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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寻找金锭的人民战争在886厂开打。人们既紧张又愤怒，谁也不愿意眼看着厂里辛辛苦苦几十年用电解金板的边角料积攒下来的财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化为乌有。谁都知道，如果能找回这块大金锭大家都能少一些麻烦，如果找不回来，起码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有作案嫌疑。于是全厂职工在公安人员的监督指导下，开始在全厂范围翻箱倒柜，许多工人还拿了铁锹、撬杠在地面、墙壁各个角落敲击、挖掘，其情其状活像日本鬼子进庄找地道、探地雷。然而，经过全厂职工两天两夜的大搜查，厂里每一个角落都检查到了，却没有找到那块大金锭，甚至连可以为破案提供线索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找到。
接下来就苦了这个厂的职工，每个职工都得进行排查，接受询问，说明发案时间的活动情况。经过三天三夜不休不眠的连续调查，在场的职工每个人都能说清楚自己当时的位置和正在做的事情，而且都有证明人可以证明。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天在场的职工都有出入厂区登记记录，大家也都是集体活动，一窝蜂地出来看老将军，大白天明晃晃的，谁在谁不在，如同草场上的羊群，数量虽多，少一只牧人也能即刻发现。摸排结果让人沮丧：没有确定任何重点嫌疑人。
连续不断的紧张工作让专案组疲惫不堪，案情一点线索也没有。专案组和职工群众都非常郁闷，金锭丢了是真的，谁也不相信金锭会自己长腿跑了，可是到底是谁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那么重的一个金锭偷跑，而且一点痕迹也不留下呢？彭远大有个不好也不坏的习惯——爱热剩饭，这是刑警的行话，就是别人勘查过、调查过的现尝人员他有耐心再按照自己的套路重新来一遍。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彭远大就又开始热剩饭，在厂里角角落落的地方转悠着找线索，碰见谁就跟谁聊，在他的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是却又一时半会儿理不清楚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头，心里隐隐约约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一时半会儿却想不出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再次找到了金锭保管员，调查询问情况。金锭保管员是福建泉州人，叫吴水道，彭远大一听他的名字就想笑，心说你要是姓夏就更好了，夏水道保险比吴水道叫起来更顺口。吴水道说一口硌牙的地瓜普通话，金锭丢失，他的思想压力特别大，再加上专案组连续不断的调查询问，已经精疲力竭，神情萎靡，几天下来人也瘦了许多，颧骨支棱得活像东北人爱啃的酱鸡骨，棉鞋口子一样翻开的厚嘴唇干裂得活像大旱年景的黄土地。彭远大心里有些怜悯他，虽然这个人是金锭丢失的直接责任人，可是迄今为止专案组并没有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人，因为他并没有嫌疑让专案组抓祝彭远大先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润润嘴唇喉咙，吴水道局促不安地在凳子上扭来扭去，仿佛屁股下面坐的不是凳子而是锥子：“谢谢啦，我不渴。”
彭远大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吴水道回答：“四十岁啦。”
彭远大又问：“到厂里多少年了？”
吴水道回答：“从建厂就在这里，已经有二十多年啦。”
彭远大忽然想起，迄今为止自己还没有到存放金锭的库房看过，就说：“咱们一起到你的库房谈吧，这里人来人往的说话不方便。”
吴水道迟疑片刻，答应了彭远大的要求，领着他来到了库房。库房是一个里外套间，保险柜放在里间屋，可能是为了安全，里间屋没有一扇窗户，外间屋有一个操作台，还有几张操作椅以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彭远大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跟吴水道聊了起来。他先问吴水道家是不是也在银州市，吴水道说他在银州是单身职工，家在原籍福建，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彭远大又问他在银州市，有没有来往比较多的亲朋好友，吴水道摇摇头：“我这个人普通话说不好，所以也冇多少朋友，更冇亲戚。”
彭远大又问他：“在你们单位里，有没有跟你关系比较好，经常喜欢到库房来找你的人？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你觉得不正常的人或者事情？”
吴水道想了想说：“冇啦，到库房来找我的人都是工作关系，有时候也有同事冇事干了到我这儿坐坐，冇有不正常的。”
彭远大说：“你再把从库房取金锭一直到金锭丢失的整个过程完完整整地说一遍，仔细想着说，一点细节也不要漏掉。”
吴水道就又把他接到通知之后把金锭从库房搬出来，然后到了会议室，再后来跟着到外面送老将军，回来就发现金锭没了的过程讲述了一遍。彭远大问：“你出去送老将军的时候，难道就没想到金锭还放在会议室吗？”
吴水道说：“过去这种情况多啦，凡是到我们厂里来参观视察的领导看过金锭之后，一般我们都出去送一下，从来也冇发生过金锭丢失的问题。”彭远大听他这么说，心里暗骂：他妈的废话，要是发生过丢失也就不会有这一次了。吴水道继续往下说：“就连我们提炼金子的电解室，电解金从电极上扒下来，也就是扔在脸盆里，一盆一盆的黄金扔在那儿，从来冇发生过丢失，所以这一回也就大意啦。”
彭远大又跟他聊了一阵儿，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只好告辞出来，又来到了电解室，室内果然有一些搪瓷盆，不过这会儿这些搪瓷盆都是空的。现场值班的工人老刘告诉彭远大，这些瓷盆就是盛电解下来的金板的。电解下来的金板一般有巴掌大小，电解完一批就入库，进行各种检验之后交给吴水道，然后由厂里上交给国库。老刘愁眉苦脸地对彭远大说：“彭组长，这个案子你们一定得抓紧破啊，不然我们大家都是嫌疑犯，再这样折腾下去，我们可都受不了了。吴水道这家伙，真坑人啊，他稍微小心一点，现在不就天下太平啥事没有吗。”
彭远大说：“我刚从吴水道那儿过来，我看吴水道那人挺老实的。”
老刘哼了一声：“老实不老实得看心，人没尾巴难认。”
彭远大听出来他对吴水道的为人似乎很不以为然，便追问道：“你对他了解不？”
老刘说：“那个人，谁也没法了解。”
彭远大又问：“他平时跟谁来往多一些？最近一段时间你们发现没发现他有什么反常的情况？”
老刘说：“我在电解室工作，他管库房，每一批产品出来都要跟他办交接，也没见他跟谁更接近一些，噢，对了，前几天他有两个老乡到厂里找他，钻在库房里叽里咕噜聊了一上午，说的都是南蛮鸟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我问他那俩人是干吗的，他说是他的老乡，刚刚从福建过来，到我们这儿做生意，推销进口电器的。”
彭远大一听到这个信息，脑海里活像突然开了天窗，一直困扰他的那种总觉得不对劲却又说不清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感觉找到了答案：吴水道作为主要责任人，他的正常表现应该是紧张、话多，千方百计帮助警方寻找证据，既是为了抓住盗贼，也是为了洗清自己。吴水道在调查过程中过于冷静，过于消极，即便是警方提出一些非常日常化的问题，例如跟谁关系好，来往比较多等等，他的回答都非常谨慎，正是这种冷静和谨慎，为他筑起了一道看不见却又能有效保护他的防线。听到老刘说吴水道近期有福建来的老乡，彭远大急忙问：“你们厂管理这么严，他的老乡怎么能进来？”
老刘说：“有什么可严的？只要有本厂职工登记，就可以进来埃再说了，他那两个老乡手里有便宜电器，电视机、录音机都是日本原装货，比市场上便宜得多，据说都是走私的，大家都想买，对他们也就不太防范了。”
彭远大惊讶了，据他所知，这座工厂根本不允许外人进入，怎么吴水道的老乡居然可以随便进入呢？更让他疑惑的是，自己刚才找吴水道询问的时候，话题几乎都围绕着有谁来过库房，他跟谁关系比较好、来往比较多，在银州市有没有亲朋好友等等，吴水道却一字也没提他的老乡来过库房的事情。彭远大起身告辞，来到门卫，要求查阅近期进厂人员的登记记录。门卫把登记本给了他，彭远大坐在门卫室翻看着那本破破烂烂的来访人员登记本，可能因为进入厂区的登记手续非常繁琐，所以来访人员登记本上记录的来访人员并不多，这本登记本记录的是一季度的来访人员，总共也不过一百来人。然而，彭远大把登记本翻了七八个来回却没有看到有福建人来找吴水道的记录。
彭远大板下脸严肃地问门卫：“你们这个记录本上登记的资料全不全？”彭远大做出来的严肃样子并不能吓唬人，他的体积属于男人中的小号作品，又长了一张白净的文化脸，像他这种男人板起脸来充其量给人的感觉就是自己跟自己生闷气，所以门卫并没有把他的严肃询问当回事儿，加之国营保密工厂的堂堂武装民兵也不会把一个小警察放在眼里，瞥了他一眼说：“全不全你自己看嘛，如果你觉得不全你说说有谁进来了没登记？”
彭远大知道靠自己的脸威吓不了这个门卫，便拿出随身携带的调查笔录纸哗哗啦啦地在上面画了一阵，然后递给门卫：“我是9·11大案专案组的副组长彭远大，现在是正式向你调查案情，刚才的谈话请你看看有没有出入，如果没有就签字画押，我提醒你，你要对你今天说的一切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门卫看看那张纸，彭远大居然把他们刚才的谈话内容制成了谈话笔录，上面有门卫的明确表态：进厂登记记录本上没有遗漏未登记的入厂人员。门卫连忙解释：“我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彭远大做出认真记录的样子说：“什么意思？你可以重新解释一遍。”
门卫支支吾吾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正规从厂门进来的我们当然要记录，可是如果不是从厂门进来的我们就没办法登记了，还有，一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登记，如果常来常往的已经都认识了，也就不登记了。”
彭远大说：“看来你们的门卫确实存在着漏洞，这次丢失金锭你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再问你一个具体事，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福建做生意的人到厂里找什么人？”
门卫想也不想地说：“有啊，是吴水道的亲戚。”
这又比生产车间的大刘说得近了一步，大刘说那是吴水道的老乡，门卫又说是他的亲戚，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跟吴水道的关系都很不一般。彭远大也顾不上追究那两个人到底是吴水道的老乡还是亲戚，接着追问：“这登记本上为什么没有这两个福建人进厂的登记记录？”
门卫解释：“他们是吴水道亲自领进来的，只要有本厂职工带着，我们一般就不登记了。”
彭远大又问：“你知不知道吴水道的亲戚还是老乡到你们厂干吗来了？”
门卫说：“知道，他们是来推销走私电视机的，黑白电视12英寸的日本原装货一台四五百块钱，厂里很多人都买了。”
彭远大又问：“除了吴水道的老乡以外，你们厂还有什么人的亲戚朋友经常到厂里来的？”
门卫说：“来得多了，不过一般都是老婆孩子，到厂里浴池来洗澡的，冬天分冬菜也有来帮着拉冬菜的，那都是职工自己的家里人，都在本地，说实话，那两个人是他的老乡还是亲戚我们也说不清，到厂里来联系业务的还真就是吴水道老乡这一份。”
彭远大起身告辞：“好了，刚才我问的这些事情你不许对任何人说，如果泄露了消息，影响了破案，可别怪我们请你去吃窝头。”
门卫让彭远大制服了，连连点头，彭远大正要出门，门卫提醒他：“这份笔录还签不签字了？”
彭远大说：“先不签，等到需要签的时候我再来找你。”
彭远大从门房出来就急急忙忙去找局长，局长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在公安局是极为少见的，足以证明这个案子案情重大，影响重大。这次开展群众摸排，局长对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采取了否定态度，结果专案组摸排情况找群众谈话的时候，都远远避开有可能涉及他人的话题，只要求每个人说明自己当时在干什么，有谁能够证明他在干什么，然后再分头对每一个人的情况进行核实，这样群众就失去了对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进行检举揭发的机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依靠群众检举揭发是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基本功。
局长这位老公安却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老传统产生了逆反，这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关。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够了群众检举揭发的折磨，那些大字报、大标语、批判稿揭发出来的事实八成都是别有用心的虚构和捕风捉影的想象，结果都成了局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公安局推行修正主义的罪证。所以一提起群众运动就像谁踩了他的脚鸡眼，一脑门子的反感。还有一点也让他对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持否定态度：如果再搞群众大检举大揭发那一套，说不准群众之间会有多少私人恩怨、爱恨情仇趁机浮上水面，借题发挥，最终转化成群众斗群众的混乱局面，到那个时候各种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线索足以把专案组绕进是非漩涡，搞个晕头转向。所以彭远大来找他要求发动群众开展检举揭发活动的时候，他再次一口拒绝：“搞啥名堂嘛，‘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了，还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再挑动起群众斗群众咋办呢？”
彭远大向他汇报了吴水道隐瞒重大线索的问题，局长迟疑半会儿，好赖给他留了一道门缝：“那这样吧，跟厂领导商量一下，对吴水道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突击调查他那两个老乡的情况，也可以在群众中集中调查一下吴水道的个人情况，但是绝对不允许任意扩大调查范围，搞群众运动，知道了吗？”
彭远大得到了局长的首肯，连忙去找厂领导落实对吴水道隔离审查的事情。那个年代法制不健全，国有企业就有对职工实行隔离审查的权力，反过来公安机关如果要对哪个职工采取强制司法措施，还必须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才行。彭远大向厂领导转达了局长的意见，厂领导正为丢了那么大一块金子而坐卧不宁，哪里会不同意公安局的意见，好赖也算是有了一个嫌疑对象，有了嫌疑对象就有了突破案子的希望，厂领导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吴水道送进了隔离室，并且派了十二个身强体壮的武装民兵轮班看守。彭远大没有想到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正在迈进一个让他半辈子都摆脱不了的阴影，也让他心里承担了半辈子难以排解的沉重负担。
第十章
初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也及时采取了组织措施，专案组精神振奋，马上兵分两路，一路由彭远大率领，开始重新找所有职工谈话，重点就是了解吴水道以及他那两个福建老乡的详细情况。另一路由局长亲自坐镇，展开对吴水道的突击审讯。彭远大这一路很快有了重大突破，经过深入谈话摸排调查，有人反映，吴水道的老乡因为给厂里职工推销走私电视机，所以跟厂里很多人都认识，进入厂区也就非常随便，对厂里的情况也就非常了解。更让他们振奋的是，一个中年女职工言之凿凿地说，有一次她给吴水道送报表，到了库房之后碰上吴水道给他的老乡看那块大金子。当时吴水道还得意洋洋地说：凭这一块金子，就能把他们全县的房子都买下来。
彭远大及时把得到的这些情况汇报给局长，然后由局长领导的审讯组对吴水道进行审讯。吴水道却什么也不承认，一口咬定过去根本不认识那两个老乡，现在也只是为了找他们买走私电视机才认识的。这跟彭远大他们摸到的情况差距太大了，明摆着说假话，不老实交待问题。审讯组连续突击，连番审讯，吴水道口风非常紧，追问他那两个福建人的住处，姓名，他一问三不知，啥也不说。警察到了这个时候也开始发火，采用了一些轮番轰炸的疲劳战术、灯光眩晕的迷糊战术、戴上手铐半蹲半站的惩罚战术、连蒙带诈的诱敌战术，这些战术用到吴水道身上居然完全失效，他不但拒不交待问题，反过来还动不动提醒专案组注意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搞逼供信。局长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以为捞了一根脆麻花，咬到嘴里才知道是一根咬不断嚼不烂的牛皮绳，这个吴水道表面上看着老实巴交，其实比油锅里的鹅卵石还圆滑，比脚后跟上的老茧还顽固。审讯陷入了僵局，老局长也有些一筹莫展了。
所幸的是彭远大他们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终于找到了吴水道那两个卖走私货的老乡的住处，便立刻对这两个家伙实施抓捕。那些到银州市来做买卖的福建人都喜欢租住当地居民自己搭盖的储藏间，俗称小土房里，既省钱，也方便，警察一般不会到居民自己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