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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投稿了，准确来说，并不是我不再投了自欺欺人，而是终于熬到了编辑来约稿，写什么用什么了。但是2004年的时候，我是断然想象不到这些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也许是曾经认真仔细写下的文字，仍很难很难被发表。所以现在每一次写的专栏都比之前更为认真。因为知道发表文章有多苦，投稿后的期待有多焦虑，所以现在才更加珍惜每一次写字的机会。苦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会让你未来的甜更甜。
2012年10月29日
一个靠理想生活的人
有朋友在QQ上给我留言，说在某个青少年杂志上看到我的专访了，于是问我，难道真的想把文学当作自己的未来？其实一直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今天被人一问，倒觉得很严重。
越来越多的人把写东西当作谋生的手段，既然是谋生就一定要大卖，既然要大卖就一定要出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感觉到一点不适，反而对于有的读者来说，对刘童的理解是“又一个靠写东西生活的人”。
无疑我是一个靠理想生活的人，同时我又不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每天生活在危机周围，诚惶诚恐。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尤其对于远离父母的我更是如此，只能靠文字来承载一些想法，用来消遣和打发时间。除此之外，我对电视有着狂热的爱好，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文字和工作之间做抉择，最终还是选择了工作。文字只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当没有更多东西写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个死字。
加入到写字这个行列不算太久，看着纷争四起的江湖，有时候欣慰自己是一个电视人，在北京有了自己负责的节目，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一大帮同事一起努力。
晚上下班，用文字来记录生活，和大家分享，定期出一本书。甘世佳同学也是带着文字离开了《萌芽》杂志。这样很好，有自己的工作，把文字当爱好，有一帮理解你的朋友就好了。
没有纷争亦没有盛名，有一个目标就是做一个好的电视人，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做一个清醒的写字的人。这里知道的人很少，能够聊天的留言的潜水的人，都是刘童的好朋友，高兴就说不高兴就骂，就好像有人说，来到这里看到你那些朋友的留言，即使没有你刘童的出现，都是很温暖的。
高兴ING，所以很希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把彼此当朋友，因为你们都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宽容更大度更幽默更友善。
“甘世佳是萌芽杂志很厉害的作者，后来好像给薛之谦写了一些不错的歌词，再后来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了。我和他也不熟，也都是听朋友说起来的。后来连这个朋友也没有了联系，所以当我现在看到甘世佳的名字时，我也反问了问自己，当年是个什么状况。当年他是我们很多80后写字人的榜样，从未遇见，一直听说。”——2012/10/6
趁一切还来得及
选这个题目，是因为觉得生命太渺小，幸福却太触手可及，但是没有谁能够去好好地珍惜。就像你站在动物园里逗猩猩，你敬礼，它敬礼，你鞠躬，它鞠躬，你朝它扒扒下眼皮，它却拾起一根木棒猛敲你。知道扒扒下眼皮是骂对方笨蛋的意思。你又去逗它，敬礼，鞠躬，拿起一根木棒敲自己，等着看它的好戏，于是你看见猩猩不急不慢朝你扒了扒下眼皮……好笑？那就放开矜持大笑吧，笑完后，你我要知道，就像玩不过猩猩一样，我们最终也玩不过生命。
荷兰画家梵高有一幅画，叫做《麦田群鸦》，该画的构图由三条岔路展开宽广的麦田。画中几乎没有中心视点，而分散的乌鸦，使画面更显辽阔。梵高使用三原色和绿色来呈现单纯而简明的意象，这幅画充分表达了他的“悲伤与极度的寂寞”。梵高在该画完成数日后，在阿尔的一块麦田里开枪自杀，所以这幅画也被视为梵高自杀的预告。
一张画，把所有的悲伤和寂寞都注入其中，代替自己抽离**的感情，感情安置后，人也走了。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于死的等待和预兆，而这一切都产生于人在活着的时候对死亡的恐惧。死前最可怕，气数已尽，扳着指头算自己的最后那一天是多么痛苦的事。躺在床上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怕自己没有完成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怕在这个世间还有所遗漏。没带铅笔，没带橡皮，都是不能够再回来拿了。那个曾经被我骗过的人我还来不及道歉，还有那个曾经暗恋了几十年的姑娘，我还是逮不着机会过去真心告白，一切都是遗憾，病入膏肓，想的恐惧远远大过做的恐惧。陆幼青为自己开辟另一方情感的寄托，他认为有权利比我们先知道，就有义务让我们都体会到。于是《死亡日记》在榕树下沸沸扬扬地生根发芽成长落叶，最后化做所有人的祝福埋葬了自己，得到更多的安详。无所顾忌地走，留下一点对家人朋友的牵挂。于是他放心，因为世界已经不缺他，他也已经不缺世界。俩俩相忘多么的潇洒。
死也可怕。双手叉腰，河东狮子一大吼，可也不过是一个碗口大的疤，不过是一杯可以一饮而尽的血。死亡是短暂的，英语老师告诉我们，死就死了，是不能用进行时的。很多人幸运地经历死亡后又逃离了死亡，往往忘记经历什么样的痛苦，心里只有死后余生的兴奋。
“9·11事件”让大多数的美国青年乐观起来，平和地对待人生。生命过于脆弱，人生太不确定。人人都争做人上人，好不容易进入世贸工作，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一件事，可最后还是和大厦一块灰飞烟灭。发出人生无常的感叹后，发现只有性生活可以把生活的快乐立竿见影地体现，一切皆要及时行乐。
关于死的问题，科学界和哲学界一直存在着巨大分歧。把死亡界定在死和死后两个概念，模糊又牵强。如果一个人真的有死后，不妨想想，以后要一个人走，多么孤单和恐惧。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斗将田山花袋氏在66岁将死时，有人问他临终的心情，他以微弱之声回答：“想到一个人孤独而去，真感寂寞。”
可笑的是，平生否定有死后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在其受临终之苦折磨时，叫着“啊！上帝呀！我的上帝。”“先生，在你的哲学中也有上帝吗？”看护他的医生这样问道。“亲受痛苦的境遇，即使哲学里没有上帝，也束手无策。我如病能痊愈，我将从事完全不同的研究。”叔本华这样说着而死去。斯人已逝，哀莫大于心死，而死却次之。死是肉身的荒废，不死却是精神上的完美。有一句话很好地反映了精神对死亡的影响，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死有什么可怕，乐观一点，生命即使脆弱，人生即使无常，我们只要天天幸福，天天快乐，找个女朋友一块做童话里的小王子和小公主，住在乌托邦，渴了喝喝露水，饿了吃吃蜂蜜，困了往郁金香里一躺，加上好些灿烂灿烂的阳光，于是我惹谁犯谁，你也都拿我没辙。
“这篇文章是我03年的时候写的，真不知道那时的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或许人越年轻的时候，就越会想一些深刻的话题以证明自己的不浅薄吧。昨天看到一段话，我们之所以战斗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当一切你都想明白之后，你大概就会知道，如何活出一个真实，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自己，才是最最重要和舒服的一件事情吧。”——2012/10/6
2005 永远的青春，永远的朋友
2005年，我24岁，那时的我认为：
我们还年轻，年轻就可以失败。苦等的幸福，就在于对方的一句“我没事”。难得的清闲，便是这个年代的奢侈方式。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很开心，是因为我们都更难过，我们学习彼此的优点来缓解自己的悲伤，不是很好吗？
“6月1日”，2005年的下半年开始了。
最亲爱的易同学春节时很兴奋地在电话里和我说：今年是我们很关键的一年，加油了。呵呵，是啊，很关键。放下电话想起两年前的那个有阳光的清晨，我和瑾同学顺利地通过了湖南电视台的考试，一起去医院体检，人多，复杂，谁和谁都是初次见面，有礼貌的互相点头，无礼貌的旁若无人大声喧哗。然后我和瑾同学抽完血，坐在大厅看见一个微胖但明朗的男孩站在外面晒太阳，我说，嘿嘿，那个人好可爱哦，傻傻的样子。瑾看了我一眼，说人家是虎头虎脑，你瘦成这样，说你傻都不配，只配脑积水啊。
那个时候瑾同学的好口才就已经开始奠定。
后来回到台里，男孩跑过来说，你就是那个刘童吧，好棒好棒。
我看了瑾一眼，心里有些飘飘然，觉得这个男孩还蛮可爱的（并不是因为他主动认识我，而是觉得他真是惜才啊，哈哈）。我问他，你叫什么呢？他说我叫唐巍，然后又露出招牌的阳光的傻笑。
之所以开始有感触回忆曾经的那些日子，是看到TIME的留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我们还在做什么呢？
为了打败经视的FUN4，我和巍同学每天去最高级的网吧下载台湾的节目，然后分析，研究，回来自己做策划，交给老大，冲动自然，时间也飞速流转。那时候我和巍同学轮着做选秀节目，一个下午，我刚拍摄回来，巍把我叫到走廊说，我要离开“急先锋”了，去卫视“金鹰之星”。我当时只觉得迎头一棒，一起成长的动力突然就没了，身体也似乎被抽空了一块。留恋归留恋，我记得巍走的时候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无论好或者不好，这两个月的工作你一个人撑下去就是成功。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从那天起，到两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两年之后，我现在还是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这句话的神情。
由于瑾同学被分去做现场的综艺节目，很少和我有交流。我只能自己开始摸索，所幸的是老大小曦哥经常给予侮辱与义气并存的教育，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燃起对记者行业的信心，每次去拍摄时都会见到FUN4的康康假惺惺地打招呼，然后鄙视——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们居然也成为了朋友。
当时的生活单调但并非无味，每天在众人的鄙视下成长，中午吃着广电门口的盒饭也颇有滋味。经常顶着高温坐在大厅门口吃饭，巍就跑过来给我一瓶桔片爽，让我别噎着了。看着他一直饱满的热情，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有生存下去的动力的。只是每天接受他给的3块5一瓶的桔片爽，对每个月工资只有900块的我来说确实有些昂贵，每次喝着他给的饮料，心里都难受得不是滋味。但是我也莫名地相信，我们会努力的，会好起来的，虽然现在没有方向。
后来易同学突然去了北京，让我措手不及，走前的那个晚上我难受了好久，不知道这辈子见面的次数还有多少。当时没有想那么远，在长沙都养不活自己，又如何在北京生存呢？现在我都很佩服易同学的勇气，一直认为他是没有我坚强的，但其实自己才是真正的懦弱，连北上的想法都没有。后来康康也去了北京，而我也因为考研结束无着落，到FUN4顶替了康康的位置，再遇见了小华姐，和小曦哥不同的教育方式，却也是我最感激的人。后来在为《五十米深蓝》写序的时候，我一想到他们，眼泪就不可自抑地流下来。在学习电视的过程中，以及为人处事的问题上，他们真的教育了我很多，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的心态，就好像瑾后来要随着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她蹲在唐姐面前，口还没有开，眼泪先流出来是一样的感觉，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我们走进社会的第一个亲人，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永远要存在感恩之心的。
我要去北京吗？自己一直都做不了决定。巍花了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陪我，最后我做决定时告诉他，我会努力的，也期待我们在北京见面。
我到北京后一个月，巍和瑾也来了。5个人居然就这样在北京团聚了。
我们是经历了多少的波折最终又聚到了一起，如果不是我们自己，谁又可能会把我们分开呢？你有永远的青春吗？问题等价于你有永远的朋友吗？我们的回答是有。我记得我和易隔着网络聊天时的独自感叹，我和瑾在黑色房间里的抱头痛哭，我和康康同时发出的无奈，我们一定要永远在一起。是巍带着哭腔说，你们如果有误解，我觉得很难受。
这就是我们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漫漫而成长起来的城墙，经受住了自己的摧残还怕其他的什么呢？
康总是得意地告诉我，他比我先下载到AMERICANIDOL（《美国偶像》），然后推荐美国实习生给我看。巍也总是召集我们一起为他的活动出主意。我们争吵我们拥抱我们各自忙碌，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共同成长。时间晃晃就过了，大时间是过了两年多，小时间是2005年刚过了一半，还有一半等着我们去努力。
在天微亮的出租车里，我们说，不妄自菲薄，加油努力，多思考。现在的我们依然没有成绩，但有无限的希望和无限的动力，互相的支持和理解，我们还年轻，年轻就可以失败，不过我们尽量希望自己不失败。
说到这里，我也想对王娟说，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很开心，是因为我们都更难过，我们学习彼此的优点来缓解自己的悲伤不是很好吗？
“六？一”儿童节的凌晨我们在京城的最东边的隐秘深处高声讲话，忍者无敌。
这篇文章之后过了没两年，文中的他们创业的创业，结婚的结婚，回家的回家，然后因为年轻的一些冲动和义气，只能私下彼此沟通了。年轻时因为面子而较下的劲儿，总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不得不承认的是，五人小团体已经不存在了。每次想到过去，心里还是觉得很有画面感。
唐巍离开光线后，风生水起的干了几年，然后因为父母的原因又回到了湖南台。易同学和康康成立了公司，做了一些很有名的节目，听说很早就开上了大奔，住上了别墅，女孩们嫁为人妇。精彩的剧情戛然而止。
这个国庆假期见了很多同学与老友，喝了很多酒。以前我也想，等到毕业一年，三年，五年再见，但其实过程中很多人就断了联系。所有现在能见到的朋友都是见一次少一次，你甚至不知道下一次再见的时间，所有少年相约的承诺在未知命运前都只是当下的安慰。你总有天会明白：有些人，有些事，一时错过，就是一世。
电脑桌上养了两株薄荷，有的叶子已近枯黄，摘下来时，仍饱含清新之气，让人惊喜。即使死了，也并非一文不值。恐怕这就是回忆的价值。
——2012年8月1日
“我没事”的幸福
“白色书桌，阿曼尼香水广告。2003年，童的信每周如期而至。青春最为灿烂的季节，他是一直安静陪伴的朋友。12月，信里淡淡告诉我：考研未果，小说未知，左眉开始稀疏，钱包丢失。所租小院唯有午睡低语的母鸡，一个人开始哭泣，那些势必与从前决裂的日子，定有支离破碎的阵痛和藕断丝连的游弋。于是认定最为昂贵的香水该是那一季圣诞礼物。阿曼尼，是不肯放弃黑白两色的纯粹与清明。山长水迢，不过期待冰冷考室里有些微温暖的味道，成全跋山涉水的友谊。今日，北京，他依旧踮着脚摘拾他的梦想。”——Ann给我写的信。
阿曼尼香水，黑白色，经过了600多个日夜的沉积，淡漠成了灰白的颜色融合在了空气里。600多天前，围麻色围巾，Ann笔下的寒冷让我明澈洞悉，将万里之外的礼物静置于桌头，摇曳的波纹化为茉莉叶子的清丽。
琐碎的回忆，如柳絮绵绵，堆积在路口，成了难以逾越的心伤。
简单的歌曲，哼着飞上云杉的记忆，被白云压得极低的天空有安的行走。她取名叫Ann安，只是为了在异国稳定安生。细细末末的步伐，隔着万里的清冽仍然可以亲吻她的脸。她说，我走了。我说你走吧。然后转身，从此不再回头，迎着街口的风，感到寒冷横贯于心胸。手里泛着蓝色冷光的DISCMAN（CD机），里面有着烟火的光芒，冲破阴郁的长沙的天气，如文身一般将你我的离愁别绪刻在云的背后，被风撕碎，丢在任意的方向。我想象着年幼的我们俯身玩沙的情景，触动了鼻头的酸楚。
安说要走说了三年。我以为给她一个理由，一个释放的出口，她便会学会畅想。后来她真走了，淹没在万千留学的人中间，竟没有了特色。黑色有荷花纹路的衣服，一头飞扬的长发，她说英国的冬天寒冷，服装又太昂贵，希望我能够帮物色几件寄过去。
我就顶着一头杂草从早晨9点的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