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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时我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愿看清这些鳄鱼。当我不得不对自己实行紧急动员，试图走出危机感那令人窒息的阴影时，我所本能诉诸的首先是勇气，其次是自我劝勉，至于可怜的理性，那要等到危机结束之后。
最能表达勇气的当然是写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立即行动的力量。于是我提笔写下了《四十岁》。这或许算不上我最重要的作品，却是我最敝帚自珍的作品，因为它是我第一首、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首真正写给自己的歌：
二000年新的一天
又开创了我四十岁的生涯
虽说身体确实不太利索
可心情他就这么年轻
有时候病了躺在床上
难免会有些悲伤
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
可挣的钱并不多
身边的女人走来走去
可我在这世界上走来走去
到现在也没找到传说的爱情
更没人亲热地叫我爹爹
回想起二十年前
独自一人来到北京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
一心坚持到现在
虽然有过成功的喜悦
可荣誉和成绩总是二八开
因此我流过泪
我愤怒过
才发现自己还不够成熟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说我好
都说我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可到了今天四十岁的我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危机感
我也曾考虑换个活法
可除了唱歌我还会做什么
因为这些年我迷迷糊糊
怎么养活自己还是个问题
好在香港澳门回到祖国
国际形势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也鼓起勇气面向未来
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
第三部分世事洞明皆学问
我不敢说它有多好，但我敢说它足够真实。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当时我的心态和影像：我的悲伤、我的尴尬、我的坚持、我的牢骚和我对自己的不满。当然，歌毕竟是歌，不是病历或药方，因此我对危机感只是旁敲侧击，而不是和盘托出，更没有大肆渲染。不过，透过某些表达上的问题，还是可以看出它打下的深重印记。尤其是最后两句，将港澳回归、国际形势和我“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扯在一起，有人说是“神来之笔”，其实不过是茫然无绪中强作通脱罢了，其中的复杂滋味，大概只有我自己才清楚。
但无论如何，写完这首歌我感觉松快多了。这再次证明，写作确实具有心理治疗的功效。真到过生日那天，我已有足够的热情和朋友们一道狂欢到半夜。宴罢归来，趁着酒兴我又给朋友们和自己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结尾的：
回想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是你们陪伴着我度过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回想我有那么多的好朋友，那么多的亲人和好心人，说真的，今天我直想大喊一声“爱你们，就像爱我自己！”可最终我还是没喊出来，因为我觉得，留在心里会让我更加踏实。现在我正盯着闹钟的两根针像两条腿，嘀嘀答答地越走越近，再过一会儿，当它们在12点上重叠在一起时，一个新的明天就会悄然降临。是的，新的！明天！我的。也是你们的。
把签字笔插回笔筒的刹那间，我体验到一种结束和开始同时到达的感觉；又仔细地读了一遍信，再折好放进抽屉，钥匙转动了两圈，“咔”地一场轻响：危机过去了，而青年时代也终于被留在了身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那叫个悲欣交集。
日子一天天过去，四十岁危机的意义开始慢慢显露出来：如同秋风使苹果变红一样，它也使我变得成熟。
《红楼梦》中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八个字，常被用来指证成熟；但对我来说，“成熟”首先意味着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天地、父母、故乡、亲朋，没有他们和他们的爱，你就什么都不是。
其次就是平常心。所谓“顺其自然，任凭得失”；所谓“不为物喜，不为己忧”；所谓“是什么就是什么”；所谓“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
曾几何时，我就像一个开足马力的火车头，只顾喷着气往前赶；然而现在，我更愿意自己是一棵树，踏实、安静，有花开花，有果结果；假如都没有，那就尽可能地绿着，绿成一道生命的风景线。
四十以前是比着快，四十过后就不比了。真要比，那就比慢。“慢”无关体力和机巧，它是一种慧定，一种境界，比快更难。
孔子自谓“四十而不惑”，他是圣人，咱不敢比，却也能体会到这句话的份量及其复杂的内涵。我不能肯定2000年连获三个大奖是否和我的成熟有关，但我知道我没有辜负那场危机。经此洗礼，在我面前展开的，将是一个沉稳、开阔的中年。
第三部分一个“硬汉”推波助澜
我从未为媒体把我塑造成一个“硬汉”推波助澜，却也从未提出过反对意见。既然他们不太在意所谓“硬汉”是指我的歌还是指我这个人，我也就乐得装憨。装憨肯定没错，这方面我有优势，大草原来的嘛。但既然是“装”，就说明心里不踏实当然不会为我的歌，而是为我这个人。这事儿也不能怪我，谁叫他们那么浮皮潦草呢？假如他们明说我这人如何是个“硬汉”，如何“强悍豪放”，那我就要一揖到地，然后大叫惭愧了。
别的且不论，就说我直到现在回到草原，晚上还不敢一个人外出，出门撒尿恨不能都要扯上个人陪着，哪里说得上是什么“硬汉”？再比如我特爱看鬼片，可碟买回来了又不敢一个人看，总得拉个朋友做伴，要说“强悍豪放”，也太勉强了吧。
我这方面的故事多得很，一一道来怕让自己无趣，那就拣大的说三个。这三个故事，在我的私人档案里，被并列为“三大耻辱”。
耻辱一：那是1976年，我在内蒙艺校读二年级。一次学校下乡，一边帮农民收割，一边为他们演出。当时村里当然不会有招待所什么的，二十几个人就分开住在农民家里。我和其他两个男同学作一处，那是间又脏又破的旧仓库，窗户上总蹲着鸡。没几天村里死了个人，隔日晚上，两个女同学来玩，说到此事，于是我们就顺理成章给她们讲开了鬼故事。讲啊讲，那个毛骨悚然，那个欲罢不能，像在过瘾。
讲到快半夜，两位女同学该回去了，这才发现手脚都是软的。其实也就是二三百米的路，可就是动不了身，怎么办？那就送吧。三个男同学你谦我让，特绅士，最后还是集体主义占了上风，说好一起送。
没有月亮，没有灯光，夜色朦胧中四下里似乎都有鬼影在晃动。一行人战战兢兢地谁都不说话，也不敢东张西望，只顾盯着前面的脚跟，埋头疾行。
说来也真是巧，走到村子中间的时候，正碰上死了人的那家抬着棺材，白花花一片丧服，哭着就过来了。当时我位居五个人的末尾，虽说前面有他们四个挡着，可一见这阵势，早已“噌”地一下，全身汗毛立正，四肢冰凉，彻底没了感觉。
好容易硬着头皮挨到跟前，一个女同学突然“哇”了一声。这一声好比刀光凉嗖嗖地一闪，我那一直绷着的神经“嗡”地一紧，就齐刷刷断了。说时迟，那时快，我惨叫了一声“救命啊”，就转身蹿了出去，一边跑还一边喊，那声音，不用说只有鬼哭狼嚎才配得上。
我这一往回跑，那四位也都条件反射式地跟着我跑了回来。所有的人都像是在百米冲刺，而那次肯定是我一生中百米跑成绩最好的一次。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很明显全体男同学都不拿正眼看我，那份鄙夷，让我觉得四处都有声音在说：别理腾格尔，这个胆小鬼！
唉，本想讲鬼故事吓唬别人，最终被吓的却是自己；落下个“胆小鬼”的坏名声不说，还遭到了集体制裁。这以后差不多两三个星期，我见到同学都有点抬不起头来。
耻辱二：说话已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第三年下半学期吧，班上来了三个西藏的进修生。这三个哥们儿都好酒，某天就约我晚上出去喝。喝酒好啊，就去了。还记得去的那个餐厅叫杏花村，在小白楼边上。喝到八九点时人慢慢稀了，基本上也就剩下相邻的两桌，一桌是我们，另一桌都是本地人。
再往下喝，那桌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也不奇怪，越喝越“高”嘛。等声音大到足以影响我们聊天的时候，三位西藏朋友有点不满意了。其中一位撇着嘴骂道：他妈的，什么玩艺儿！要是在西藏，我早掏刀子了。一人捅仨，你信不信？
很显然他说的是醉话，可当时在我听来却不是（这说明我也已经喝得足够高），相反觉得隐隐然有指责我未尽地主之责的意思。于是也没多想，就“腾”地站起来，晃到说话声最大的那位背后，拍拍他的肩膀说：喂，你们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影响我们喝酒啦。
那人转过身，看定我，然后慢慢站了起来。我当时特瘦，体重还不到一百斤；而那位长得又高又壮，堵在我面前，跟座塔似的。说实话我当时倒也没吝他，就把刚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那哥们儿皮笑肉不笑地听完，也没多话，只骂了一声“操你妈”，就“砰”地一拳打在我脸上。那力道，震得我似乎飞行了一小段才跌落下来，人整个儿晕得找不到北，摸了半天才算摸实了地。然后又慢慢往前摸，摸到墙；再挣扎着爬起来，摸着墙往外走。后面不断有人踢我，还往我身上吐痰什么的，全都顾不上了，因为我已彻底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摸到外面找了个地方，像块木头似的坐了差不多半小时，才开始有了感觉。这时才发现满手满脸都是血污，胸前也脏了一大片。后来看拳击比赛，被对手击倒后数十下，起不来就算输，我特理解。那是真起不来啊，满脑子都是火星！
又坐了会儿，忽然想到三位西藏哥们儿还在里面，也不知闹成什么样儿了，就赶紧起身往里冲。不想进去一看，操，除了几个服务员在收拾桌橙，准备打烊，人早就走光了，也包括我的三位哥们儿。
第三部分这次的“胆小鬼”之名
当时我那个气啊，没法说，也没人可说。就又买了瓶白酒，喝了两口以后全倒在了身上，意思是我又喝了，然后找了个车回校。远远看见他们房间的灯亮着，知道人一定是回来了，就直奔过去，一脚把门踢开，吼了句“X你妈，再喝啊！”，就瞪着他们。
三位兄弟都还没睡，互相看了看，早先说过要玩刀子的那位慢慢慢踱了过来：“哎哟，腾格尔……”突然一变脸：“你个胆小鬼！”梆！冷不丁也是一拳，又是把我打得找不着北。
就这样，一个晚上我两次被打倒在地，而最终的罪名竟还是“胆小鬼”！很显然，在那三位西藏朋友看来，我在餐厅里挨打后一个人摸出去是溜了号，是一种临阵脱逃行为；而一个逃兵是没有资格去找他们发脾气，更没有资格变相谴责他们的，所以要再给我一个教训。
那么，我在餐厅里被打倒后他们之所以没有为我出头，之所以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悄没声地打道回府，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吗？76年的那次我也就认了；可这次的“胆小鬼”之名，我背得是多么冤哪！
耻辱三：仍然是在天津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这次受辱更冤。
那天也是一帮人出去喝酒，喝完了回来打牌。六个人，三人一拨。打了会儿恰好我们这拨一起上厕所，老大也就是我们班年纪最大的那位就给我们说，谁要是手里有王就互相挤挤眼睛。这分明是要我们作弊，可我对作弊从来没什么成见，就说行。
可真到打的时候我却忘了。也是合着该我倒霉，那天我们这拨总是输。一而再再而三地翻不了身，老大就开始动气了。也不点名，只是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一会儿是“什么人哪，傻X一个！”一会儿是“该下不下，留着做种啊！”一会儿是“猪脑子！不会打就一边呆着去！”
我自认没有出错过什么牌，以为他在骂另一个同伙，也就没往心里去，还有点幸灾乐祸。又打了几局，还是翻不了身，老大真急了，一次该我出牌时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吼一声：“腾格尔，下！”
我知道他是想我下王，可我手里并没有王啊，又不能让对方知道，一时有点犹豫，就迟迟出不了牌。这一来老大更急：“你他妈想什么哪？到了这种关头还不下！下啊！”
他越是骂我越是发懵，同时心里也委屈得不行：我明明没有王嘛，拿什么来下？还要这么糟蹋我！便胡乱出了张牌。老大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啪“地一掌把我手里的牌全都打在了地下：“王呢王呢？你他妈留着做种的王呢？为什么不下！”
我无限窝火，便也反吼了他一句：“我他妈哪有什么王啊，你自己看哪！”这时他也看清了我确实没王，却比原来更急：“没有王你他妈还老挤眼睛？挤什么挤！”
原来我有个习惯性眨眼的毛病，完全出于无意识，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老大平时浑没在意，不料打牌想作弊时却瞄上了。他见我老是眨眼，就老以为我有王；偏偏我又忘了他在厕所里的约定，于是阴错阳差地一再对不上茬，最后还闹了这么一出。
老大在班上不仅专业强，平时待人也随和，像个大哥，但不知为什么一打起牌来就有点六亲不认。照说打牌是为了放松消遣，可只要跟他一起打，特别是打同伙，心里就紧张，就生怕出错牌受羞辱。我不是说他成心，我是说他说的那些话听起来确实是一种羞辱，一种对你智商和人格的羞辱。那天他一掌把我的牌打在地上，真让我丢足了面子；而对他来说，或许只是在气愤之余，顺便行使了一种无意识的权力。
你们可以感到我在说这三个故事时，嘴角一直挂着微笑。当然，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嘛，如同普希金所说，所有过去了的都可以成为美好的回忆。他没有说是否包括耻辱，但我估摸着，像我说的这些也不妨包括在内。不过在当时，它们可都是被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耻辱，而且真有点刻骨铭心的意思。要不然，我也不会记得那么牢。
第三部分火到最后，悲从中来
我知道社会上多年来一直风行所谓“励志”一类的书。闲时也翻过几本，比如《哈佛女孩刘亦婷》什么的。这类书，说白了就是主人公现身说法，传授奋斗、成功之道，背后则共用着同一个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故事原型。我一点都不反对这样的书奋斗很好，成功很好，白天鹅很好，越多越好，传授这方面的“道”也没什么不好却不会去写、也写不了这样一本书。道理很简单：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在明确的理性指导下的励志、奋斗过程，因而也不属于这个意义上的“成功人士”；相反，在大多情况下我处于自发状态，甚至有点浑浑噩噩。以此自立楷模，岂不误人子弟？
那么，在我的艺术人生中，是否也暗含了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呢？这我说不好。曾经是“丑小鸭”是肯定的。不说成名前，就是在小有名声后，也还经常显得很丑有时是在别人眼里，有时是在自己眼里。
我还记得当初那种“走穴”式的演出：一帮“大腕”在前面走着，我们在后面跟着。到了地头，主办单位的车“哐”就把“大腕”们接走了；我们呢，如同退潮后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鱼，就那么被晾着，干张着嘴，没人管。那种场面，尴尬啊，难过啊，自尊心受不了啊，但也只好忍着（作为“过来人”，现在我在这方面就特别注意。主办单位的人围上来了，我就会提醒他们：别老围着我，还有其他演员呢，去照顾他们）。
这也就罢了，更难受的是被人骗。在没有经纪人和自己的公司之前，这样的事多了去了，因为骗子太多，包括一些号称朋友的人。91或者是92年吧，有一次去沈阳演出，就是一位“好朋友”给组织的。当时我的演出费底价是每场一万五，演两场，应该是三万；他说别三万啦，两万吧，都是朋友嘛，算给我个面子。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我还能驳他吗？那好，就两万。结果两场演完了，人家只给一万，我稍一迟疑，他倒诧异道：不是早在电话上说好了吗？这就是“好朋友”！把你坑了还让你说不出话来。那个窝火，可真是只能窝在被子里火啊！火到最后，悲从中来，禁不住偷偷哭了一场。
哭完回到北京，见到哥们问起，还要装面子，说两场挣了两万。哥们奇怪道，不是应该三万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