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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不肯下来，最多也只是让姐姐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背着我走。走到学校，我看见姐姐的头发都湿透了，直冒热气。一个九岁的女孩，穿着厚重的棉衣棉裤，一边挎着一个书包，背上还要背着弟弟，那种情景，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
回家路上，我还警告姐姐不能把背我上学的事告诉妈妈，否则，我就不去上学。姐姐回到家，什么也不敢说，只是一个劲儿哭。但我不是每天让姐姐背着上学，我情绪好的时候，就自己走路。每一次姐姐背我上学后回到家，都要伤心哭一阵。妈妈不解地问姐姐，家里给你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和和的，你哭什么呀？最后，姐姐说出了弟弟天天要她背着上学这件事。妈妈听了，二话没说，把我狠狠打了一顿。这一顿打，可把我教训惨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让姐姐背我上学了。
在学校，我特别聪明好学，但有一个毛病，不写作业。我觉得我已经听明白了，还写什么作业？回家就该我玩啦。我从小就有这种反叛意识。只要上课听明白了，我就开始与同桌的小朋友说话，所以，我上课时的小动作特别多，爱跟别人聊天，但每次我考试的成绩都特别好。当时学打算盘，我的手指非常灵活，还在三个学校的算盘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老师因此也拿我没有办法。不过，回到家，我老挨妈妈的打。一是因为不注意听课，二是因为不做作业。打过以后，我依然照旧，人天然生成的个性是一生难以改变的。
1967~1977：童年记忆涂个红脸蛋去跳舞
我由于能歌善舞，被选入学校朝鲜族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有18个女孩子，加上我只有两个男孩子。当时，大班的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小媳妇”。我姐姐的同学也跟着起哄，说，哎哟，你的弟弟是个小媳妇啊！我姐姐劝我，让我别到宣传队去啦。我说：“我喜欢呀！”
每次跳舞，把脸涂成红脸蛋，多么美啊！我在心里对美的向往，总是带着女性化的色彩。妈妈觉得，我是个小孩，喜欢跳舞就跳吧，没把这当一回事。直到部队来学校选拔文艺人才，经过三个月的培训，要把我选拔到部队的时候，我妈妈才紧张了起来。妈妈不同意我到部队，原因是觉得孩子应当以上学为主，唱歌跳舞这种事，偶尔玩一玩可以，但不能因此荒废学业。
部队挑选文艺兵的军人到我家来，做妈妈的工作，但妈妈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希望我今后能够上大学。我执意要去部队。最后我干脆不上学，连夜写了好几份决心书，交给文工团领导，但妈妈始终没有松口。后来，我开始绝食，不吃饭，不上学，任凭妈妈打骂，始终坚持要到部队去。经过两天绝食，妈妈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
去了报到处，军队文工团领导不喜欢我，觉得我的个头不高，今后也长不了太高，不会成为很好的演员。但所有的专业舞蹈老师却都认为我很有灵气，将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然而，领导还是决定不要我。当时军队文工团招了30个文艺兵，15个男孩，15个女孩。我落选了，心里非常难受，但我妈妈很高兴。
世上的事，常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过了一个月后，原先选中的15个男孩中，有一个男孩因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随父母去北京了。男孩走了以后，空缺出一个名额，这时，文工团领导不知道。几个老师一商量，决定赶快把金星叫来顶替这个空缺。老师在楼上刚与我妈妈谈妥让我去文工团的事，我却在楼下不小心把胳臂摔折了。过了一星期后，我胳臂缠着绷带来到了部队。当时，老师都担心，我今后胳臂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影响跳舞。幸好我的胳臂后来痊愈了，没有留下一点残疾。
我是部队文工团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九岁，身高一米三多一点。而同批招收的文工团队员的平均年龄是12岁。我穿的是最小的四号军装，但军装的裤腰还是到了我的脖颈。所以，我只好把军装拿回去让妈妈改。就这样，妈妈给我改军装改了三年。
部队生活是严格的。被子要折叠得像豆腐块，有棱有角的；牙膏牙刷要摆放得整齐一致；还要按时睡觉准时起床。记得第一次紧急集合时，我被战友叫醒，说是紧急集合，敌人来了！我不懂什么叫紧急集合，又躺下继续睡觉。第二天，我挨了批评，才弄清楚了紧急集合的道理。
军队训练也是严格的。每天早操跑步，我穿着笨重的大头鞋，几乎是被别人拖着跑完全部路程。跑完步，又来到练功房，进行练功排练。我们的排练厅是女子中学的礼堂，礼堂里有很多柱子，两个人一根柱子，背靠着背，用打背包的绳子，把腿死死缠在柱子上。另一条腿被老师用滑轮高高吊起来；正腿、旁腿、后腿，每次一吊就是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前两分钟你还不觉得什么，而到了三分钟以后，那种韧带撕裂般的疼痛让我们叫得像杀猪似的。所以，每天早晨6点半到7点的半个小时，整个练功房就像屠宰场一样。女孩子不敢哭，男孩子却往死里哭。而老师就站在中间，抽着烟，若无其事地看着报纸。这样一练就是三年。
练完功，又穿上军装，排好队去食堂吃饭。部队吃饭不比在家里，你必须拿多少吃多少，不许剩饭，不许说话。有一次，我边吃饭边偷偷讲话，不小心，开口一笑，把饭喷吐了出去。一口粥喷到对面同学的碗里，我对那个同学说：你把饭倒了吧，别吃了。可是队长说：不能倒，给我吃了！那个同学只好恨恨地看着我，把饭吃了。直到现在，那个同学碰到我，还向我提起那碗饭的事。
我们男班13个人，我的个头最小，排在13的位子，所以，我喜欢13这个数字，我和13特别有缘，因为我的生日也是13日。
吃完早饭，回去换上衣服，从早晨8点开始，练习正统的苏联古典芭蕾舞。芭蕾舞训练完后，又开始练毯子功，就是京剧翻跟头。吃过午饭，睡一个小时午觉，起来以后，上民间舞课。学完民间舞，再上京剧、表演课程。
1977~1987：成名之路像个心灵手巧的小女孩（图）
我13岁的时候，我们的学员生活结束了。比我大的学员可以直接上演出班，可是我的个头只有一米四多一点，仍然不符合正式参加演出的条件。但我的编制又属于军区舞蹈队编制，所以，我上午仍然跟着舞蹈队练功，下午队员们去排练舞蹈，我却被安排到舞美队去工作。我的工作是去服装间帮助熨衣服，到化妆组帮助做演出的头饰。我制作头饰特别有耐心，手工活做得非常精细。化妆组的阿姨们感到惊奇，都说，这个小男孩怎么比女人还会穿头饰？而且，我一坐就能坐一下午，样样手工活做得都很到位。特别是耳环、珠子的颜色搭配，我会根据剧目的需要提出许多新奇的建议。一遇到做头饰的难题，有些化妆组的阿姨就说：“金星，还是你来做这个头饰吧。”
除了做服装头饰，我还参与舞台挂灯、打追光灯等工作。夏天，打追光灯很热，工作完毕，我最大的奖赏就是一盒冰棍。打追光灯的时候，我不仅把男孩女孩表演的剧目全部学会了，还会在心里评价，哪个跳得好，哪个跳得不好。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的时间，奠定了我对舞台布局、服装色彩的搭配等实际运用的基础，使我在第一时间掌握了编导、导演的第一手资料。任何舞台效果都欺骗不了我的眼睛。
有一次，团里排练一个舞蹈《金山战鼓》，表现宋朝爱国女将梁红玉的故事。后来这个舞蹈在大连参加全国舞蹈比赛获得了金奖。这是一个三人舞，由“梁红玉”领两个小儿子跳。我个头小，最多只能演小儿子。但是，连演小儿子都轮不上我。小儿子的扮演者是两个小女孩。不料，在一场演出后，其中的一个小女孩病了，所以，就在我们学员队找了三个小孩做替补，其中就有我。团里决定，由我们三个小孩去学，在两个星期内，谁学会了谁就上。学习过程中，我的旋转、翻身和其他动作都没有问题，都比那两个女孩子强。但有一个动作我不如她们，那就是一出场的扳后腿动作。我的柔软度不如女孩，扳起来十分困难，而两个女孩一出场就把腿扳上去了。队长看了，开玩笑说：“金星，这个出场的动作做不到位你就不能跳。这样吧，如果你一个星期之内能把腿扳上去，我就让你出场。”队长以为，一个星期之内想把腿扳上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听了这话，我刻苦练习，就在一星期之内，我硬是把腿扳上去了。队长看了我的动作吓坏了，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毒啊，说扳上去就给扳上去了？”于是决定让我上这个舞蹈。
我一出场，果然跳得比第一组还跳得好，博得一片赞誉声。由此，中国著名编导家、我们文工团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发现我很聪明，就开始带着我。一有新剧目，就叫我去按录音。我的任务是给他放音乐。我很机灵，看到他要张嘴说话的时候，就赶紧就把音乐倒回去，重新来一遍。这位老师从我这个动作感觉到，这个孩子太聪明了，太有灵气了。
这位老师编排好动作的时候，无论是男孩动作，还是女孩动作，他都会先让我来试做。在我身上试验好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再交给别的演员正式排练。有时候他设计的动作很危险。我记得有一次排满族的宫廷舞蹈，我从鼓面上摔下来伤了膝盖，但这仍然没有削弱我跟老师练舞蹈的兴趣。跟着这样一个全国知名导演学舞蹈，潜移默化当中，我学到了不少编舞技巧。他既把我当女孩用，又把我当男孩用，所以，我男孩舞蹈跳得很好，女孩舞蹈也跳得很好。有这样一个大导演教授，是我的荣幸。
1977~1987：成名之路“桃李杯”上的《帕米尔牧歌》（1）（图）
1984年毕业回到沈阳军区以后，领导们看了我的汇报表演，都说：“这孩子技术不错，比以前规范多了。”但说归说，团里的演出还是轮不上我，我依然被冷落着。那时，我心灰意冷极了，想着自己从军艺院校回来，舞蹈跳得那么好，还是上不了舞台，干脆改行唱流行歌算了。于是，我舞蹈也懒得练习，天天拿着港台流行歌模仿着唱。
回到沈阳后，我可以经常回家。这时候，姐姐又参军走了，当通讯兵。家中少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寂寞。父亲永远都是那样沉默寡言，母亲总是那么勤勤恳恳地为家里操持生活。母亲总说父亲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父亲的面孔给人的印象是“一脸马列主义”。而我和姐姐的长相也很奇怪：姐姐的身材像父亲，粗壮有力量，脸长得像母亲，朴实、平凡；我的脸长得像父亲，俊俏、清秀，身材像母亲，纤弱、小巧。所以，我虽然是一个男孩，但天生却有着女人的风姿，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的血脉里真正流淌的是女人的血液。
等待是无聊的。但有些时候机遇就是在你万般无奈的时候降临到你身边的。1985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准备举办一次全国“桃李杯”舞蹈大赛。这是一次全国专业舞蹈比赛，分为少年组和成年组。13~18岁是少年组；18岁以上是成年组。这时候，我的恩师宋兆昆老师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唱流行歌曲。
宋老师急了：“你有病啊！你的舞跳得这样好，唱什么流行歌曲啊！”
我说，团里不用我。
宋老师说：“这样吧，你来军艺参加‘桃李杯’舞蹈大赛。”
宋兆昆老师是我的恩师，她在我的人生艺术道路上的影响胜过了我的父母。我是一个幸运儿。在我以后的艺术道路上，总有许多最优秀的艺术家在关键时刻贵人相助。
第二次来到军艺，感到一切都那么熟悉、亲切。为了比赛夺冠，军艺派了两名男演员和一个女演员参加比赛。女演员和我同届，名叫胡琼，是个重庆女孩，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我本来也是要留校当老师，因为我和胡琼是那批毕业生里最优秀的学生。
排练参赛舞蹈是很严格的。五个老师辅导一个学生，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做到位。宋老师为了培养我们顺利参赛，每天早晨都给我和胡琼做可口的营养早餐。来参加比赛之前，母亲对我说：“你要比赛就要拿第一，这个世界上，拿第二都没有用。”虽然母亲给我灌输了拿第一的思想，但她从来不夸我舞跳得怎样，最多说一句“比别人跳得稍稍好一点”。只有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才说：“你的舞的确跳得很好。”有了母亲的鼓励，我给自己立下军令状，在参赛前的三个月排练中，我一定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舞蹈练得最好，我一定要拿第一。俗话说，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多少。我暗暗下决心，如果这次我拿不到第一，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努力了。
第一届“桃李杯”舞蹈大赛，是一次全面的技能比赛。你必须连过三关：第一关看你的民间舞，用跳、转、翻表演一段组合；第二关看你的古典舞，考控制组合，看你的身体的柔韧度和控制能力；第三关是民间舞组合，考核跳中国的民间舞蹈。只有过了三关，综合的分数到了，你才能跳决赛作品。所以，第一届“桃李杯”舞蹈大赛是最能体现全面舞蹈技能的比赛。后来，等我从国外回来，这样的舞蹈比赛已沾染了些许铜臭味。有些大款为了给小女孩买身份，花十万元，就能买到一个舞蹈大奖。金钱使舞蹈变质了。
第一届“桃李杯”舞蹈大赛，是一次真正的拼杀。全国20多个专业院校，400多名选手，可想而知，竞争的激烈程度是白热化的。我当时跳的舞蹈作品是《帕米尔牧歌》。给我编排舞蹈的老师叫房进激和黄少淑。两位老师是夫妻，原是新疆军区舞蹈团的编导，“文革”前是军艺的老师，“文革”开始，他们被发配到新疆去了。“文革”结束后，他们又调回了军艺。由于房进激和黄少淑老师在新疆待了许多年，他们根据我的表现力优势，结合新疆民族风情，给我编排了《帕米尔牧歌》这个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舞蹈。内容主要展现一个牧羊少年，挥舞着羊鞭，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牧羊群的情景，新疆风味特别浓。当时在全国选送的舞蹈作品中，少年组里惟独我跳的是原创作品，其他少年跳的都是老作品，拿着录像带模仿跳出来的。
1977~1987：成名之路“桃李杯”上的《帕米尔牧歌》（2）
《帕米尔牧歌》的舞蹈技术难度特别大。其中有一组舞蹈动作是牧羊少年跟小羊逗趣，有一个动作设计要求我的双脚必须立起来，全身的力气运用在脚尖上，用脚尖跳舞。这个脚尖舞不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穿有专门的芭蕾舞鞋，而是完全靠两个脚指头的功力，将身体立起来。这样用脚指尖跳舞的方法，当时在全国还是第一个，因而被誉为“金星首创男子足尖舞”。我那时的功夫已接近炉火纯青的地步，我就像一台完美的机器，你给我输入什么舞蹈动作，我就能跳出什么舞蹈来。
整个《帕米尔牧歌》舞蹈时间是六分钟。这六分钟时间我几乎没有停下来，都是连跑带跳，表演出一连串动作。
为了更准确传神地表达新疆民族歌舞特色，两位老师还特意从新疆请来了少数民族舞蹈家吾梅尔给我进行示范表演。通过这个舞蹈，我对新疆人的兴趣大增。我觉得新疆人长得像外国人，新疆女人、新疆舞蹈特别漂亮、性感，他们的民族特征深深地吸引着我。吾梅尔是一个很帅的男人，在排练舞蹈的过程中，我几乎都爱上他了。我发现吾梅尔老师跳舞的时候特别阳刚、漂亮，做女性动作的时候也性感极了！我从来没有去过新疆，通过跳这个舞蹈，我喜欢上了新疆民族舞蹈的节奏性，所以，我学得很卖劲。
为了争取拿到名次，我们研究了很多对手。经过比较，我们还是认为部队的演员技能很全面，况且只有我跳原创作品，在舞蹈起点上就胜人一筹。可是我在充满信心的同时，又缺乏一种信心。我老觉得自己个头矮，男演员个子小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如果让我跳女孩舞我会跳得非常好，让我跳纯男性舞蹈，我怕自己不够阳刚，我怎么能够完成这部阳刚作品？
演出时，化妆师给我贴上小胡子，画上胸毛，当我出台的时候，我的主课老师们都不敢看我演出，全出去了，他们的心情比我还紧张。我有个最大的特点，按圈内的话讲，叫“人来疯”。台下的人越多，越注意我，我的情绪就越高涨，发挥得就越好。观众少了，我反而没有情绪。我有着天生的表现欲。
我一上台，看见底下坐了那么多人，兴奋得不得了！前三轮跳下来，我的成绩处在上峰，比同伴男孩成绩高出0。5分。当时军艺的评委中有宋兆昆老师、陶金老师。我们军艺三个参赛者，我和胡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