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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那些缺席的委员把自己的选票邮寄来后才能统计。
柏林获得了主办权。据现在的资料显示，阿道夫·希特勒一开始对奥运会毫无兴趣，但在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劝说之下，他认识到了奥运会的巨大宣传作用。他最后决定把奥运会作为宣传纳粹政府的舞台。
布伦戴奇先进入了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并且于1945年当选为副主席。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年会上，他接替瑞典人希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新任主席。
布伦戴奇在他的任期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业余化方面。然而他没有注意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水平运动员事实上都是职业选手。布伦戴奇勾勒出一个类似于角斗士的运动员形象，并且一再重复他的想法：“如果一个运动员把他的名字或肖像用于促销某种商品的话，我们就认为他成为了商品的代言人，他就将被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他的这一观点显得过于激进，一个像他这样的聪明人竟然没能注意到他的想法和现实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布伦戴奇的另一个成见是有关冬季奥运会问题。他认为那些滑雪运动员都已经成了商品经济的代言人，因此打算取消自1924年夏蒙尼（法）以来设立的雪上项目。他认为这些运动员都不是业余的，而且冬季奥运会不符合普遍性的原则，顾拜旦男爵从一开始就打算取消这一项赛事。幸好他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在我的任期内通过了决议：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交替举行，使得冬奥会无论在体育运动和新闻宣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功。
在1969年格勒诺部尔（法）举行的年会上，布伦戴奇在决定是否取消滑雪项目的投票中失利。我当时以为他会辞职，然而他担任主席职务一直到1972年。当他在慕尼黑卸任的时候，他已经在奥林匹克事业的最前沿奋斗了20年。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因为与体育运动无关太多的事而载入了史册。关于巴伐利亚这座城市是怎样战胜它的竞争对手蒙特利尔、底特律和马德里而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我不必再赘述了。这届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像奥林匹克运动场、奥运村这样的建筑在3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游客们向往的地方。大赛开始后的前11天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着，但是到了9月5日凌晨，大赛被痛苦和死亡的气氛所笼罩。我作为礼仪官近距离地感受了这起发生在慕尼黑的惨案。上一届墨西哥城奥运会曾经笼罩在“三种文化广场惨案”的阴影之中。
四年之后，德国打算通过这届奥运会来弘扬和平和开放精神。但是我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忽视了某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奥运村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样，八名属于“黑色九月”组织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化装成洗衣店的工作人员混进了田径运动员村。他们劫持了几名以色列代表团的运动员作为人质。恐怖分子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代表团的驻地，制造了这起恐怖事件。局势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控制，局面非常混乱，赶来救援的各种组织（地方警察、联邦警察、军队）没能达成一致。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秩序显得十分混乱，这起事件最终以悲剧收场，共有11人丧生（这对于我们以后的组织工作来说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安全工作应该单独安排，此外还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对负安全保卫工作的各种力量加以协调）。几年之后（当时我已经成为了国际奥委会主席），我和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官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们表示那起悲剧是由于各个安全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的。这起事件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比赛因此中断了34个小时，在奥林匹克主体育场还举行了悼念遇难者的仪式。那些蒙面的恐怖分子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恐怖事件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伤害是无可挽回的。然而布伦戴奇主席非常坚定，他顶住了各方
面要他暂停举办奥运会的压力。“奥林匹克运动仍将继续”，这是他对此做出的回答。
布伦戴奇主席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认识了罗伊斯·玛丽朗（瑞士）公主（她在这届奥运会期间曾经和我一起在礼仪部门工作过）。1973年的6月他们在曾经举办过1936年冬奥会的加未施…帕腾基兴举行了婚礼。我和碧蔚丝一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还记得，当我们去向他致贺的时候，布伦戴奇给我看了他礼服上的标签：这是一套在马德里裁制的礼服。他回忆道：在1965年马德里召开的年会上，他参加了一个有佛朗哥到场的招待会。
而布伦戴奇当时没有一套像样的礼服，于是他就在马德里用创记录的24小时订做了一套。这就是八年后在他和玛丽朗的婚礼上所穿的那套礼服。
他的视力有点问题，我建议他去巴塞罗那著名的眼科医生巴拉克那里就医，他虽接受了我的建议，但他最终在德国接受了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1975年春天他在加未施…帕腾基兴去世。我对他的逝世感到十分难过。他对我的信任始终如一，我对他心怀感激。埃弗里·布伦戴奇是一位伟大而又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人们将永远铭记他领导国际奥委会工作的铁腕手法，还有他那常把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的习惯。 他从来都不相信电视这种通讯媒介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解决遇到的财政问题会有所帮助。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国际奥委会在没有电视的情况下存在了六十多年，以后还将这样存在下去。”那时候出售电视转播权所带来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它们全都落入了组委会的腰包，而国际奥委会却一个子儿也捞不着。那时国际奥委会没有自己的资金，委员们每年还得交纳300瑞士法郎的会费，在国际奥委会开会期间还要自己负责食宿和旅费的开销。在我担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才负担起了委员们的各项花费，这样才足以确保他们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性。当布伦戴奇把主席的位子传给他的继任者基拉宁勋爵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方式做最后的告别。他的这句话仍然回荡在我的脑海：“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奥林匹克理想将永不改变。”
布伦戴奇对我和我的太太碧蔚丝非常友善。是他给我打开了国际奥委会之门。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导人生涯开始之初，是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这一点我将铭记不忘。
第一章 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基拉宁主席
我的前任是基拉宁勋爵，从1972年到1980年他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米歇尔·莫里斯·基拉宁勋爵在1972年慕尼黑举行的第73届年会上当选为主席。他在第20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前几天当选，但是根据惯例，新任主席通常要等到奥运会结束、奥林匹克圣火熄灭之后再走马上任。我的主席生涯在莫斯科奥运会之后才开始也是依照这一惯例的。
参加这次主席职位竞选的还有法国人让·贝尔蒙特公爵，他是个西班牙通。有69名委员参加的投票（选举）是秘密进行的，监票员是两位最年轻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和苏联人维泰利·斯米尔诺夫。他们发誓除了宣布当选者的名字之外决不透露任何选举的细节。
他们一直很好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当布伦戴奇问他们是否选出了新任主席时，康斯坦丁回答道：是的，他就是基拉宁勋爵。
权力交接仪式于1972年9月12日在瑞士的洛桑举行。在国际奥委会内部随即就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新局面。基拉宁和几个英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起组成了新的领导层，然而在国际奥委会中权力最大的是莫尼克·贝尔里欧斯主任。在她任职的18年时间里，国际奥委会的命运被她牢牢地掌握着。
基拉宁勋爵的运气不太好，在他为期八年的任期内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他所组织的第届奥运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举办赛事的主体育场的改造工程遇到许多困难，直到最后也没有竣工。
后来又遇上了一些外交上的问题：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里奥斯·特鲁多同意发给台湾代表团入境签证。最严重的事件是在这届奥运会上出现了第一次抵制奥运会的现象。这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来说是一次痛苦的回忆。所有的非洲国家奥委会对于新西兰派团参加奥运会表示抗议，因为新西兰的橄榄球队在南非进行了比赛，而当时的南非正因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而受到制裁（橄榄球运动直到现在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那一届年会驳回了非洲国家的这一要求。
基拉宁主席和非洲体育界的领导人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这导致了他们之间对话和交往渠道的闭塞。22个国家最终接受了非洲体育运动最高理事会的决定，退出了这届奥运会，只有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这两个非洲国家留了下来。事实表明，冲突和分歧是可以避免并且最终达成一致的，从而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免遭伤害。我也由此吸取了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须尽一切可能进行协商，要始终抱着一种开放的、对话的态度。
四年之后基拉宁又主持了莫斯科奥运会。这一次美为了表示反对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而采取了抵制奥运会的行动。在1980年春天，基拉宁勋爵为了争取所有的国家都能参加这届奥运会，分别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及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了会谈。然而一切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次的抵制浪潮造成了严重结果：只有86个国家参赛，其中的某些国家代表团仅由很少的几个运动员组成。欧洲几个国家比如挪威和联邦德国也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而其他的欧洲大国，如英格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不顾各自政府的禁令仍然派团参赛。这些国家的队伍在奥林匹克旗帜的指引下出现在莫斯科列宁体育场上。
为了决定是否参赛，西班牙国家奥委会全体会议举行了一次投票，最终否决了政府做出的抵制决定。我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员，赴马德里参加了这次会议。最终的结果让我十分吃惊：参赛的决议仅以四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我明白，如果当时西班牙没有参赛的话，那我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前景就很黯淡了。这不幸的遭遇发生在德国人威利·道梅的身上。他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慕尼黑奥运会的主要组织者，但因为联邦德国的缺席，他在后来的竞选中只得到了五票。很显然，这是委员们对于他所在国家缺席奥运会而对他做出的惩罚。基拉宁在他任职期间患了血管梗塞的疾病，这样的不幸让他断然决定放弃竞选连任。我和他一直相处得很好，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我任副主席兼执委会委员。我曾对他说：如果您竞选连任，我就不参加竞选主席。
基拉宁勋爵被选为名誉主席。我始终像对待现任主席一样尊敬他。我邀请他参加每一届年会，并请他和我一起主持会议。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患了重病，国际奥委会竭尽所能地给予他最大的帮助。他于1999年去世，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基拉宁勋爵把他的所有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资料都捐献给了国际奥委会，惟一的要求就是在他去世后再对它们加以公开。设在奥林匹克博物馆里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以便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能够加以利用，这项工作已于2001年完成。
第二章 竞选奥委会主席竞选奥委会主席
在与基拉宁主席的日常交往和处理事务往来过程中，我察觉到他并不准备作为竞选候选人，而且从未想过要谋求连任。我感到一个重大的机遇已来到我面前，我要好好把握。1975年，我正担任巴塞罗那省议长一职。我是1973年获得提名并由议会议员们选举出来的。同年，佛朗哥将军逝世。我马上就意识到西班牙将会发生许多变化，不只是重大的政治变化，还将会对整个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产生影响。国王将上台执政，他自然会依靠那些身边的同龄人，这就是王室的精神，对此，我毫不怀疑。
朋友们和巴塞罗那议会的同事们鼓励我组建一个政党以便参首届民主选举。政党的名字定为加泰罗尼亚联盟，并且被介绍给了公众，虽然最终并没能参加大选。我一直都坚称自己不会作为候选人，但我还是几乎被迫地领导了这一活动。这件事也表明了我对参与国家政治不抱什么幻想。如果你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抱负和自信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了。
长期以来，我与国王以及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由于体育方面的接触，陛下同我进行过多次交谈。有一次，他以其特有的坦诚与直率，直截了当地给予了我如下的建议：“安东尼奥，放弃政治去投身国际奥委会吧！那才是属于你的。我敢肯定你会大有作为的。”每当有机会，我就感谢国王陛下这一无比英明的告诫，牢记他充满睿智的话语。
令人尊敬的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约瑟夫· 塔拉德利亚斯当时正流亡海外，让他回国的事已在联系中。我作为巴塞罗那省议长，似乎对他的回归成了阻碍。西班牙的民主过渡正在胡安·卡洛斯国王（西班牙变革的真正发起者）的领导下无比正确地进行着，虽然这期间还有很多困难。我无意成为有碍于这一进程的阻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我总是乐观，从善如流。超难、持之以恒、毫不懈怠的体育精神一直指引着我。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超越精神让我受益终身。正因为有了它，我才会冷静地面对复杂困难的局面，并在逆境中超越自我。正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所有的一切都简单化了。我不得不承认让我去领导一个西班牙大使馆是我万万不曾料想到的在一次访问马德里期间，马丁·比利亚大臣邀请我在太阳门附近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他在那里告诉我，在大臣会议上我将被任命为西班牙驻外大使。对此，我向他致谢。我非常想知道自己将到哪里赴任，那时我想应该是奥地利或瑞典，一个离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不太远的地方。但出于谨慎，我没有开口问，直到他问我：“你难道不想知道去哪里吗？”“当然想，大臣。”我回答说。“那么，你敢不敢去苏联呢？”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将成为西班牙首任驻该国的大使。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苏联和美国可是控制并瓜分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当然敢去。”我说。
这件事发生在5月。6月10日任命下达，于是开始办理征求对大使提名同意的手续。15日选举产生的加泰罗尼亚人民合法代表们正在区政府大厅开会。7月17日我签署了辞呈，辞去了巴塞罗那省议长一职，随后将笔交给了我的儿子胡安·安东尼奥。翌日，我从马德里起程前往莫斯科，开始了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在这次重要的旅程中，陪同我的是时任使馆秘书的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如今他已成为西班牙外交界最出色的大使之一。国王和首相苏亚雷斯的这一决定，如果说是考虑到会有助于我日后竞选奥委会主席，那么真是再明智不过了。因为1980年7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将举行奥运会并将进行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选举。这是6年前在维也纳就定下来的，当时莫斯科是以30票对29票的微弱优势击败洛杉矶而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
我认为我在莫斯科的两项使命会互益互利。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来到这里，对于我开展外交工作大有裨益，有利于拓展多方渠道以服务国家的利益。事实也正是如此。长期居住在这个下届奥运会的办城市，了解这个国家，熟悉的文化，建立起同这个超级大国执政者及奥委会筹委会领导者的关系，使我身处一个能够观测未来的特殊的NB158望台。奥委会许多成员访问莫斯科，我因为身份之便经常陪同，这对于我和他们保持联系并拉近个人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这些接触，我知道自己拥有足够多的支持，并且很有可能最终当选为奥委会主席，但是我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我不想过分乐观，这样即使没被选上也不至于太多沮丧。现在我距实现在巴塞罗那地中海运动会时早就确定下的目标仅一步之遥。
在我看来，到那时为止参选的人都没有什么竞争力。后来，当英美集团看到我的支持率上升且最终很可能当选时，他们就匆忙地把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名声显赫的瑞士律师马可·霍德勒推出来参加竞选。 1980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