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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厦门战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调了，改为撒谎。不唱高调的原因很简单。作为败军之将，他比谁都清楚：“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对朝廷说，也就只好撒谎。
和颜伯焘相类似的官员将领不在少数。比如接替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广东巡抚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满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调了，还和杨芳一起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进攻鼓浪屿，怡良却阳奉阴违一再敷衍。他对手下说：你们只许严防死守，不许贪功挑衅。如果我们这边开火，“英夷”一定会“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对抗”，这样我们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祸了。怡良的官职是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辖地。只因为浙江军务此刻不归他管，便如此以邻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话，真不知“是何肺腑”！
怡良其实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说：“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
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说说而已。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身接触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出场的耆英、牛鉴，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牛鉴刚刚出任两江总督时，也都是唱高调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两个便变成“主抚派”的顶尖人物了。
对此，茅海建先生有一个总结。他说：“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其原因，他认为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高调 。我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战区的地方官身临其境，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问题是他们谁都不说。因为谁说谁是“汉奸”，谁说谁是“奸臣”，谁说谁是“卖国贼”！要知道，他们毕竟是帝国时代的人。帝国是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它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一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基调就是：大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汤的，大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而大清皇帝是永远圣明的。因此，一切来犯之敌都是应该而且可以“迎头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那英吉利则不过“蕞尔岛夷”！“夷”已不足畏，何况乎“岛夷”？所以，谁要说“夷务不可为”，那他就必是“汉奸”无疑！
那么，谁又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于是，不负实际责任的就唱高调，负有责任的就说谎话。可见，谎言与高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谎言之前必是高调，高调之后必是谎言。谎言往往是高调逼出来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简单：要想杜绝谎言，必先从杜绝高调始！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小曲好唱口难开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14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 。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刘韵珂的“特别用心”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了。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关于这一点，《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且成功。这正是刘韵珂“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的。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等到前方“战事糜烂”，许多人都意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却又三缄其口，噤若寒蝉。每个人都顾虑着自己的顶戴和脑袋，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
这个时候，刘韵珂说话了。
刘韵珂说话并不容易。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档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让道光惊心的。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 道光皇帝看了他这段话，很可能会心里打个激凌。
刘韵珂的这个观点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诟病：这完全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嘛！在我看来，这种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调！刘韵珂毕竟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他不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难道维护大英帝国的统治不成？再说了，他的话，是要讲给道光皇帝听的。如果他的立场不是维护大清，道光皇帝会听吗？
现在看来，道光皇帝是听进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 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1856、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韵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作为专制制度中人，刘韵珂辈做人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来的“制敌方略”和“锦囊妙计”，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刘韵珂靠着这一套在官场上混，也许还能如鱼得水。一旦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大环境，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即便咸丰皇帝不让他“回家养病”，他迟早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崴了脚。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笑脸与鬼脸
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么！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进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现在可以肯定，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则实在不知是为何人。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茅海建先生则认为不是。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们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这下子牛鉴急了，只好说出实话：“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大概这一回道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什么“诉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什么“恭顺”，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们打不赢了才是真的。但他还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国”，怎么就打不赢那“蕞尔岛夷”呢？
这当然说来话长，但其实只说一条也就够了：“岛夷”们战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请旨的。不像咱们，事无巨细，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他们也用不着撒谎。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鸦片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