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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那个同学很好。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她时，她正悠闲地在家里看小说，一见面，就与我谈起了那小说中的故事。苏书记爱她爱得很呀，连家务活也不忍心让她干。他们恩爱一生。但这跟“闯天婚”一样，闯上这么个好的，的确太难了。
总之，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得不在命运的泥淖中挣扎。生命像尘埃一样，随着命运那双无形大手的挥动而起伏颠沛，怎么也摆脱不掉，逃避不了，因而不得不留下那个环境和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
曾可兰：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
我是与李蔚华、范志群一起到的和田。那真可谓是漫漫长路啊！但到了部队，却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给我们发。我们三人只有一床从老家带来的薄被和一床在西安发的军毯，三个人挤在一起睡，还常常被冻醒。我们提了几回意见，被子还是没有发下来。后来才知道，组织上已有意图让我们与老同志尽快结婚，所以就不打算发了。
我在迪化就听说过这样的事，那是听几个八一农学院的学员在旁边议论。
一个学员说，听说分到下边的女兵一去就要结婚。
另一名学员马上说，不可能，我们学校有规定，不准谈恋爱，男女同学之间的接触，也有严格的要求。每周都要开生活检讨会，汇报思想，主要是汇报男女同学之间交往的事情，可严了，你如果有什么隐瞒的，而别人“帮”你汇报了，你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她们倒好，组织给她们介绍。
你觉得好，让组织也给你介绍一个吧。一个学员赌气地说。
对，给她也介绍个“二八五团”的。有人开玩笑。
什么叫“二八五团”？
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怎么样？你要不要？
哎呀，那不快成爹了吗？
我记得，那位同学说出那句话时，我都吓得哭了起来。
你不知道，我们好多老乡来新疆不到三个月就结婚了，有些已做了母亲，有些正怀着身孕，看上去，她们稚气未脱，如花似玉，不像已为人妻者，更不像孩子的母亲。一名学员继续说。
另一名学员接着说，那样的话，我们应该是最为幸运的了，到了新疆还能上学，高校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使我们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
唉，只是这学校的条件太差了，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篷里。所以，得一边上学，一边盖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打土坯，运土坯……
我当时就有些害怕，但我不相信那些学员说的是真的。但一到部队，这些说法就应验了。
果然，没过多久，就给李蔚华介绍了一位教导员，二十九岁，范志群则介绍给了参谋长。年龄都比我们大十几岁。其实，年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我们年龄太小，对婚姻没有任何认识。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太违人意愿。我们三个女兵中，李蔚华的文化程度最高，也最敢说话，她当时就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和老革命结婚的，我坚决不答应。她因为不同意组织的安排，就让她到昆仑山的筑路部队去——那可是世界上最苦最危险的地方。
我文化程度低。一看这样，我就想，与其让别人给分一个，不如按照他们要求的条件自己去挑一个，所以我就认识了三营教导员，我们就谈上了。那教导员是够成家条件的，所以没人反对。后来我随丈夫去了沈阳，1989年我回过新疆一次，我回过农一师，与李蔚华见过一次面。我的婚姻虽然不能说很幸福，但自己毕竟选择过，虽然是在指定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所以，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吧。
李蔚华在上昆仑山时，马受了惊，把她摔了下来，把她的手臂摔伤了。她在山上待了一段时间，又被调回了团部。
她回来后正在搞当年第三次“镇反”。那时，让大家开会，开着开着，就说谁是特务，马上就扒帽徽领章，她的毛笔字写得好，就让她写镇反布告，最后把手都写疼了。
上了一趟昆仑山，他们见李蔚华还是不同意婚姻问题，就让她到驻墨玉县的一个营去当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唱歌、识字；五二年二月，又把她下放到了连队。就这样一级一级“下放”，无非是让她在婚姻问题上松口，但她就是不。不，坚决不！她对我们说。
部队以为是处分了李蔚华，其实她在连队过得非常快乐。战士们大多不识字，她教他们识字，帮他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她也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经历，讲战斗故事，听他们讲自己对亲人的想念，对故乡的眷恋。她既是战士们心中的女神，也是受他们尊重的老师，是他们喜欢的好朋友；战士们是她最可爱的学生，也是她很好的兄长。
范志群受李蔚华的影响，开始也想违命不从。加之参谋长已年近四十，开始她怎么也不同意嫁给他。她一个人管团里的图书，不知怎么搞的，喀什、和田新华书店的书断了，她知道这是组织上在给她施压，故意使她的工作没法开展。那时候是工作第一，工作没法开展那还了得。她又是个老实人，一点事就能把她难住，领导又轮番找他谈话，说那是政治任务，老同志是为革命耽误了青春，你如果同意了，就是为革命作了贡献。范志群抗不过，就同意了。
五一年一月，六七名四川女兵到了团里。她们都是师范或高中毕业。当时副团长，二营营长已与甘肃临洮的女兵结婚，四川女兵又解决了政治处主任和部分营级干部的婚姻问题，湖南女兵的压力相对小了一些，但我当时已经结婚了。
李蔚华在连队待了两个月，团里认为她已经锻炼好了，又把她调回团部。这次，政委亲自出面，给她介绍了雪樵。雪樵是组织股股长，当时二十四五岁，年轻，有文化。他还不符合部队规定的结婚条件，但因为政委很欣赏他，算是网开一面。都是政治处的人，李蔚华早就认识他，印象不错。政委把李蔚华叫到他的办公室，半开玩笑地说，你个小鬼呀，是够犟的了，但我还得给你介绍。我亲自出马，你不会不给面子吧。李蔚华也不怕，她对政委说，不，首长，我还是不会同意的。政委就笑了，说，这次你可能会同意。我想把我们团最优秀的机关干部介绍给你，无论从人品、长相、文化程度、工作能力，你们都相配。李蔚华就问是谁？政委说，他是组织股的雪股长。李蔚华虽然认识雪樵，但也只是认识而已，从感情的角度而言，还无从说起。所以她当时什么也没有说。这样一来，政委就认为她已默认了。于是就放话，说两个人已有爱情关系了。
李蔚华在高中时的成绩很好，一直有个大学梦。和田虽然偏远，但她也知道军区成立了农学院、医学院，就萌发了上学的愿望，所以还是不愿结婚，但她也认为自己再这样和组织对抗下去就太过分了。她毕竟是一个士兵，她不能一直对抗首长的关照——那种夹带着权威和命令的关照。何况，政委能把雪樵介绍给她，也的确是做了很大的让步。在全团，雪樵的确也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分子之一，大家都劝她，她也就同意了。
1952年12月，山东女兵来到了团里，她们天真活泼，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共有五十多人。她们能吃苦，但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有一部分后来集体跑了，团里派人把她们拦了回来。这样，团里连以上干部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了。
12月14日那天，我与李蔚华正在地里劳动，政委的车子开到了地头，司机对李蔚华说，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团部去。
回去干什么？李蔚华问。
我也不清楚，团里要放电影，可能是接你回去看电影吧！
不可能，不可能是为了让我看电影专门来接我的，肯定有别的事吧？李蔚华很怀疑司机的说法。
具体有什么事我可不知道，你回去就知道了。
李蔚华让我跟她同路，我们就跟司机回去了，回到团部已是黄昏。回去后就对她进行政审，政审完毕后立马把她带到了操场上。那时把看电影叫看“西洋景”，比过年过节还热闹。操场上早已人山人海。
在电影放映前，政治处主任让雪樵和李蔚华站到主席台上，然后请政委讲话。政委就说，今天晚上，刚好有军里的电影放映队来团里放电影，在这高兴的时刻，我们要为雪樵和李蔚华两位同志举办婚礼，大家用掌声来为他们祝福！李蔚华这才知道神圣的婚姻就这样开始了。
李蔚华与雪樵的婚姻在我们三人中是最圆满的。但她对这种婚姻形式还是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因为她觉得他们的婚姻好像只是组织的一项工作；宣布了；这项工作也就完成了，又是如此的突然，更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
结婚后，他们到了墨玉，住进了地窝子。李蔚华在那里做了妻子，然后做了母亲。她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在和田生的。那时，她和我一样，在生养孩子方面没一个人可以请教，所以对这方面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掉在了灰土里，和田的灰土厚，从灰土里把孩子找出来，就像一个小泥人。生了孩子的第二天，她就去劳动了。生第二、第三个孩子也没坐月子——当时我们都傻乎乎的，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了孩子应该休息。
她在和田工作了八年，然后调到阿克苏的沙井子，六九年调到乌鲁木齐，但随即又到了阿勒泰的农十师，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八九年退休。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这平淡无奇的一生。即使留下了一些回忆，但大多有些苦涩。而唯一可堪回首的，也就是那些苦涩的东西。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王佩荣：我相信爱是无罪的
这栋楼上住了我和陶素珍两位湖南女兵。平时，我们交往不多，但像共患难的两姐妹，用目光互相关注着，用心灵彼此呵护着。
我在这里已没有亲人，我的丈夫刚去世不久，埋在这里的盐碱土中，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而陶素珍的儿孙都在这里。命运和生活在我们两人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陶素珍是湖南长沙人，1952年参军到新疆，她当了一辈子农工，她的丈夫尕金虎刚解放时是排长，离休前是九连连长，他们与新疆的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所以居室中的尘土不仅仅是风吹送去的，还有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泥土，所以并不经常扫它，地上有金黄色的一层，因此虽然住的是水泥和钢筋构造的楼房，但进到房子里，给人的感觉还像是进了农居。
陶素珍本来在长沙卷烟厂工作。参军到新疆后，看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臭苇子湖，蚊子一寸长，咬得人无处可逃，就哭起来了，闹着要回老家去。
直到二十年前，她回湖南的愿望也没有改变过，后来，孩子大了，这念头就淡了。因为一直在连队劳动，孩子们上学的条件有限，她三个孩子都没有把书念出来。现在，老大在洗澡堂烧锅炉；老二是水泥厂工人——那厂子已经垮了，拿不到半点工资；老三在畜牧连当牧工。现在，在这里又有了她的孙子……唉，看来，她要回湖南，只有等来世了。
就这样，她把自己的根真正地扎在吾瓦了。
她现在和老伴经常带着孙子，到大条田里去看看庄稼，他们已习惯了在田地里走一走。没有什么能比她看到那些庄稼更亲切的了，它们就跟她的儿女一样。
我的一天中，有很多时间也是望着这片绿洲度过的。我离不开它。我在绿洲中可以看见老伴的身影，看见爱，看见远逝的时光。我把自己所有的怀念、伤感和孤独、都寄托在那里。
你到这里来采访湖南女兵，使我很感动，忍不住老泪纵横。——还有人知道五十年前有这么一批女性，真是不容易啊！忘记与记起，是一种良心的尺度。我以为我们已被忘记了。只要有人在新疆工作的省份——山东、上海、河南、四川、江苏等，都派人来看望和慰问过，甚至连上海的劳改犯，上海市政府都派人来看望过，我们这些最先到新疆的湖南女兵，却没见到故乡的来人，真让人……心寒啊……
每想到这里，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常常向南望，望着……眼泪就出来了……
我是在革命胜利前随着祖父和父母从湖南流落到新疆的，至于全家何以离开故土家园，流落到这里，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我还是湖南人。
新疆解放之后，我就参军到了六军十七师。那年，我十五岁，当时，部队驻在迪化老满城，主要负责迪化的城市建设。刚过完春节，部队就在妖魔山、黑山头、南郊等地用爬犁拉石头。为解决在市区北郊垦荒引水的问题，决定整修、扩建从红雁池到安宁渠的和平渠。这条当时全疆最大的灌渠，是1947年张治中主持新疆政务时兴修的。由于没有水泥，只有用片石修砌。七千多立方米片石要运到三十多公里外的工地，没有汽车，不知该怎么办。最后陶峙岳将军对六军军长罗元发说，我有个土办法，现在是隆冬季节，冰雪铺地，道路光滑，新疆老乡常用的爬犁可以大派用场，到时候部队一出动，就是三国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比不过。
罗元发认为是个好主意。
正月初五，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就带领六军所有驻迪化的部队，组成了五千多人的爬犁大军，官兵们拉着装满片石的爬犁，在迪化城穿街过巷，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蜿蜒流动的长龙，十分壮观。
迪化全城顿时轰动了，市民们从没见过这样奇特、壮观的场面，也第一次见到这样勤劳的军队，都纷纷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和牛马参加到劳动行列中。
和平渠最后从安宁渠延伸到了五家渠，长达一百多公里，可灌溉农田七十多万亩。这是解放军进驻迪化后的第一次亮相，这种亮相的方式独特、壮观，给迪化市民留下了真正要化剑为犁的印象。
我参军前就读于乌鲁木齐师范学校附属职业学校，这样繁重的劳动是第一次参加。我与另外两名女兵拉着近一千斤重的片石，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地，脚打起了泡，肩膀被粗麻绳磨得又红又肿。家里的人见了，说，你原来是个娇小姐样子，不想当了兵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想都没有想过你能吃这么大的苦。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十分自豪。
然后，我随部队开荒到了戈壁滩。离开城市，条件更艰苦了。
当时四点钟起床，送五趟肥料，要送到四五公里远的地方，回来时还得拉柴火，累得不行，但不敢讲。吃的是清水煮麦子，每顿一勺半，吃不上蔬菜，肉更不用说，绝大多数时间是用盐水下饭。北疆雨多，一下雨，地窝子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外面小下里面大下，经常蓄满水。没个躲雨的地方，衣服被子常被浇得透湿，像个落汤鸡似的，只有等太阳出来把衣服和被子晒干。
我当时在七十四团，团政委的爱人也和我们一起住地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还不足一岁，每次下雨，大家都要想方设法保护母子三人，当时连一块塑料布都没有，保护她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淋湿了的被子由四人各牵一角，扯开让孩子们躲在被子下面。
这也说明那时的部队是真正的官兵一致，苦难同当。所以再苦再累，极少有人有什么怨言。
我也就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遇到了相爱的人黄龙球。
我当时的职业是团部商店的售货员，但那实际上是劳动之余的工作。黄龙球任管理排长，长得年轻英俊，很注重军人仪表，不管衣服多么破旧，总补得平平整整，洗得干干净净。
他经常到商店来买东西，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他说他希望和我交朋友。
我一听，羞得不行，但我对他的印象的确很好，他向我求爱，我内心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所以，我只是说，我年龄还小。
我也就比你大六岁，我可以等着你。他说完就走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该怎么办。我已知道了部队里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先团级干部、再营级干部、连队干部。所以我虽然喜欢黄龙球，但不知道他一个排级干部有没有条件谈对象结婚。但我相信爱是无罪的。所以，当黄龙球再次向我求爱时，我答应了。
我后来才知道，黄龙球实际比我大十三岁，只是长得年轻，从面相上看不出来。像他这种大龄的军人，是准许结婚的。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也是向上级打了报告，上级批准他恋爱结婚后他才来找我的。
我们在1953年结的婚。结婚后，我知道了他的年龄。那天我下班特别晚，看见他正填自己的履历表，还没有填完就有事出去了。从履历表中，我知道他是1922年出生的，而不是1929年。
我当时非常生气，等到黄龙球回来，我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一看我手上拿的履历表，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