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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觉是最易存留在内心的东西。
去年春节，奶奶一动不动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看不清楚的电视，听着她听不清楚的声音。与旁边喧哗嬉闹的家族其他人硬生生地隔离成两个世界。突然想起她曾经给我做的面，里面放了无数的小料。那是只有她才知道的小料，每年回家都会吃上好几碗。其他人在吃大鱼大肉时，只有我会要求奶奶给我做一碗简单的面，然后过一个满足的除夕。
那一刻，她静静地坐在那，我突然对她说，我想吃一碗面。
于是她站起来，摸摸索索走到了厨房，开始为了我，重新做起味道永远不会变的那碗面。
我静静地站在一旁，无心地按动着相机的快门。我知道，或许她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是她给我做面的最后一次动作。我不知道那天之后，我是否还可以再吃到她给我做的放了油渣放了蒜姜小料的面。
也许，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关心这个问题之外，不会有人再关心是否世界上还有同样味觉的面。奶奶不会。父母不会。至亲不会。至于我的晚辈们，他们已经可以在麦当劳肯德基里安排他们的除夕晚餐了，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奶奶原来可以做出那么好吃的面。
一碗面的历史，长达十几年，一一扎根在了一个人的记忆里，略显寂寞。
热气腾腾的清面汤水，油泞黑厚的窗台尘埃，映着奶奶那张已分不出怅然所失或欢喜满心的脸，内心有了重重的失落。就像小时候，在夕阳遍野的下午，第一次考虑到死亡时的惘然。
再翻出九个月前的相片，说不出是庆幸还是难过。但总归是有了一个回忆的由头，有一处私人的纪念得以保留。
奶奶已经很难认出我了。这是事实。
外公离开的时候，我在几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个人独处时嚎啕大哭。
对于离开，我仍不似大人般可以对自己宽慰。
对于奶奶生命逐渐的缓慢，突然在飞机落地那一刻在《素年锦时》这本书里找到了打破胸腔、长久以来内心呼喊出的回应。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人健壮时有多么辉煌，而是在它逐渐凋落时，有明白她的人在一旁静静地陪她待着，不言，不语，屏息中交换生命的本真。任凭四周的嘈杂与纠纷。
陪着她一直下去。静静地。
“我又回到了奶奶的院子。我躲在橘子树和无花果底下听歌。阳光当头，家里人在户外有的酿豆腐，有的摘鸭毛。奶奶拿着扫帚来回清理垃圾。有种日光照得出似曾相识的感受，生命在温煦下一直蓬勃，好多年前我也这么坐着，场景未变，唯一不同的是，爷爷不见了，奶奶也不记得我是谁了。好多事，当初抗拒，现在也能坦然了。奶奶已经不能给我下一碗面了。5年前记这篇日志的时候，似乎我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天，我庆幸那一天，我给奶奶拍了那张照片。
临走时，我掐了掐她的脸。她笑了。她对这个动作印象深刻，全家只有我会对她做出这种忤逆的举动。回家路上，我闭上眼睛，全是五十岁的她用被子把我身体裹得严实往床上扔的场景，扔了一次又一次，全因为我喜欢。虽然这是我幼年时毫无来由的爱好，但奶奶却从不试图纠正我的莫名。在她看来，只要我喜欢的，就都是好的。”——2012/10/7
流泪也要有资格
不是每个搞笑的人都很开心的。
尤其是每天都搞笑的人，每天被要求说同样段子的人，被要求表演同样节目的人。
如同我新认识的豆哥。
开了红色的宝马跑车从5年前跑到现在，那个价钱5年前如果买了房现在已经涨了不知多少了。而热衷于表面功夫的豆哥买了一辆宝马，于是价格就一直跌一直跌，唯一值钱的估计就只有宝马两个字了吧。这应该不算难过的事，因为他很得意地说：几年前，我开了保时捷下车，被人打劫，一个LV的包里装了十几万的现金，还有手机等等，我刚下车就被人弄晕了，后来我就收敛多了……
这个收敛多了的前辈表现出来的依然是打了鸡血的样子。回想我们初次见面，为了不让气氛冷下去，我们不停给自己加兴奋剂，说话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说的事情一个比一个有包袱，周围的人全笑得趴下了，只有我和他青筋爆出还在互相夸对方资质好、有意思。回去累得澡都没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毕竟是年轻人，估计他在路边停完车就在车里睡着了吧。
约豆哥吃饭，阿昌哥之前把他吹上了天，一时还没落座就被要求说起段子来。
“我以前穿了双很好的鞋，后来就被警察关起来了。那双鞋是我拣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被关起来吗？”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这双鞋是我在别人阳台上拣到的。”
“后来我被放出来，我就去水库炸鱼，又被警察抓了判了十年刑。我只炸死了三条鱼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被判刑了吗？”
我们还是不知道。
“因为三条鱼死了之后，又有十个潜水员浮了上来……”
“进了监狱之后，很多人看我不惯，三十多个人一起揍我，三十号人打了我半个多小时，我还没有倒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下我知道了：“因为你练过吧。”
“错了，因为他们把我吊起来打的……”
我笑得很猛，也知道这个笑话他讲了应该不下一千遍了吧。
豆哥埋着头吃泡椒鱼头里面的清水面。作为湖南人的他这道菜吃过也应该不下一百遍了吧。吃到一半，他抬起头来说：“非常好吃！”就好像第一次吃一样。
看《真情指数》时，吴宗宪与蔡康永聊着聊着，开始满是泪光。看《背后的故事》，包小松包小柏也是嚎啕大哭。他们的说法都有唯一性——都是第一次在观众面前哭。
靠幽默与搞笑出道的人，不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也许永远都没有流泪的资格，只能重复着自己的过去，打着鸡血活出人的一生。
其实我也是这类型的人，只是做这样的人也需要台阶和资格。
“豆哥后来不知道去哪了，每半年给我打一个电话，不知所云。每次电话都热情饱满，完全忘记我们半年前那个电话是无疾而终。其实我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对面这个人一直热切，我就觉得对方太使劲。如果对方稍显冷漠，我就觉得对方过于矫情。我总觉得每个人的表现都是有剧本的，作为自己的导演，他们能控制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及所表现的人物性格。
这种令人讨厌的性格也不过是两年前开始好转，那时我才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对自己的任何言行负责——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而是很多很多人活着并不如我，以及‘我以为‘的那样累。他们所有的举止都是发自当下最真切意志，无需控制，也无需反省。
有同学曾经在宣讲会上问我，请问你是一个感性的人还是一个理性的人。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理性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感性，而在感性的时候理性的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我连着好几个月为这个解释暗喜，不过也是刚刚才发现，我活得似乎也挺使劲和矫情的。
我妈说：没有人会一直正确，他们只会越来越正确。
对于人生，亦是如此。”——2012/10/8
2008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2008年，我27岁，那时的我认为：
很多类似当年的我企图活在未来，企图花更少的时间过上更优质的生活。只是他们突然明白了：与其被人永远驯养，不如学着以后去驯养别人。
说到底，所有的理由还是不适合，本不是你生命的那个人，就不要因此而让自己困扰了。
人总在寻找着自己一生的定位。难以释怀是最不想遇见的境遇。“活在自己的年龄里”是件重要的事。等待也是一种选择。
“总理都去郴州了，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回去的。”
谭小姐和我一样都是郴州人。因为大雪封山，郴州已成为孤城逾十天，停电停水的，所以我和她也常常在回得去回不去，要回去与不能回去之间使劲徘徊。
近日忙于春节要播出的节目，不停接到温暖的慰问，原来可以过年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谭小姐就不开心了，她常常问自己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回不去呢？”
回答多了，后来我发现，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个终极问题。有太多答案的问题同样是个终极问题。
比如谭小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去呢？”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如此缜密的心思来回答她的问题。
一、我们的春节节目还没有赶完，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快回去。
二、春运期间我们很难买到直接回郴州的火车票。
三、如果我们飞到长沙的话，第一我们不一定买得到机票，隔壁贺老师提前一个星期订票也只有除夕的了，那我们到了长沙还要转车到郴州，所以我们坐飞机不合适。
四、湖南下大雪，机场有可能到时候又关闭。
五、湖南各个城市之间的高速路还没有开放，到了长沙也回不去郴州。（随口又编了一个可怕的故事：我有同学在长沙堵了两个星期了，要回郴州一直回不去，就是因为不通高速啊。）
六、到长沙也买不到火车票回郴州，因为那段火车也还没有开放，不然我们就有可能直接从北京买火车票到郴州了。
（谭小姐及时问道：那我们先去广州然后从广州回郴州呢？）
七、我们别去广州，广州好几十万的人都等着咱们呐。看到咱们铁定很欢呼。
（谭小姐嘟囔：我们又不是总理，有啥好欢呼的。）
八、哪怕以上的条件全部成立，我们不回去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家里没电没水没积粮，回去只能添麻烦，多一个人就多浪费一点资源。
九、就算以上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也不能保证初六就能从孤城里逃出来，不太可能买得到回北京的车票。进了一个大瓮……
写完之后一看，很凄凉的样子。
不过我妈一直很兴奋地招呼我回去。
我爸丢话说：只要你到湖南了，不管在哪，我都会把你接回来。
看在他们用如此积极的心态想把我骗回去的份上，我决定一定要回去。要闯过九道大关，将我和谭小姐2008年的第一大坎坷踏平。
加油！
“为了保险，那年我拜托了五个朋友帮我买火车票，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五个朋友纷纷用承诺换来了卧铺票。本来一张都没有的我，突然就变成了票贩子。但因此我也欣喜了一阵，本来拜托五个朋友就是怕有朋友是忽悠，最后的结论是，我才是一个大忽悠。
回到郴州，站在我爸的办公室，本来满目的树林全被大雪压垮。家中没电，全家人围着蜡烛吃着年夜饭，过了一个难忘的年。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每年我都要回去两到三次，反而对旅游没有什么热衷。回去也不过是去重复以前的生活，但就是觉得安心踏实。
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回去。”——2012/10/8
他终于想起了他的初恋
我认识他的时候，想必他都还未长大。一双清澈到底的眼睛，注定了他长到25岁还是喝不了一杯梅子清酒便醉。
那时也未想过他会坚持着喝这种颜色的酒，会搂着我一句话也不说，会在所有人正在兴头上猜忌他的喜好时便在做直播节目时不顾一切地说出去：为什么我会忘记了我的初恋呢。
他和我一样，和很多很多人一样。不同的人忘记的是初恋的时间，初恋的对象，初恋的地点，初恋的性别。同样的是他们都忘记了自己的初恋。
人的记忆总会强迫自己忘记很多对身心不利的事情，生理无意识的保护机能比大脑清醒得多。
在笑吟吟地经历了半个冬季的明媚阳光后，他从大洋彼岸回来，花三个小时修整了作息之后，便约我到了工体，然后在半侧阴影半侧光的角落里神情严肃地告诉我：我终于想起了我的初恋。
“我终于想起了我的初恋。这次回去，我的卧室从三楼搬到二楼，翻出了一大堆信笺，里面尽是我与初恋之间的对话，以及很多很多我写给初恋的单恋情绪，上面泪迹斑斑，我似乎记起初恋的那一年，好像还是大一。我从这地追到那地，这城追到那城，撑着身体陪着打了通宵的麻将，输了好几百块，听着莫文蔚的《是这样吗》，连高速路的售票员都不忍心给我递面巾纸。”
“再后来，我们在网上争吵，诋毁，撕破脸面，中途和初恋的好友搭上了感情交流了几次**，留下了少年的余味与幸灾乐祸的复仇。然后是没日没夜的酗酒，不分昼夜的睡觉，一年之间体重从110斤长到了140斤，个子也莫名其妙从1米74长到了1米78，又经过了半年的游泳，体重回到120斤，其后又有经历又有爱恨，最终交叠在一起，忘了谁是谁的第一次。”
“……看到一句话后，突然流泪。”
他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张大学里流行过的劣质信纸，有重重折痕，他居然那么认真地念出来：“他打那个呵欠就像一朵巨大的蓝色花朵，沉醉着就把人缠住。体温37C°，拥抱在一起也不过37C°，他于是止不住想，这就是我的爱么……”
他不再朗读，沉默了很久突然说：这是我的初恋，记忆完全被纸代替。
酒吧突然换到熟悉声线：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他继续说：我终于见到了他，脖子上有金色的项链，和四十几岁的老女人搂在一起，笑容还是那样，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看我样子很迷茫，而我很淡然。
他和他的故事，总比他和她的故事来得凛冽。我一直把S当成幼年的自己。豁得出去也挣得回来，带出去参加聚会，男男女女都喜欢他。他回国之后，待了不到3年，又出去了。他说他无法忍受中国男女如此肤浅又快速的暧昧，一个眼神还没弄清楚是喜欢还是厌恶，一双胳膊就圈了上来。他们也可以随意指着一张照片说我爱这个人，也会不洗澡便上床亲热，只因他们觉得开放就要尽情尽兴。在他看来，他所遇见的他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全是为了特立独行。他给我发的邮件里，附了一张他的照片，头发已经留得很长，五官也愈发好看。抱了一条长得和同喜很像的一只泰迪，一个人，住在公寓里。白天骑单车上班，晚上去学习百老汇歌剧。同时和两个人交往，内心平静而坦荡。
——2012年7月31日
关于我人生很多疑惑的词（一）
赎罪
第一次听说《赎罪》是因为王翰涛的关系。
有两句话在我判断中是并列的。一为“当一个人敢用人格为另外一个人担保，这两个人都是可以完全信任的。”二为“当一个人很真诚地为其他人推荐某件东西时，那么被推荐的东西一定值得花时间的，哪怕也许最后你说了一句’有点无聊’。”
《赎罪》并不会让你说“有点无聊”。
二战的硝烟，年幼的过失，一生的追逐与等待，永不可能再实现的愿望。
类问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应该是每个人都要看得起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无足轻重而放任自己做一些事说一些话，其实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对你周围的人造成一生不可弥补的破坏。你呢？”
“当他得了败血症即将离开的时候他想：如果能够再回到法国，他一定要穿上最漂亮最干净的礼服和她一起在市内的公园里散步。我突然很想找个人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去坐城市里最高大的那个摩天轮。”类说。
人生
我的人生有点荒诞。
胡亚捷说王志文当年在学校里最喜欢玩闹，最喜欢逃课，是全班最淘的小孩。那时的王志文以为那样的他才是最舒服的他。后来毕业之后，走上社会之后，他也渐渐放缓了下来，不苟言笑，精于事物，那样的他或许比学校里的他更为舒服。
人总在寻找着自己一生的定位。
初中时，我在所有人眼里都是可以被忽略的那个，任何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总会让我去做，你把我比喻成最没地位那个也行，那时不流行“贱”这个词，如果有的话，我想我那时的位置甚至连用“贱”形容的资格也没有。
高中时，他们开始叫我“小表弟”。他们以及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小表弟”。说任何话都可以不负责任，肆无忌惮地挥霍，仗着父母的关系，在同学与老师眼里游刃有余。
后来，到了大学，我想我是不是该大度起来。于是我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我，蒋友柏说人的一生有两个自我，一个策马奔腾的我，一个坐于车内不敢探头观望风景的我，两个人只有夜间才能交流。而人生最健康的状态则是第一个自我适当地允许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