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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给子孙留下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百年忠告，言犹在耳。
李和平说：“父亲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宽厚的人，做一个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人。”
李优优说：“在我们家，言传有，更多的是身教，他们自己做事就是这个样子。潜移默化的，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个好人，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曹云莲老人家欣慰地说：“我们的孩子都是很听话的，工作上都能认真负责，不管在哪个单位，没有一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老人家的话语简单而朴素，但是，说明了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
党有党风，民有民风，家有家风。家风，就是家庭成员间的言传身教。对于李和平和他的弟弟妹妹们来讲，忠诚于党的事业，热爱祖国的信念，是他们从父辈身上继承下来的精神血脉，这种信念不会因工作环境和地域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而放弃。因为，它是侵入心灵和肉体的基因，它时刻在提醒着你，不要忘记一个革命者的责任，不要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乌兰夫履历
乌夫（1906—1988）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1923年12月在北平蒙藏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31年起兼做兵运工作。1936年2月，策动在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举行抗日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19
40年党中央将他调回延安工作，先后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为革命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7年成功地主持了“五一”大会，胜利地宣告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
1947年至1949年，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积极从事国务活动，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1988年12月8日，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数风流人物 看天之骄子
一
乌兰夫有八个子女。第一位夫人云亭，生育了一女三男。抗日战争时期与云丽文结婚，生育了三女一男。八个子女中有从事行政管理的，也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有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新闻工作的。他们都继承了父辈开创的革命事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事业有成。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乌兰夫的二儿子乌可力和乌兰夫的三女儿云杉。乌可力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工作，而云杉则是新华社的主任记者。
乌可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的。从小就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后来又在军事学院读书。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
乌可力身穿米白色西裤和褐黄色短袖衬衣，腰板挺直，昂首挺胸。他头发全白，但梳理成形，形似斯大林，尤其是笔直鼻子下一排硬扎扎的胡子，特别引人注意。
“您的胡子很漂亮呀。”我们的采访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乌可力笑道：“我那时去见贺龙，贺龙也这样说。那时学生不能留胡子，贺龙说你去跟陈赓院长（哈军工）说，我批准你留胡子。回去我真那样说了。”
“那时您多大？”
“我19岁。”
“从19岁留到现在，一直没变？”
“没变（形状）。”乌可力脱口而出，但马上幽默地补充说：“从黑的变成白的，白的以后就该变没啦。哈哈……”
现在长成的参天大树，当年就是一棵不平常的小苗苗。
乌可力的童年是苦难的。父亲乌兰夫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长年奔波在外，下落难明。乌可力和姐姐云曙碧、哥哥布赫、弟弟乌杰从小就是“野孩子”，除了由母亲云亭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父亲只能给他们以革命的影响，而无法进行耳提面命的教育。
二
“大姐云曙碧在呼和浩特，原来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后在红十字会工作。国家红十字会还发了个号召：学习云曙碧精神。她特别能吃苦耐劳，跟我母亲特别像。”
云曙碧从小就给父亲乌兰夫等地下党放哨。1940年3月加入党组织。1944年3月至1945年8月，曾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解放后曾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副主任，哲里木盟盟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盟委副书记。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迫害。1972年6月，平反后任哲里木盟盟委副书记、副盟长，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
1987年5月至今，云曙碧一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扶危济困的事业中。在她的领导下，内蒙古各级红十字会累计募集救灾款物2亿元，救济了数以万计的灾区群众，并完成了74个灾民新村（5389户），31所红十字学校，20所医院和卫生院，9个卫生室，1所养老院，410户牲畜暖棚等一大批重建项目。由于云曙碧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她3次荣获全国先进会员，2001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国红十字会授予“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工作者”。
乌可力的大哥布赫，1926年３月生，又名云曙光，1942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大学民族学院毕业，大学文化。布赫长期在内蒙工作，有着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他是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政务之余，布赫喜欢挥毫泼墨，写文作诗，他已经出版有：《布赫文丛》、《布赫诗集》、《布赫文艺论文集》、《诗海纪行》等250多万字作品。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乌可力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的，饱受生活的磨难，但他在逆境中以父母亲为榜样，向父母亲看齐，自觉自强自立，取得不凡的成绩，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
乌兰夫的家乡土默特旗是中国北部最早受到革命影响的地区之一，蒙古族最早的共产党员就是从土默特旗出去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土默特旗籍的青年参加了革命，因此，反动势力对这个地区人民的迫害也特别残酷。乌兰夫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加革命后，他的家三次被日本人和国民党焚毁，担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长的幼弟云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株连的不但有他的家人和亲属，也有从没见过的乡亲。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乌兰夫的家乡，有200多人先后离开了家乡，参加了革命。
乌可力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说：内蒙古是土家村、云家店什么的，说姓云的在内蒙古当官的特别多，为什么？我说：他们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了，你们不参加嘛。那个时候跟共产党走，可是要提着脑袋的。”
“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一家人也没有逃脱厄运。
乌兰夫被污蔑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被软禁起来，同夫人云丽文一起被送到湖南长沙，和外界失去一切联系。乌可力的大姐云曙碧被投入监狱，哥哥布赫也遭到迫害。
“1967年9月初，我失去了父亲的消息。那时我还在东北，后来借大串联的机会，坐火车回到北京。当时我穿着军装，行动比较方便。”
到北京后乌可力才知道父亲已经被关了起来。他回到家里，发现只有秘书等少数工作人员还在，但他们也不知道父亲关在哪里，大街小巷里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满天飞。关于乌兰夫的大字报，他特别留意看过，都说乌兰夫是反党集团，是什么“特务”“间谍”。乌兰夫曾留学苏联，现在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与苏联有过关系的老革命、老干部就很方便地被戴上了“间谍”、“特务”的帽子。乌可力很想当面问问父亲真相。
“我问秘书，首长呢？他说他不知道。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等，突然来了个电话，原来是父亲！他说他在总参第五招待所。”
乌可力骑着自行车找到了总参五所。
原来是周总理把一些老同志接到那里，变相地保护起来。
“幸好我那时穿着军装，到了五所，我直接进去了，战士给我敬个礼，说首长你找谁？那时我父亲改名叫王自力，我说王自力首长在哪儿？他说在三楼，我就上去了。上去后，我父亲正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我一眼就看到那熟悉的背影。”
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父子2人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长谈，这不是普通的家长里短，更不是一般生活上的嘘寒问暖，而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和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关于革命、关于未来的内心交流。
在“软禁”乌兰夫的办公室里。乌可力问爸爸：“大字报说你反党，这是真的假的？”
乌兰夫说：“那是造谣，没有这回事情。如果我反党，是叛徒特务的话，我也不会走到现在。”
……
乌可力说：“这次党内斗争怎么这么严酷呀？”
乌兰夫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他顿了顿又说：“你们要相信党，要活下来，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乌可力以为父亲会讲出一些政治原则或什么应对方法，谁知父亲却说：“你们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健康比赛，能活下去，就能说明真相。”
望着疑惑不解的儿子，乌兰夫特意叮咛说：“你回去一定要把我的这个话，告诉那些受到误解的同志，让他们注意保重身体，把这场健康比赛坚持到最后……”
乌可力感慨地说：“他是一个老党员呀，看得多远多透，我们当时哪儿知道。”
担负职责的乌可力离开乌兰夫的“软禁”处之后，立即找到他熟悉的一些领导和干部，转达了父亲的意见，叫大家都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与“四人帮”进行一场“健康比赛”。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乌兰夫用一句简单的“健康比赛”，及时提醒和帮助了许多老干部走过那段黑白颠倒的历史时期。事实证明，乌兰夫的一席话的确有先见之明。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却因为此事被关了四年监狱。乌可力说：“后来，有人把我揭发了，说我传达乌兰夫的‘黑指示’，抓起来以后，把我放在监狱里关了四年。四年以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最后跟我讲，‘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把我放出来了。”
“你这段经历，你父亲知道吗？”
“我没讲过，包括我哥（布赫）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我关了四年监狱。我不想给他们讲，一讲大家都挺难受的。1978年，我已经调到八机部了，沈阳市公安局才来给我平反，把我挨批斗的照片都给我送过来了。”
讲到这时，乌可力摘下眼镜，悄悄地擦拭去眼角的泪水。
四
云杉是新华社《了望》周刊的记者，她是乌兰夫同志的第3个女儿。在新华社第二工作区的办公大楼里，我们见到了她。
云杉1977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了新华社国际部工作。80年代后期调到《望》周刊，负责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业余时间，云杉喜欢创作小说。
云杉说她非常崇尚理想主义者，她所说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仅仅有理想和信念，而且必须为了理想而付之于行动，能够牺牲自己的一切，并为之奋斗终身。她说她的爸爸乌兰夫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妈妈云丽文也是这样的人。
“我妈妈是很能干的，也是很有才气的人。但是她一生都奉献给了最琐碎的工作，而且无怨无悔。”
在乌兰夫这位伟大的父亲眼中，如果把孩子比做树木的话，他看到的和关爱的是一片森林，而不仅仅是自己家里的几棵小树。
退休后的乌兰夫，终于能够拉着外孙女儿的小手在院子里散步了，只有这时，这个伟大的革命老人才有闲暇，享受一下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乌兰夫去世时，云杉的女儿咪咪才8岁。现在这个从小不爱上幼儿园的咪咪，已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正在国外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
五
1987年，乌兰夫作为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最后一次回到内蒙古。离开内蒙的前几天，他来到了坐落在鄂尔多斯草原的成陵。
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的普通农民的儿子，乌兰夫在内蒙古人民，乃至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心中，如何享有如此崇高的信任威望呢？
云杉说：“我极为震撼。群众对他那种崇敬，我认为只有共产党员做到位了，才能这样。他本人就是个学生出身，他没有任何背景。”
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乌兰夫为了人民的利益战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他不知道索取，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这个字。
乌兰夫去世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伍修权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他评价乌兰夫是那种从来不会向组织伸手的人。
“在你个人的终身大事上，父亲过问吗？”
“那他是很民主的，但他要求人品好，还有个特别要求：是党员。”
“我这人也很奇怪，觉得要不是党员，那就太土了。连党员都不是，那怎么行？”
说到这一点，云杉也为她这种择偶标准感到好笑。
云杉牢记父亲的话，绝不做眼高手低的人。
六
1992年，一座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巍峨建筑，落成在呼和浩特市西郊植物园内，这就是“乌兰夫纪念馆”。
纪念馆展览面积1400余平方米，分为序厅及八个展室，两个展廊，最大展线长度近1000米。序厅正面为高3米的乌兰夫汉白玉坐像，左右两壁上为四组高5。5米，宽3。5的大型仿汉白玉浮雕，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武装斗争、经济建设和各族人民大团结为内容，刻画了乌兰夫在65年的革命生涯中为祖国统一、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各族人民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地展现了乌兰夫光辉战斗的一生，像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一样，共产党人乌兰夫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家风需要传承，家风必然传承。
这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他们之间除了血脉相连，凝聚他们的还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不论受过多么大的委屈挫折，他们始终站在党旗下，为党的事业奋斗着，奉献着。我们接触到的乌可力、云杉，他们都很坚强、真诚、朴实，他们是革命者的后代，也是党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我们敬佩他们那种坦荡的胸襟和战士的个性，也由衷地祝愿他们松柏精神，山高水长。
廖承志履历
廖承志（1908—1983），广东省归善县鸭仔乡窑前村（今惠阳市陈江镇幸福村）人，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通晓5种外语，擅长书画、诗词、戏剧。在孙中山、宋庆龄和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的教育、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大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1928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2年，在荷兰、比利时、德国汉堡等地组织领导海员运动。1933年在上海被捕，经何香凝、宋庆龄等人营救获释。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左”倾路线，遭张国焘拘捕，带着手铐参加了长征。1936年冬到达陕北后，在红中社（新华社前身）负责外电编译，1937年3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参与筹备、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