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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乐队有点像“流水席”，你来我往的；曾用过日本人，还用过美国人。到了2000年，我下决心搞“清一色”，全部换成了蒙古族。当时的考虑，一是特色鲜明，二来都是同族人，团结方面的问题应该少一些。偏偏事与愿违，不到几个月，矛盾就闹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六个人，三个一拨，互不买账，互不相让，等于是把乐队齐齐地分裂成了两半。
第二部分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我这人平时比较“马大哈”，所以也没太在意；等觉察到事态严重想化解，已然晚了。那次是在安徽演出。演完后来了一拨朋友，就陪着他们在饭店喝酒。这六个人就在房间里等着，说有重要的事找我——也是重要啊，摊牌呢，那通闹。这三个表示要坚决跟着我，说，腾哥的音乐是真正属于民族，属于世界的；那三个说，腾格尔老了，跟着他还不如另起炉灶……
一回北京，那三位就彻底不干了。我听说了非常气愤，第二天就又找了三个，都是汉族，比他们还强。
老实说这件事对我打击挺大。太出乎意外了：我对他们那么好，他们怎么能如此忘恩负义？！由此我知道，所谓“看人”和民族不民族的无关，真要看的是个人。尘埃落定后真相大白：这六个人闹矛盾，来自外蒙的第一吉它手始终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包括一拍两散的主意，都是他在兴风作浪。
以上两件事我从没对外说过，也羞于对外说。无趣啊，好比是自己掴自己的嘴巴。我不是说乐队里不能有矛盾，两口子还闹矛盾呢；我是说，一再用人失察，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在我内心里，这两件事从来没有过去。我是把它们当作了一种警告，一个教训。
还有就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零点乐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首先是敬业精神。97年去香港演出，我们借用了零点的贝斯手王笑冬。行前排练，说好下午两点开始，他每次都是准点到；别人还没来，他就自己练，天天如此。后来我在表示感谢时特别提出，感谢你每次排练都准时到；他说这有什么啊，自己的工作嘛，当然应该认真对待。我们那边人人如此。
他的话对我很有震动。就个人而言，我大概是算得上敬业的。演出时不管台下有多少人，我都会尽心尽意地唱，理由也一样：这是我的工作。但要说在乐队管理上把敬业精神作为一种要求，一个尺度，坚持贯彻和培养这种精神，形成“小传统”，那就远远不够了。我们乐队的作风历来是比较散漫的。说是两点排练，有的人就是三点才来，早来的人只好等着，久而久之，都成老毛病了。成了老毛病就难改。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好多了，但有时还是免不了旧病复发。
其次是规章制度，包括经济上的管理制度。据我所知，零点每次演出，譬如说乐手的演出费为XX元，队里通常会预留五分之一，以作为乐队的日常活动经费，包括购置公物。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关键在于增强了整体意识和向心力，非常合理。最近我也采取了类似的管理手段，但预留比例要更低一些。
乐队管理不善，和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有人说我对乐手太溺爱了，可能有那么一点。过去我们演出，演出费歌手和乐手平均分配，都是XX元。这在其他乐队是不可能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我这么做，除了哥们儿义气外，也是为了增强凝聚力，但客观效果并不见得好。没有了层次感，人就容易疲沓，包括前面说到的排练迟到的老毛病：谁都知道我这人最恨的就是不守时，谁都知道我一碰到这种情况就要骂人，但不当回事的还是不当回事。我一开骂，他们就说“又来了又来了”，倒整得我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有时他们也怕我。那不是在我骂他们的时候，而是在我不说话的时候。这也关乎我的性格。我这人一碰到困难、一着急就没话，越着急就越没话。这时他们就会犯嘀咕，就会相互打探、猜测：腾哥怎么啦？心里又揣上什么事啦？然后或者分头、或者结伴来找我，“腾哥腾哥”喊得那叫欢。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不认为遇事沉默是一种特别优秀的秉赋；但说来也怪，往往是在这个时候，我会格外深切地感到一种亲和力，一种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的休戚与共感。唉，这一声声“腾哥腾哥”的，难道是白叫的吗？
写到这里，一股豪气陡然涌上笔尖：既然从一开始就有自己明朗的风格和独特的追求，那么，一个更好的前景也是可以预期的。不管怎么不尽人意，“苍狼”毕竟还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乐队的五张专辑可以为证；我的演唱风格通过“苍狼”在国内外，尤其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也可以为证。前年乐队新建了排练室和录音棚，从此结束了到处“打游击”，插人家的空子排练、录音的历史。这是向更加专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一直企望的“精益求精”的目标，终于有了可靠的硬件保证。
乐队成立之初我曾写过一首《我们是永远的苍狼》；“苍狼”的兄弟们，让我们一起重温这首歌，并以之共勉：
美丽的草原可爱的家乡
有一位少年歌声多明亮
儿时的梦想让我们走到一起
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我们唱每一片蓝天
每一寸土地
还有年迈的爹娘
我们唱每一颗善良的心连在一起
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天空中飞过一群大雁
它们的歌声来自远古
历尽沧桑追求一生不变
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我们一起唱
每一棵小草每一朵浪花还有年迈的爹娘
我们唱每一颗善良的心连在一起
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第二部分我拯救了我自己
“知音”是中国传统艺术或艺术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范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传统艺术及其发展，就是以“知音”的存在和不断寻求“知音”为基础的。它突出强调的是个别心灵的沟通、交流和互为条件、互相依存。《高山流水》因为有钟子期才成为《高山流水》；钟子期一死，伯牙便断弦毁琴。
曾看到一篇文章，把“知音”阐释为现代接受美学和传播学所谓的“理想受众（包括读者、观众和听众）”。这肯定没有问题，但似乎太狭窄了点。过去讲“知音”，范围主要被限制在少数文人雅士，或是所谓“高人”之间；那时没有广泛的受众，也没有现在的“市场”一说。因此，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以为今天对“知音”不妨有更宽泛的理解。就我而言，我愿意说，不仅是少数业内同仁，所有我的歌迷，都是我的知音。
我知道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腾格尔歌迷协会”，但除了面对面的演唱会，一直没有其它的交流途径。现在，我愿借写作本书的机会，向所有我的歌迷、我的支持者致以深挚的谢忱。没有我，当然就不会有腾格尔；但没有你们，同样不会有腾格尔，至少不会有他的今天。爱你们，我的歌迷！向你们致敬，我的知音！
向您致敬，不知名的老者！2001年秋在北京展览馆开我的个人演唱会，您一直在场外转悠，就为了等一张“黄牛票”。天上下着不大不小的雨，而您没带雨具，就那么光着头淋着。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啊，从哪里来的这股热情？您说您极少看演出，但腾格尔的演唱会是一定要看的，喜欢！可惜弄不到票。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后来看了内蒙古电视台采访您的现场录像；而您不知道的是，我看了心里有多么难受，眼泪都下来了。我一遍遍责怪那个采访您的记者，怪他当时为什么不到后台找我。真的，假如他当时找了我，我一定会让人给您送票，请您看这场演出的。
向您致歉，广州的工程师！那次我在广州演出，完了主办方给我说，有个人一定要请你吃饭，务必赏光。您知道被请并不总是件快乐的事，想到肯定又是帮忙帮闲的一大堆，时间精力都赔不起，我是一口回绝。但代话人却不屈不挠，弄得我几乎动了气。实在没有办法，便给他出了道难题，说去也可以，但只见他一个，其余全免。我心想您肯定不会接受这显而易见的刁难，不料您毫不在意，真的就只身前来，只带了一对儿女，因为他们也是我的小歌迷。见面后我才知道，您是一个大工程师，广东省三分之二的高速公路都出自您的公司。您又说您平时除了听我的歌，没什么业余爱好；看了现场演出特感动，因此一定要请我吃顿饭，表达一下心意。我记得那天您设的是鲍鱼席，花了足有一万五；但我始终食而不知其味，止不住心里一阵阵惭愧。我惭愧不是因为让您如此破费，而是因为初时拒绝您的请求时语气那叫不客气，错度了君子之腹。当时我鼓了好几次勇气，终于未能说出这种心情；现在我说了，我拯救了我自己。
威海的朋友，您还好吗？收到您寄来的字画两年多了，一直惦记着给您回信，但是，唉……我不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不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比之在您笔下汹涌着的大海，再大的“江湖”也只是江湖而已。还是请原谅我的疏懒吧。我也收藏了一些字画，且多为名家手笔；但它们再是名家，也不能取代您的独一无二性。我不止一次地想象您在信中为我描述的情景。您说您那天听我的歌，从夜半直到天明，胸中激情澎湃，不能自已；于是来到距家不远的海边，在沙滩上铺开宣纸，就着东升旭日，万丈霞光，纵情泼墨挥毫。您说您感觉不是在咫尺的画幅上，而是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走笔，您说您最终是把整个大海收进了您的画幅。雄浑、阔大，豪迈……所有诸如此类的形容词都不够用了，总之是让我想象一次，就陶醉一次，如同自己纵马驰骋在大草原。您说必须用这种方式，才能配得上我的歌声，这又让我感到惶恐。在我读来，这已经不止是鼓励，而是鞭策了。
第二部分归功于音乐
还有您，特立独行的女歌迷，您的存在对我同样是一种鞭策——尽管我不太赞成您所使用的方式。我知道经济上您的腰杆儿硬，否则也不会我到上海您就到上海，我到哈尔滨您就到哈尔滨，我到三亚，您又飞到三亚；但长此以往，我担心您的热情就会成为我的一块心病。您说每晚不听我的歌就睡不着觉，又说要在我住处的对面买一座楼，以方便观察我进进出出，这就更让我不知说什么好了。当然，所有这些都表达了您支持我的美意，我除了感谢，不该再多说一句，但我真的希望您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早些年也曾有过一个自称崇拜我的男歌迷——至今也还是我的好朋友——是北京一家大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和您类似，也是总跟着我；彼此住处离得又不算太远，以致隔三差五就可以来家里坐着。我说“坐着”，那可是真坐着——咱俩的嘴都拙，再说，又哪有那么多的话可说？但总坐着也不是个事啊，谁叫咱是主人哪？于是就没话找话，于是终于有一天跟他谈起了美国。其实那时我根本就没去过美国，无非是些从书上趸来的、或听来的二手话，让我说得跟真的似的。他也不搭腔，就那么听着。我天花乱坠地吹了一个够，突然想到人家是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就问他有没有去过美国，他这才轻轻点了点头；又问他去过几次，多长时间？他回说也就一次，但呆了三年，是巡回讲学。那天他一走，我就“咚”地一声把自己扔到了床上，心里那叫痛悔啊，不住地骂自己没劲！愚蠢！无聊！您看，由于距离太近，就能导致我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而要让我笃定地说不会再犯，我可是毫无把握。我不敢，或不愿想象，假如有一天我真的重蹈覆辙，您将会有多么失望，而我还能不能再原谅自己？
我的歌迷们是太可爱了，有时可爱到我不知所措的程度。我不会忘记湖南娄底的一位蒙古族女子，听说我要来娄底演出，竟提前赶到住地，等了整整一天。她家境不宽裕，买不起票，这么做，无非是想亲见一面。我能怎么办？只好请她第二天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也不会忘记在云南腾冲，演出结束后一位歌迷不顾一切地冲上台来，攥着我的手，那叫语无伦次。最后他说：“腾格尔你记住，我永远是你的偶像！”我能怎么办？只好一个劲地点头称是。我同样不会忘记一位新疆的歌迷，每天都要来五六个电话，到后来干脆不讲话，说只要听我的呼吸就够了。我能怎么办？只好忍受了几天后换掉手机。这已经有点吓人了，而更吓人的是一次在哈尔滨，演到中途，突然四个汉子端着白酒，抬着一头烤全羊就上了台，来到我跟前，又“唰”一下亮出了刀子……
最不能忘记的是在乌鲁木齐。那次我们去演出，恰逢冯小刚的《大腕》在当地首映。我心想在北京漏过了，正好补上，就买了票；又想到公共场合，别让人给认出来了添乱，就一直等到灯暗了才进去，不料到底还是惊动了邻座。想必他是个我的歌迷，否则不会那么沉不住气，竟高声嚷了出来：“腾格尔！”他这一嚷不打紧，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电影院里就“腾格尔”、“腾格尔”地喊成了一片，电影也不看了。
说实在的，这类场合尽管已经历过不少，但每次碰上都还会有点儿晕乎，是那种被捧在手上的晕乎。在另一种特定的场合我也会晕乎。比如前两年的湖南“金鹰节”，组委会通知首长要接见，到那一看，每个座位上都写着名字，可见有多么郑重。这也就罢了；关键是接见时首长（李铁映副委员长）挨个儿握手，握到我时特别又用另一只手拍了两下，说：“腾格尔，我也会唱你的《天堂》，只是没你唱得好。”那一瞬间我就有点晕乎。后来他讲了半小时的话，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听清。这不奇怪，腾格尔也是人嘛，对不对？
人一晕乎就会自我膨胀，就容易有“人物感”。好在我总是能及时冷静下来，这时就会有一个慢悠悠的声音在心里说：“腾格尔，你有什么？不就是写了、唱了几首歌吗？大家宠着你，是看得起你、爱护你，你可千万不敢忘乎所以啊！”
亲爱的歌迷们，现在夜深人静，我说的都是些掏心窝子的话。我知道你们在听我的歌的同时，也在听你们心中自己的歌。我注意到、专家们也帮我分析过，我的歌迷大多属于中年或正步向中年的人群。这就很说明问题。中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阅历也意味着成熟，意味着成熟也意味着困顿，意味着困顿也意味着珍惜，意味着珍惜也意味着怀旧……意味着遍尝了酸甜苦辣的复杂滋味，意味着开始远离绚烂而自我的青春年华，意味着领略过天地人神的奇妙莫测，意味着在无数的幻灭中紧紧拽住理想的尾巴……意味着经验、情感、悟性、人格、理解力、综合能力，所有这些都处于最好的平衡状态，而没有这种状态，作为一个歌迷最重要的意愿，即倾听的意愿，就会变得偏狭、空洞而畸形。
为这样的人群（当然也包括更广大的人群）服务是一种幸福，因为我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享受心灵交流的乐趣，包括再次成长的乐趣。是的，我一直在享受着这种乐趣，并由此而懂得了感恩。相对于我丰盛的收获，我的付出是微不足道的。这不是在故作谦虚，是在表达一种感恩的心情。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在受奖致辞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归功于诗”；而此刻，亲爱的歌迷们，我最想说、并且是想和你们一起说的话就是：归功于音乐。
第二部分独独钟情于《天堂》
我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这一点令我时而庆幸时而痛恨。庆幸是因为日常或散文式的表达往往更真实；而痛恨，则因为真碰上那些必须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的故事时，我就会变得辞不达意。前面那些有关歌迷的故事已说得我左支右绌，而下面这个故事的难度更大，因为它不但要求有讲故事的才华，而且本质上要求能超越人类语言的边界。不用说，这两条对于我都是不可能的，但不讲就更不可能—— 一条狗居然也是我的歌迷和知音，这太是个故事了！
最早我是在网上看到这个故事的，说是福建泉州有一家音像店，那段时间老板每天都用我的《天堂》试盘；店里养了一条狗，原来也就是一条狗而已，没人在意，可自打店里用《天堂》试盘，它却一举成了当地的“名角”。
这“一举”就是：只要听到《天堂》这首歌，它就会跟着唱。通常每天唱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晚上那次唱的时间更长些，不过有时只唱一次也就不唱了。
这当然是一个足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奇闻，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