口，烟膏治病，连罂粟籽也是他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用油料。
我头次品尝罂粟美味是刚到山寨不久。
房东罗勒大哥从山上打猎回来，他的火药枪上挂了一头野兔，一只松鸡，算得上运气不错吧。他的妻子金蛮卜挺着大肚子，快活地在火塘边忙碌，一只松鸡献给头人阿金，兔子归己。这天晚上，外面月朗星稀，山峦的黑色剪影静谧得像一幅画，竹楼里燃着红红的柴火，火塘上面熬着鸡烂饭，当火苗不时窜起来映亮低矮黑暗的屋子，酸笋鸡杂和大米饭的香气渐渐就溢满了简陋的屋子。这是我在金三角流浪生涯中难得一遇的欢乐时刻，我和主人的三个孩子都像馋猫一样守候在火塘边，幸福像火光一样映红我们的脸膛。这时候女主人起身出去，罗勒大哥一面用“舵把筒”吹大烟，一面快乐地朝我们挤挤眼睛说：“大嫂去取好东西啦！”
当大嫂进来时我看见她手中多了一只竹筒，那是只陈年竹筒，陈旧得变成黑色，好像有一百年历史。我好奇地凑上前去，看她打开盖子，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顿时直冲脑门，险些没让我晕过去。我看见一堆像粪便一样浓稠的秽物在锅子里翻滚，谢天谢地！我险些没有叫出声来，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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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嫂看出我的厌恶和疑问，她乐起来，抿嘴一笑说：“小汉人，这是烟籽豆腐，好吃哩。你尝尝就知道了。”
我拼命抵制自己的恶心，饥饿和食欲到底占了上风。我想世界上的道理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别人能吃的，我当然也能吃。罗勒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当我病倒在山上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并救了我，所以我决不能让他们好意落空。当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时，奇迹却发生了，原先那股奇臭渐渐消失，代之以汤锅里发出阵阵肉香，引得我直咽口水。
当我在大家注目下品尝第一口鲜汤时，一切疑虑和厌恶立刻烟消云散。天啦，烟籽豆腐！汤不仅鲜美可口，而且汤面上还漂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我喉咙里伸出手来，不用说，这是一餐难忘的美味，我贪婪地把一大碗汤全都倒进肚子里。
当地人管罂粟叫懒庄稼，意思是不用像种粮食那样操劳，跟种草差不多。但是我的体会是，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丰收，种罂粟有时也要付出很大代价。
我在山上替头人阿金干活，说好只管饭，不给工钱。雨季一过，我就跟着大家去砍山。砍山是男人的工作，你得挥动长刀，将漫山遍野的杂草、灌木清理干净，付之一炬，砍出一面平整的山坡来。然后再用锄头整地，将土疙瘩一一敲碎，最后就轮到妇女上粪。当地脏活都由女人来做，比如上粪，女人头上盘着厚厚的黑头帕，将散发出恶臭的牲畜粪便装进背篓，又将背绳顶在头上，随后佝着腰，头几乎要俯到地上，亦步亦趋地将这些秽物背上山去。
我虽然免费给头人干活，但是寨子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学生，是有文化的人。在金三角，有文化的人有权受到尊重，所以头人免除我跟女人一道背粪，使我得以跻身在有优越感的男人堆里袖手旁观。
接下来播种，锄草，间苗，看青。为防止雀鸟和野兽糟蹋，还得轮流住在山上守夜。那年天旱，雨季早早收了场，太阳把泥土全都烤成粉末，罂粟本属耐旱作物，也都长得又黄又瘦。头人请来巫师捉鬼。巫师打了一个鸡卦，然后念念有词地说，树鬼山鬼，不要跟人争水，你们去背西边的泉水来浇地吧。
于是寨子不分男女老幼，包括头人阿金全体出动，人人背一只大竹筒，到西边的泉眼背水抗旱。这个令人感动的团结场面使我想起农场抗旱，不同的是农场知青人人一根扁担，一对大水桶，挑得晃晃悠悠的狼狈样子，把救命水一桶桶浇灌在橡胶苗或者金鸡纳霜小树下。背竹桶对我来说是种陌生体验，无论如何，将背带勒在头顶上，光溜溜的竹桶随着脚步颠簸在脊背上滑来滑去，思想和身体一齐疼痛难忍。我想他们为什么不用铁桶或者塑料桶呢？但是我很快明白，金属和塑料都是文明社会的产物，那种时代的脚步距离金三角还很遥远。我们像抢救婴儿一样，把一筒筒救命水浇灌在罪恶的罂粟苗下。
缅历十二月也就是公历二三月，罂粟终于开花了。
春节一过，山寨敲响庆祝丰收的芒锣和象脚鼓，收获的季节就到来了。头人再次请来巫师，村民彻夜不息地跳起传统的象鼓舞和拜神舞，祭拜山神和土地，祈祝保佑丰收。最后举行剽牛仪式，将一头公牛绑在柱子上，男人赤裸上身，载歌载舞，用铁矛将牛刺死，人们轮流喝过牛血酒，吃下被巫师念过咒语的牛肉，然后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刀具、刮片和碗盆上山了。
花期一过，壶状果实就成长起来，小至鸽蛋，大到鸡卵，当地人称烟果包。收大烟就是收割青烟果包的浆汁，太阳出来，人们踏着露水走进地里，他们的工具都很简单：几张薄薄的刀片缚在一起，露出浅而锋利的刀刃，还有一只竹刮片。人们灵巧地沿着果实表面，自上而下划两下，或者三下，很快便有乳白色浆汁从伤口中渗出来，称“割烟浆”。这些新鲜烟浆很像牛奶，也像乳胶，它们浓稠地挂在伤口上，像一串洁白的眼泪，于是空气中就开始弥漫起一股令人陶醉的微甜的芬芳气息来。
割烟浆看似简单，其实非常累人，你得整天弯着腰，埋着头，不停地划呀划，也不知道要重复几万次这种机械动作，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把自家手给划了。我因为长期病后虚弱和营养不良，有天竟一头栽倒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山崖旁。幸好那位叫玛青的好心姑娘抱住了我。在后来那些艰难无助的日子里，许多好心的山民给我的生命注入宝贵的勇气和信心。
烟浆一旦与空气接触便发生氧化。一般几小时，多则十来小时，烟浆就开始变黑变硬，使果实表面看上去好像多了几道难看的瘢痕。我估计一株烟果包大约能刮下05—1克浆汁，一亩地有五千株左右罂粟，也就是说，一亩地大约能产几斤生膏，而且人们必须赶在烟果包成熟之前收割，否则果实一成熟浆汁就干涸了。人们用竹刮片将这些渗出来的烟浆小心刮在事先准备好的竹碗里，置于阴凉处晾干，再用芭蕉叶和塑料布捆扎成小包，这就是生鸦片。当地人称“生膏”、“生烟土”。
这天中午，当最后一坨生烟土被芭蕉叶包扎起来，我远远听见寨子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兴奋得好像发了疯。随后我们都直起身体，看见远远的寨子外面，蜿蜒的山道上走来一长溜骡马队伍。阿金眨巴着老鼠眼睛，脸上露出喜色，说马帮来了。
马帮规矩通常不进寨子，所以商人很快在寨子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又从牲口背上卸下许多蒙着严密油布的驮子，当着众人把油布一一打开来，就像魔术师一样立刻变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来，引起围观者啧啧惊叹。我看见商品有当地奇缺的盐巴、冰糖、布匹、胶鞋、煤油、锡碗、铝锅、烛台、腰刀，有日用百货和妇女喜爱的金银饰物、玻璃镜子、针头线脑，还有掸族男人离不开的三件宝：酒精、烟枪和猎枪。这次商人带来一件了不起的货物，那就是一枝精美的双筒猎枪。猎枪不是通常的火药枪，那些大号子弹黄澄澄的，像金子一样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