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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被撤销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揪斗工作组长的事情。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为揪斗工作组长，在国防科委静坐28个昼夜，轰动全国。各地学校相继发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的浪潮。从此，几乎所有的学校都陷入无领导、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学校门窗玻璃被打碎了，雪白的墙壁被涂污了，桌椅被打烂了，校长教师被揪斗了，读书声听不见了。在正常人看来已经乱得不能忍受的时候，江青、陈伯达一伙人却认为乱得还不够，乱得不深，乱得不透，他们到处奔走鼓动，要乱深乱透，越乱越好！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8）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明确宣布要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要为“反革命”平反，要把“坏家伙”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紧急指示》还明确宣布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取消总政治部过去的有关规定。为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10月5日、6日分别召开军队院校10万人和地方院校的10万人大会。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从此，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周恩来不同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并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经毛泽东同意，最后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毛泽东主持下，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重点，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责他们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在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的全体会议上，做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这个讲话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纲，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批判“怕群众，怕革命”，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国民党的‘训政’”，鼓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大会上做检讨，承认在派工作组等问题上有“错误”。为了不使批判祸及他人，邓小平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10月25日，林彪讲话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说什么“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凡是过去认为是正确的，现在都被造反派看作是“反动”的。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善与美，是与非，全被颠倒了。抄家、殴打干部、捕人等非法行为，可以不受约束地任其横行，而干预制止不法行为的正当措施，却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全社会普遍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党政、企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各机关团体和企业普遍瘫痪、半瘫痪，党的基层组织活动都陷于停顿。
毛泽东对这种严重的社会混乱状态，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认为是“合理”的，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乱”表现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一幕丑剧：《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1966年7、8月，烈日炎炎。首都市区蒸腾的热气，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通往北京大学的公路上，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和步行的红卫兵，混交一起，践踏着焦干、滚烫、发烧的道路。笔者挤在汗水淋漓的人群里，听人们谈论着新近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北大青年团的一名干部，公然在大字报里说，北京卫戍区派人来北大联系，要在44号楼里住一部分军队，还要在人民大学住一部分军队。他说，这是贺龙、彭真、刘仁企图搞“武装政变”的准备。
在那些日子里，一些被“怀疑一切”迷魂药弄得神经过敏症和近乎癫狂的年轻人，热衷于从书刊的封面上，发现反毛泽东的敌人；从报纸印刷正面和反面的缝隙里，发现反革命的可疑踪迹，以致闹出一幕幕造谣惑众的丑剧。这篇“政变”大字报只是其中之一。
大字报的“政变”消息，迅速传到海淀区武装部，传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传到各机关团体，闹得北京满城风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北京卫戍区的同志事后告诉笔者，事情真相是这样的：
1966年2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为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北京军区新建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承担民兵训练和维持社会治安任务。卫戍区为集中训练新兵，先派人到房山、大兴、通县等地为部队寻找住房，均没有适合住地。这时，海淀区武装部同志建议说，现在有些大学的学生到农村参加四清，有些空房子可以暂时给部队借住。负责找房子的同志，先后到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等校交涉借房。人大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认为，军队住进学校，影响学生的学习，同时，参加四清的学生也要很快回来学习，学校没有空房可以借出。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绍文也感到，军队住在学校不大合适，决定让部队在南苑部队营房里，挤出一些房子给新建的团队。他们还通知学校，军队不再进学校借房了。
这件极普通的事，却被野心家当作煽风点火的热点了。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个学生，看了从北大抄来的“政变”大字报，马上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质问当时己调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大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他认为，从中央到北京市委都有人在搞二月兵变……
当时在北师大担任工作组长的孙友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挑拨，在大会上对大字报进行了批驳。
野心家康生听到这件事，马上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在7月27日赶到北京师范大学，不经任何调查，在师大群众大会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
“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个营的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
他在讲话中公然污蔑孙友余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是在替彭真辩护。康生还说：人民大学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回事。
康生还把郭影秋叫到钓鱼台，在中央文革小组质问郭影秋：北师大有人写大字报，说有人要搞二月兵变，在人大、北大要驻一部分军队，你知道吗？
郭影秋说：没有看过大字报。这件事我知道。
康生：你知道，汇报过没有？
郭影秋：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
7月28日晚上，人民大学师生听了康生讲话，一些师生信以为真，连夜冒着大雨到北京市委把郭影秋揪回学校。在深夜一点多钟的批斗会上，给郭影秋戴上高帽子，连续地揪斗了几个钟头……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9）
为了戳穿康生的阴谋，保护一大批干部，当时处境已十分困难的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在8月2日的人大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说：
“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接着，他又说：“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惟恐天下不乱的康生，却继续血口喷人。8月4日，他再次到北京大学讲话，强调所谓“二月兵变”确有其事。他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事后交待，康生为打倒贺龙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怕别人不相信，还讲了兵变的细节，说贺龙“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
1968年4月27日，康生还凭着个人主观的幻觉，对中央专案办公室的人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七百条。
1968年5月24日，康生又对专案人员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在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
康生“由此及彼”的株连法，诬陷迫害了许多干部。贺龙在康生信口雌黄的诬陷下，被设立专案审查，其中重要罪名之一就是搞“二月兵变”。
身为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委员的许光达大将，就是被所谓“二月兵变”株连的牺牲者。
1967年1月中旬，海军政委李作鹏在海军大院向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和三总部造反派代表讲话，诬陷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还有王尚荣、廖汉生、黄新亭……”
许光达对揪斗他的造反派，平静地说：“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在“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这位久经战火的大将，挺直胸膛，幽默地高声说：
“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于！”
顿时会场上有人笑了起来，也有人大嚷大叫起来。他的家被抄了。8月14日，他被捕了。审讯时，他被拳打脚踢，打得遍体鳞伤。有几次因心脏病发作，当场昏死过去，弄醒后又继续打。有两个打手边打边说：“你许光达是大将又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就让你知道一下革命小将的厉害！”
1969年6月3日晚上8时，一颗耀眼的将星陨落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第二次战役（1）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提出“向中央进攻”的方针。
为什么要“向中央进攻”呢？
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开展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1日到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按照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开两次会议。可是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在党的十中全会过了近四年之后，才开党的十一中全会。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继续得到发展，他以个人领导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按照当时的说法，通过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定了最坚决、最忠诚、最彻底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
8月2日，刘少奇到他的联系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讲话。谈到工作组问题，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
8月3日，刘少奇在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8月4日，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讲话，检讨说：我们共产党人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
8月4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尖锐批评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人员十分震惊。尽管他在会上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实际上他对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已经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无限上纲，萌发了“残酷斗争”！
参加党的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根本不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曹轶欧、聂元梓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等人，却没有参加会议。
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刘少奇、李雪峰等人相继检讨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
对刘少奇的检讨，毛泽东很不满意。8月5日，他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直指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边角上。
当天，毛泽东的秘书把大字报用毛笔抄写在两页信纸上。毛泽东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面注明时间是1966年8月5日3时。
8月7日，这张大字报印发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同志。会议的气氛更加紧张。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在小组会争相发言，指名攻击刘少奇。原来曾是刘邓大军的谢富治，马上改变面孔，转过头来，猛攻他的首长邓小平，成为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人。
8月17日，《炮打司令部》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迅速传遍全国。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一个“炮打”中央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省市领导机关的狂潮。
8月6日，毛泽东在他写大字报的第二天，指示秘书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火速来京。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林彪乘专机回到北京。
林彪一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