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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等。于是，我们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样一项事业中：奥林匹克运动的赞助工作。我应该骄傲地说，这项工作被视为国际奥委会的一项创举，它在帮助我们的组织真正达到世界性水准方面做出的贡献让我十分满意。奥运会的赞助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让一系列在各自领域里非常杰出的企业能够直接和国际奥委会进行合作，共同推广奥林匹克运动。
这样，企业就加入到维护奥林匹克运动和公平竞争的价值的行列。1985年出台了第一份国际市场营销规划，由此便出现了一系列名为“奥林匹克合作伙伴”的开发计划。虽然每一届奥运会上的赞助工作不尽相同，但却都是从世界或某国两个层面上进行市场营销的。以经济的眼光分析，这些企业分属的领域完全不同：不含酒精类的饮料业、信息系统、电视广播设备、广告业以及旅游保险……这些就共同构成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奥运大家庭，其他企业则可以通过奥组委协调参加“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这项协议的目的在于让这些企业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拥护者，为奥林匹克运动真正的主角——运动员们提供资助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为达到我在任初期拟订的两个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支援：一方面，从经济上，它促使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资金来源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它协助我们把皮埃尔·德·顾拜旦先生的理想传播到全世界，这将是意义非凡的。“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Ⅰ（1985—1988年）于汉城奥运会上正式出台，并募集了约一亿美元；计划Ⅱ（1989—1992年）所赚取的收入就超过了两亿美元，此后利润继续保持逐年增长。比如，“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Ⅳ（1997—2000年）的收益就达到了55亿美元。目前，有相当数量的企业申请参加已经启动的“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Ⅴ（2001—2004年）和计划Ⅵ（2005—2008年）。这项赞助计划的思想由可口可乐公司体育关系部的负责人加里·海特先生提出。他们希望能够签署一项世界性的合同，从而避免按国家逐一谈判协议，因为那样往往会引发各种复杂、提价和不确定的行为。对我来说，这项提议是极富启示性的，但要集合全世界的国家奥委会，一起来实施这项计划也将是非常困难的。阿迪达斯品牌创办人的继承者霍斯特·戴斯勒，一位非常睿智的生意人，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体育事业中做出过突出贡献。
他提出建立国际体育用品公司，负责和全世界的国家奥委会协商并争取“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中的赞助商等事宜。副主席理查德·庞德和迈克尔·佩恩则负责维护国际奥委会和赞助商之间的联系。这项工作即使在开始时就不简单，但最后几乎将世界上所有最富盛名的企业（可口可乐、柯达、3M、理光、松下、Sports Illustrated/Time、美国邮政管理局、Mars、菲利浦、兄弟、Visa、博士伦、Jhon Hancok、麦当劳、三星、三菱、施乐、神码）招入到奥林匹克的旗帜下，部分企业只是参加了某一届奥运会，而其他企业则和奥运会之间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合作。各国国家奥委会和组委会成为这种协作的主要受益方。通过市场营销所得的收入是按照以下比例进行划分的：7％属于国际奥委会，其余的则在组委会、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盟三者之间均分。由运动员所创造的价值将以援助或奖励的形式重新回到他们手中。尽管国际奥委会所得的7％有时我们的开销都无法满足，但我们有责任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尤其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奥委会。我们和国际体育用品公司合作了很长时间，但是有一天庞德和佩恩却向我建议放弃这样一种协作而转向另外一个名为Meridien的公司。起初我表示怀疑，后来我之所以同意这个方案，是因为他们答应我，国际奥委会将拥有公司25％的股份，并且在领导机构拥有50％的投票权，他们也不得在征求我们同意之前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事实证明，这样一次转变非常成功，并具有非凡意义。后来国际体育用品公司破产确实让整个体育界大吃一惊，尤其是对于那些极其重要的国际体育联合会更是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他们已经将贸易拓展工作权完全交给了总部设在卢塞恩的国际体育用品公司。国际足联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及时避免了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场悲剧。
但我得承认，当时是一种很特殊的直觉才让我意识到了潜在的风险。时至今日，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做出那样的决定，即使那时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另外一项，我嘱托市场营销委员会的工作就是扩大资金来源。通过前文我所介绍的两种途径，我们虽然已经能够达到自给自足，但为了保证国际奥委会资金来源的稳定，我们不能裹足不前，必须为我们的未来找到新的契机，开发新的资金来源。电视媒体这只会生金蛋的鸡应和市场营销一起为高新技术比如因特网等让路。但我坚定地认为，在每一届奥运会上还应保持比赛场馆严禁张贴各种商业广告的规定。因为奥运会和其他商业性比赛是不同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奥林匹克竞赛精神。毋庸置疑，因特网已经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也在悉尼奥会上目睹了它在体育方面所体现的重要性。2000年12月4日、5日两天，我们在洛桑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和认识未来我们可能会采用的各种新型媒体，首当其冲的问题当然就是因特网在体育上，或具体地说在奥运会上的使用。大会由唐恩·琼斯组织，并在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迪克·庞德和市场营销部主任迈克尔·佩恩领导下成功地举行。
大会最后的结论是因特网是十分重要的媒体，但在当时它还完全不能和传统的电视媒体相提并论，尤其是在经济收益方面。因特网几乎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普遍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因特网只能是一种辅助电视的特殊媒体。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有道理。人所共知，许多和因特网有关的公司遇到了各种经济上难以克服的困难。关于奥运会景观 现在，平面广告在各体育场地随处可见，但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体育场馆里不得出现任何商业广告。自萨拉热窝奥运会起，我即注意到我们可以利用体育场馆里的空间推广奥运会的会标，用五环旗来装饰各个体育设施。想一想，如果让某个公司来负责这项推广工作，那至少要花上数百万美元。而且多少年后，当人们再度观看某些照片或录像带时，仍然可以凭借会标辨认出是哪一届奥运会。我们在拉热窝奥运会上实现了这一创举，但仅仅只是在进行滑冰比赛的泽特拉体育馆里展示我们的会标。之后的数届奥运会上，我一直和组委会进行激烈而友善的交涉，力图让奥林匹克运动的标志得到更好的展现。最后，我将这份职责托付给了迈克尔·佩恩。这道独特的奥运会风景在悉尼奥运会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奥运会标志放眼可见，运动员们更是对这种真正奥林匹克的氛围感到满意。在悉尼奥运会之后，这道景观在盐湖城绽放得更加灿烂，在这座犹他州首府的许摩天大楼的正面墙上都可以看到奥运会的会标。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运动员扮演的角色
体育是友谊，体育是健康，体育是教育，体育是最好的学校，体育就是生命。每一位运动员都要进行刻苦的锻炼，参加各种地方、国家或是国际性的体育竞赛。训练、努力、牺牲就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只有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是比赛。而在所有的体育竞赛中，最令运动员渴望参加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价值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冠军的头衔你只能拥有一年，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却是终生的荣誉。毫无疑问，20世纪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就是体育运动的火爆，它的响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医学、时尚还是在技术领域。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竞技体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今天它在们社会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如今的体育运动已经变得相当普及，它不再专属于某些特权阶级，通过广泛的体育教育，而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体育具有将年轻人动员起来的力量，数以百万计的观众通过电视观赏精彩的体育表演，这种对体育运动观念上的转变，使今天的运动员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和社会关注。甚至某些运动员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虽然不幸的是，体育运动真正的价值往往被忽视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运动员：无论他是顶级赛事的明星，或是默默无闻的小将。我在无数场合讲过：我们不能忽视或忘记国际奥委会永远是服务于广大运动员的，在任何前提下，我们的职责都是随时听候运动员的差遣。如果我们希望赢得这些年轻人更多的尊重，我们就必须无愧于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因此，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运动员、爱护他们的身体、发展体育设施为运动员创造良好的训练条件。我们致力于让全世界的运动员都拥有同等的机会，无论他们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我们必须为他们，甚至可以说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事业做出努力，与任何阻碍其个人发展和融入社会进程的歧视行为做斗争，让每个运动员都成为该国自由并受人尊敬的公民。在我任内的21年里，我认为，我曾不止一次对这个问题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和兴趣。为了使运动员真正成为奥林匹克的主角，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项：关于运动员的健康 保护运动员的首要且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为他们的健康而斗争。为此我一再强调反兴奋剂的斗争。通过摄入违禁药物人为地提高比赛成绩，这种将运动员的生命置于危险处的做法不仅是个陷阱，而且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就奥林匹克运动而言，我们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通过预防和深化教育，帮助青年运动员远离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危险。服用兴奋剂的做法只会有害于健康、有害于生命，而健康和生命是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关于运动员的参与 巴登巴登会议为此打响了第一枪。
我确立了一个目标：运动员应该成为真正的主角。难怪媒体称之为“运动员的大会”呢。正因为如此，大会给了他们出席的机会，共有34名代表参加，大会第一次给予他们发言权。在所有的发言中，我至今仍记得英国中长跑运动员塞巴斯蒂安·科埃，他就业余化和兴奋剂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的理念集中到一点就是：运动员即是一切。我们的机构不能把运动员拒之门外，没有运动员有效而且广泛的参与，我们是不可能发展壮大起来的。而过去却没有运动员的参与，不重视他们的作用。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也就是1981年10月27日，运动员委员会成立了。它由曾经参加过夏季或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组成。我邀请并提议由1976年以来就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芬兰人、五届奥运会参与者彼特·塔尔贝格主持该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的首届成员有：伊瓦尔·福尔莫（挪威，滑雪冠军）、斯维特拉·奥特泽托瓦（保加利亚，赛艇冠军）、托马斯·巴奇（德国，击剑冠军）、基普乔赫·凯依诺（肯尼亚，田径冠军）、弗拉迪斯拉夫·特列特亚克（前苏联，冰球冠军）及塞巴斯蒂安·科埃（英国，田径冠军）。之后，又有埃德温·摩西（美国，田径冠军）、纳迪亚·科马内奇（罗马尼亚，体操冠军）、萨拉·希梅奥尼（意大利，田径冠军）等人加入。我们力图使该委员会成为联系运动员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纽带，让大家能够听到运动员坚定的声音，在所有的委员会中能够知道他们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看法，他们能够参与挑选奥运会承办城市……总之，他们能在所有与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咨询作用。就这样，运动员委员会已经就反兴奋剂、开幕和闭幕仪式等事项发表了重要意见，表明了运动员们的立场。在1996年亚特兰大举办百年奥运之际，从运动员中民主选举出运动员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
在2000年由国际奥委会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决定由19名运动员组成该委员会，其中12名（即大多数）民主选举产生：八名夏季奥运会运动员，四名冬季奥运会运动员。在2000年的悉尼，参赛运动员民主选举他们的代表是一件永载史册的事件。11035名运动员拥有选举权，其中有5215名参与投票，投票率为4726％；虽然我原本以为参加投票的运动员会多一些的，但考虑到之前并没有类似的选举形式的传统，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成就。乌克兰撑杆跳运动员谢尔盖·布勃卡（1506票）、俄罗斯游泳运动员亚历山大·波波夫（1471票）、澳大利亚女游泳运动员苏西·奥尼尔（1208票）和美国排球运动员罗伯特·西特利克（798票）当选，任期为八年；
此外，当选的还有捷克标枪运动员詹·切列兹尼（786票）、加拿大中长跑女运动员查尔迈内·克鲁克斯（733票）、德国赛艇运动员罗兰德·巴尔（638票）、西班牙水球运动员马努埃尔·埃斯迪亚特（611票），任期为四年。他们连同意大利女滑雪运动员迪珊塔、挪威速滑运动员奥拉夫·科斯、俄罗斯滑雪运动员弗拉季米尔·斯米尔诺夫均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为彼特·塔尔贝格，其他由国际奥委会主席直接任命的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有：摩纳哥王子阿尔贝托（国际奥委会委员）、邓亚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托马斯·居斯塔夫松（瑞典速滑运动员）、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古巴女排运动员）、奴雷德迪内·莫尔瑟利（阿尔及利亚田径运动员）和玛利亚·莫托拉（莫桑比克田径运动员）。与此同时，谢尔盖·布勃卡还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在所有的这些人中，尤其让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的同胞曼努埃尔·埃斯迪亚特，他参加了五届奥运会，是忠于奥林匹克事业的真正楷模。现今，已有38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参加过奥运会的比赛。运动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应该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值得我们去保护他们。他们的运动生涯一旦结束，为了能够让他们继续为奥林匹克大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我鼓励创建了奥林匹克人协会，它是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曾经在奥运村感受过无与伦比氛围的运动员们自己的协会。
奥运会影响着运动员的一生，是无法磨灭的记忆，它将伴随运动员度过一生。现今，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是匈牙利人保尔·斯米特，他是奥运会击剑项目金牌得主、曾担任过匈牙利驻瑞士、西班牙大使。关于最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在巴登巴登大会上，我的态度就很明确，我曾一针见血地就业余化问题这样说过：“允许运动员参加洲际大赛、世界大赛，却不允许他们参加奥运会，这是没有道理的。”与此同时，享有盛誉的德国体育界名流威利·道梅补充了我的观点，他说：“有些运动员为了达到教练员、政府或是民众的要求，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却得不到与之相应的物质补偿，这是不公平的。”对于奥运会是否应该接纳职业选手的争论愈演愈烈。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曾开展过有关业余化和职业化的讨论。这个争论由来已久，也曾影响过奥运会的先行者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最初他认为只有业余运动员才能参加奥运会。然而，一段时间过后，他承认该体育观有理想主义倾向，并且宣称“绝对业余化是不可能的”。
1936年，他用苦涩的口气说：“啊！奥林匹克业余化的历史是多么的陈旧、多么的愚蠢！……我所感兴趣的是体育精神，而不是只允许百万富翁为体育事业做出牺牲的这种滑稽可笑的英国理念……这场有关业余化的争论真是令人发笑。从来就没有业余选手。这是场愚蠢的争辩。我们应该注重奥林匹克精神，其他的只是文字游戏。”艾弗里·布伦戴奇任职期间对业余化的阐述持一种偏激且很保守的观点。诸如“付报酬的角斗士”之类的话语常常用来形容早期职业选手的角色。在他任期内曾采取某些过分的举措，例如不允许奥地利滑雪运动员卡尔·施兰茨斯参加札幌奥运会，16年之后我给他颁发了奖章以弥补我们所犯的过失。
基拉宁勋爵在任时则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尽管平息了一时的激动情绪，但并未最终解决问题。这场争论必须解决。国家利益、民族情感正通过奖金、资助、政府职位及秘密补偿等形式造就了虚假的业余化，而这些现象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些国家尤为严重。只在西方国家执行的这种规定，使得他们的运动员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