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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贺龙”的口号，刷上街头。很多在革命战争时期同贺龙一起战斗的战友都被揪斗了，到处都在“抓贺龙的人”。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政委苏振华、空军副司令员成均、北京军委政委廖汉生等高级将领，都被卷到旋涡里了。
“一滩滩的血……”
面对突如其来的揪斗，贺龙极为愤慨。他对薛明说：“这是搞什么名堂哟！我得去，应该去见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去。他却笑着说：“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建议请示周总理后再说，贺龙同意了，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陪同贺龙来到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周恩来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受感动！
周恩来本想留贺龙一家在中南海多住些日子。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中南海也闹腾起来了。“打倒贺龙”的口号声，不断从红墙外传来。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主席和你谈过了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
1月19日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把贺龙和薛明送到北京西山。在山腰间这所严格保密的平房院落里，除了警卫战士外，再没有别人了。
烈火一般性格的贺龙，一会在院子里踱步，一会倚在窗前沉思。当贺龙从报纸上看到“一月风暴”的黑风刮遍全国，许多跟随毛主席征战的老干部都被打倒时，他心情沉重而焦虑地说：“他们要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了！”
一天，他看到报纸上四川夺权的消息，点了几位老同志的名，更加激起他的愤怒。他说：“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他手里拿着报纸，愤然不平地对薛明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清出党外了！”
贺老总心情一天比一天沉痛。有天，他把一叠纸推到薛明面前，对她说：“写！”他决心上书中央，详细申述1931年至1935年洪湖地区错误肃反的血的教训。
在这段时间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理人夏曦，担任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把许多革命同志当作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跟随贺龙在湘西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从军长、师长、团长直到营长、连排干部，都被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杀掉了。有的连队前后十多个连长被杀了，洪湖的区县干部几乎被杀完了。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军长段德昌等也遭到了夏曦的枪杀。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王尚荣、黄新廷、杨秀山等，都已被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
据杨秀山同志回忆：夏曦在四次肃反、一次清党中，最后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实行“重新登记”时，党员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四个人。
夏曦怀疑一切，甚至连贺龙也怀疑起来，企图加害于他，要他写申明书。
夏曦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
贺龙气愤地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
夏曦说：“没有。”
贺龙说：“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行军至竹林关，夏曦竟然把贺龙警卫员的枪给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
说着，贺龙把身上的一支勃朗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我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历史悲剧的重演（3）
夏曦说：“胡子，不要生气嘛！”
贺龙说：“生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
当时，红三军中连以上干部有90％以上，地方党政干部有80％以上，都被打成所谓国民党的“改组派”。
贺龙痛心地说：“这时候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空前削弱。其实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曦、关向应和我么！”
贺龙同薛明谈起这些惨痛的教训，心情十分激动：“多少好同志啊，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
如今，看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斗、被迫害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看待，要不得呀！一定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薛明说，贺老总经过一个多月的回忆，在她的帮助下，终于写出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的报告》。这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报告，通过贺龙亲身的经历，总结了历史悲剧的教训，提醒人们警惕和避免重演血腥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这个历史的悲剧正以“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泛滥成灾了！
“冤枉、冤枉、我冤枉！”
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他诬陷说：“搞名堂的彭德怀、贺龙，一是地痞，一是土匪，要做真龙天子。他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他同罗（瑞卿）邓（小平）彭（德怀）结合起来就不简单。”“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
这一年夏天，林彪的黑手逐渐控制了贺龙在西山的住处，加紧了对他的迫害。薛明说，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老总和她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贺龙只好戴上老花镜去挑拣。没烟吸了，买来旱烟叶，用手搓碎了，再用纸条卷起来抽。没有了旱烟，就把抽剩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起抽……
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五天断绝了水的供应，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能洗脸，也不能漱口，迫使两位老人每逢下雨，就用水盆、水杯接雨水使用。一天，贺龙为端一盆雨水，上台阶摔倒，扭伤了腰，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肥皂水给他灌肠。
连喝的水都没有，更说不上梳洗了。由于长期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薛明的耳朵边上竟结了一层网。
为了给贺龙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成立了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组长的贺龙专案审查组，开始了对贺龙更加疯狂的迫害。
1968年5月16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民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在京的全体人员，他诽谤说：“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他要专案组在审案时要“由此及彼，由贺龙历史上搞叛变投敌，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也由此及彼，联想到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
康生凭着这种主观的推测、臆断，要专案组在9月18日写信给贺龙，要他“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问他：“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完信，气愤地把信往桌上一摔，高声怒吼起来：“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这个时期，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在“内部肃反”和敌人围剿下，不仅丧失了根据地，红军也由25000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红军处境十分困难。这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重兵围攻，一面又亲自委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来联络，然后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带着二十多名随从，坐着轿子来到红四军。
贺龙遵照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为了摸清敌人破坏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在湘西龙岩县茨岩塘休息三天。在这期间，贺龙同熊贡卿进行了接触。他通过机智的谈话，得知敌人已派了四个人，到四方面军进行收买瓦解工作。探知情报的工作完成了，于是，他在翌日凌晨，下令警卫班逮捕了睡梦中的熊贡卿。
行至茨萍到桑植的一个山崖口，待部队集中起来后，贺龙迎着凛冽的山风，站在岩石上向部队讲话。他激情而又洪亮地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决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贺龙随即下令枪毙熊贡卿。他大义凛然的讲话，果断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红军，表现了贺龙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这件事，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写了报告。笔者1979年10月在中央档案馆成立20周年的纪念陈列室里，看到了当年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这份当年4月18日才收到的致中央的报告里，其中对蒋介石派熊贡卿游说，被贺龙首先发觉，最后举行群众审判处决一事，有明确记载。
在报告后面签名的是湘鄂西分局负责人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同志。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贺龙专案组在审查这个问题时，曾于1969年1月22日将湘鄂西分局的报告，从中央档案馆做了复制取走。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将查到的这个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甚至将敌伪报刊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蔑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等。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历史悲剧的重演（4）
对这件冤案，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伪造的‘通敌叛变’的材料，完全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1933年12月，蒋介石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妄图收编我军。熊先派梁素佛来试探，贺龙同志首先发觉敌人的阴谋，当即将情况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可诱使熊贡卿来我军驻地。在熊贡卿供述情况后，贺龙同志当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湘鄂西分局中央于1934年3月17日，曾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林彪一伙本已查到了这份重要报告，不但隐匿不报，反而对有关人员大搞逼供信，捏造伪证，制造冤案。”
几十年前早已被贺龙处决的敌人，现在又被林彪一伙拿来当作陷害贺龙的炮弹。薛明同志谈及此事，伤心地掉下泪来。她说：
“贺龙在战场上，面对着敌人的子弹、炮弹，他从来连眼都不眨一眨。可是，现在林彪一伙却盗用党的庄严名义，向热血满腔、赤心向党的贺老总，射来了一支支毒箭，这能不叫老总伤心吗？当时老总气愤不过，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二个字。一页纸上写满了‘冤枉’、‘冤枉’！老总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就喊冤枉！”
整整一天，贺龙都被怒火烧灼着。他像一头雄狮，高昂着头，很少说话，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挥着拳头。到了晚上，他忽然说话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谈信上的事，却谈起过去在湘鄂西的英勇卓绝的斗争。贺龙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什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摇了摇头，声音更加低沉了，“可是，现在搞成这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这一夜，薛明说：“贺老总一夜没有睡觉，他躺在床上反来复去，有时悄悄下地，走一阵，又上床去。第二天，当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一大片枕巾都被他哭湿了！”
这个历史上早已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坏人利用了。
江青拿到一份颠倒历史、混淆黑白的所谓揭发材料，要胁周恩来说：“这下可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即派人到武汉、南昌、长沙等地调查，但“均不能证实贺龙有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江青一伙却继续利用“不成问题”的材料，栽赃诬陷贺龙。
薛明说，连续几天，贺龙不断重复着几句话：“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
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
贺龙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又指着康生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坏事！”
“杀人不见血”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贺龙，在生活上对他折磨摧残得更厉害了。
贺龙和薛明两人合用一条毛巾，中间破了大洞，只剩下四个边了。贺龙的两套衣服全破了；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一双线袜补了一层又一层。
贺龙患糖尿病，最需要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可是看管人员只让贺龙吃清水煮白菜，饭也不给吃饱，薛明只好到院里，找些野菜给老总充饥。在残酷摧残下，他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后来，林彪一伙经过“六道政审”，为他派来一个凶险恶毒的护士。她采取各种办法，把贺龙夫妇从家中带去的37种药品3000多片，全部搜刮走了。这时，尽管贺龙已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但是他不想死。他对薛明说：“他们硬是要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一斗！”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他还风趣地说：“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贺龙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神却在向他逼近。
由于贺龙失去最基本的药物保证，到1969年5月，身体己明显衰弱。仅五月上旬就摔倒七次。6月3日到7日，贺龙出现了头痛、呕吐、上腹痛等糖尿病酸中毒征象。
八日晚上，进行化验，他们不是查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病人自己是不是服毒了，直接危害糖尿病人生命的葡萄糖，输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6月9日天刚亮，医生要贺龙去住医院，贺龙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是医生坚持要他住院，并说：“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医生，见他们没有表态，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1969年6月9日上午8时55分，贺龙被送进301医院，病情明显比8日恶化。在抢救中，继续拖延和进行错误治疗：贺龙同志入院一个半小时才给胰岛素，10时20分已知血糖远远高于正常人的指标，仍错误地给葡萄糖液。病人脱水很严重，急需尽快给予足够液体，但在六个小时的抢救中，仅输入液量1100毫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致使病情迅速恶化，下午3点9分逝世。
这时，距薛明离开他仅六小时零九分钟。
两个孩子搀扶着薛明，走到贺龙的遗体旁边。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床单盖着那颀长的身躯。
他那高高的额角，浓黑的双眉，没有修剪的唇上的胡髭……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在为贺龙平反冤案之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
48年前，在为贺龙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周恩来曾经说过：“贺龙是一个好同志！”
现在，周恩来又深情地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