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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会上，江青一伙围攻老帅，一份小组记录记载着他们的插话和发言：
江青：不是叶剑英，而是一个集团。
谢富治：对，是一个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
康生：……表面是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徐向前的口号，同陈毅、李先念的门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康生：徐向前说，要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
姚文元：自己暴露自己。
谢富治：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他真乱军。他们不是保护老干部，是煽动干部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谢富治：“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李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姚文元：2月16日，合流总爆发。“二月逆流”就是对刘、邓、陶、叛徒、特务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的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指出，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是“二月逆流”争论的中心。上海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谭震林“2·16”政治局会上说的话，完全否定了主席的领导，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16条，否定了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袭来的急风暴雨，老帅们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愤然反击，时而违心的“检讨”。
聂荣臻副总理曾到一些政治局委员那里交换工作意见。林彪、江青一伙就陷害他们是“反党集团”，监视行动。有人甚至拿出监视聂荣臻的活动记录，逼他承认。聂荣臻当场痛斥这种法西斯罪行：
“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吗？就不能相互商量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搞这是什么？是特务！”
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每日带着病，出席会议，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间，躺在沙发上稍事休息。会上，江青一伙抓不住老帅们什么问题，就凭空诬陷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聂荣臻是什么“杨余傅事件”黑后台。
聂荣臻去问林彪：是怎么回事？
林彪狡辩说，没有点名嘛。
聂荣臻说：“没有点名比点名还坏。我宁可受明枪，不愿遭暗箭！”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群众代表前，当着林彪的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后台不是你，第一是我，第二是林彪……”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诬蔑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11）
《简报》的诬陷
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林彪、江青一伙为继续迫害老帅，突然把闭幕了的一期《会议简报》发了下来。
《简报》莫须有地诬陷徐向前的夫人、聂荣臻的夫人是“叛徒、特务”；而且故意披露，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由晋绥边区进到晋察冀边区，暂住阜平县城南庄军区司令部时，驻地曾遭到国民党飞机扫射轰炸事件。
他们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故意制造借口，诬陷当时在山西、河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聂荣臻，妄图给他们戴上勾结敌人的帽子，置之于死地。
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当时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毛泽东将要到来的消息，召集有关人员亲自布置和安排了毛泽东的安全和警卫工作，以及食宿方面的事宜。
聂荣臻将自己住的两间套房腾出来，修缮好，让毛泽东住，而自己搬到紧挨毛泽东住房的另一间房里住。他仔细察看了毛泽东住房内的桌、椅、床铺等用具。他叫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坐在一把椅子上试了试，发现不太牢固，便把自己用的那把躺椅换到毛泽东房里来。为了防止敌机的袭击，还组织人在房后不远的山下挖好防空洞。
毛泽东还没进入晋察冀军区辖区，聂荣臻就派保卫干部带了一个警卫连远道迎护。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后，聂荣臻常常陪同毛泽东外出散步，有时半夜三更还亲自去检查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
一天清晨，一架敌机窜入驻地上空盘旋侦察，随后又来了两架。聂荣臻听到飞机声，判断敌机要来轰炸。果然，后来的两架敌机就在城南庄上空盘旋。毛泽东因整夜办公，天快亮时才睡觉，尚未起床。聂荣臻很快叫醒毛泽东，说：“敌机要轰炸，快进防空洞！”
他随即跑出去查看防空洞和警戒情况。聂荣臻从防空洞出来，见毛泽东还未来，马上返回毛泽东房内，催毛泽东快走。毛泽东风趣地说：“怕什么，无非是扔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这时敌机越飞越低，情况万分紧迫。聂荣臻说：“不行，全党全军服从你，这会儿你得听我的。”
说完就命令警卫人员，并与赵尔陆同志一起动手，用担架把毛泽东迅速抬到防空洞里，刚进防空洞口，就听到轰轰几声巨响，黑烟冲天而起。
这次轰炸，敌机共投下五枚炸弹，其中两枚在毛泽东住房附近十几米处爆炸，一枚正在小院里爆炸了。房子门窗全都炸掉了，房内用具震得七倒八歪，桌上的暖水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在场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都庆幸地说：“哎呀！要不是聂总当机立断下命令，这次主席就真危险啊！”
此次敌机轰炸，后来在解放大同、保定时，从敌伪档案里查清，是司令部的一个内奸作案引起的。在罪证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的情况下，经过正式审判，把这个内奸枪毙了。
徐帅三次被抄家
徐向前同志先后被抄家三次。家中的文件、书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都抢劫一空，可是造反派一根稻草也没有捞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的忘我战斗。
一个阴冷的傍晚，解放军测绘学院《红总》的三百多红卫兵，乘车向徐向前住地冲来，但却找不到准确的地址。他们就奔到被抄过几次家的张爱萍将军家里，将他强拉上车，要他带路找徐向前。张爱萍临危不乱，始终不讲徐向前的住址。车子在街上往来转了好多圈子，也没有找到地点。红卫兵无可奈何，把张爱萍赶下了车。这时，恰巧路遇高等军事学院的一辆汽车，为他们带路引到徐向前住宅。
红卫兵见卫兵不开门，攀上墙根旁的一棵大树，翻墙进入大院，打开大门，潮水似地涌入大院。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闻讯赶来制止，周恩来总理也亲自打电话，要他们迅速撤离，徐帅府才免遭灾难。
后来，徐向前对笔者说：
“我们出生入死，跟着毛主席革命，献身几十年，错误犯了不少，但是我们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呵！”“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我们为党战斗了一生的人，能允许他们把党搞垮吗？看到他们把党的事业破坏成这个样子，我们能不气愤吗？能不起来斗争吗？”
谈到江青一伙诬陷他的《简报》，徐向前气愤地说：
“他们诬蔑我们要搞政变，胡说什么政变时间就在七、八、九月。……这一切谎言，都是为了把我们打倒，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
诬陷李先念
战争年代，曾长期在大别山区和中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李先念同志，1946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向北突围。林彪、江青一伙竟制造谣言说他是“大叛徒头子”，当即遭到参加领导突围的王震、王树声等同志的有力反驳。他们用大量确凿的证据，驳斥了诬陷，保护了李先念同志。王震等拿出当时突围作战的会议记录说：
“这些都是我们出生入死亲身经历的历史，怎么能允许颠倒啊！”
大别山区的人民，清楚记得，在大革命的洪流里，是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鄂东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是曹学楷、吴焕生、王树声等同志，点燃了黄（安）麻（城）起义的火炬。在火热的斗争中，一个青年木匠，放下手中的大锯，拿起了武器，投身革命战争的大海。这个青年，就是李先念同志。
赤卫队、游击队壮大成英勇的红军。李先念同志担任了红军团政委，而在他担任红军师政委的时候，才只有20岁。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移到大巴山，开辟了川陕苏区。长征途中，李先念作为一个主力军的政委，率部苦斗在黄河以西，弹尽粮绝，突围出祁连山区的冰天雪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又率部挺进中原，战斗在江湖河汊之间。
炮轰叶剑英
林彪、江青一伙把献身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的叶剑英同志，视为他们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千方百计要打倒。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12）
叶剑英当场反击说：“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站在毛主席一边，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叶剑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积极投身北伐，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他又和叶挺、贺龙同志三人，在庐山脚下九江市甘棠湖的小舟上，策划了向南昌的进军。
在广州起义的烈火里，他高举红旗，同张太雷、叶挺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建立广州公社的斗争。在开辟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战斗里，他指挥作战，签发红军作战的命令。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他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及时把张国焘的阴谋活动报告给毛泽东，保卫了党、保卫了革命。
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周恩来同志一同参加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延安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了全军的作战。这一切，都将永远照耀史册。
对于这样一个功在祖国的老帅，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违抗党规国法，派人抄了叶剑英的家，挖开了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
1967年4月2日，戚本禹讲话当天下午，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同志的五个子女及其亲属、保姆拘捕，分别关押一年到四五年。
“朱德是红司令”
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文革”开始时，已是八十岁高龄，但也屡遭“文革”的炮轰。中南海内外贴出了污蔑他是“军阀”、“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的大字报。
毛泽东得知后，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
“这很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朱德是红司令，红司令！”
“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可是，林彪一伙根本不听。
一天下午，李富春同志的秘书，突然接到林彪死党黄永胜秘书打来的电话，念一道“勒令”：
“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秘书把电话记录交给李富春。他轻蔑地看了一眼，愤怒地把条子掷在地下，对秘书说“不要理他！”
“大雪压青松”
一次陈毅副总理参加华东小组会议，错把《语录》上下拿颠倒了。林彪、江青一伙立即抓住这件小事，大施反革命淫威，把陈毅批判了半天，狂叫：你还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吗？
陈毅幽默地回答：“当我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干革命的时候，在座的许多人，还不知在哪里呀！”
陈毅同志是老实人，是最讲真话的人。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请华东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江渭清、李葆华、张劲夫等来到家里聚餐。他满怀悲愤地对老战友们说：
“来吧！我们恐怕是最后一次聚首了！”
“这太悲观了吧！”有人说。
陈毅摇摇头，端起酒杯说：“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果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说毕，热泪夺眶而出……
有位同志一言不发，当场提笔疾书“劲松”二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老一辈革命家以凛然的革命气节，像傲霜斗雪的青松，抗击着林彪、江青一伙的狂风骤雨。
疏散的时刻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看到徐向前家中被抄的《简报》，他马上在《简报》写下批示，指出：对于所有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及其家属，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这批示到了林彪那里。林彪一边写着什么：“同意主席批示”，“不要制造新的障碍”。另一方面，又暗地指使他的一群同党，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13）
根据战备形势，中央决定1969年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北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例如，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北京郊区的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由此可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一事，并不属林彪的“第一号令”。同“疏散”中央负责人混为一谈，夸大林彪“第一号令”的作用，实属误传。
在八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被疏散的日子里，他们尽管身陷囹圄，精神遭受折磨，但始终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充满高昂的斗争精神。
陈毅同志到了河北省石家庄以后，经常深入工厂蹲点，到基层调查研究，当新的谣言袭来时，他一笑置之，坦然地说，是好人不怕别人说坏话；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
这时，国内外大事，几乎全靠周恩来总理操劳处理。从夜晚到黎明，从日出到黄昏，他关心着祖国各条战线的问题。从生活必需的油米柴盐，到邀游宇宙的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的山寨，到广大城乡的亿万人民，都时刻在他关怀之内！
有一天，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小枫前来探望总理。他恳求总理为全国人民保重身体。总理听了，在黄昏的庭院里，停下脚步，闪着炯炯目光，深情地望着烈士后代，激动地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同林彪、江青一伙搏斗的暴风雨里表现的崇高品质。
为“二月逆流”平反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同志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大家说：
“这件事搞清楚了，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就已亲自为“二月逆流”翻了案、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