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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看法，这不是反革命行为。”
“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哪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你回答我！”
审判员强词夺理地说：
“你犯了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
“我不是攻击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培养我参军，上大学，我怎么会反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
“你拒不认罪，要考虑个人的前途！”
“离开党，谈不上个人前途！我没有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审判员的气势，被张志新的高声质问压下去了。审判员只好草草收场：“回去吧，写一份认罪书交上来。”
1969年11月6日，张志新奋笔疾书，写下了《谁之罪》这首悲壮的诗篇。
“在漫长的岁月里，
在尖锐的斗争中，
为真理而斗争，誓死捍卫党。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的人？！
今天来问罪，
我是无罪的人！”
她在囚室踱着步子，听着脚下镣声锵锵，她为《谁之罪》谱了曲。先是轻声哼唱，继而引吭高歌……
这一夜，张志新通宵不眠。十天之后，她交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认罪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高举着真理的火炬，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想要革命么？你就应该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张志新最初被判15年徒刑，后来又被省里主管政法的一位“大人物”，改判成无期徒刑！
张志新把送来的判决书撕成碎片，丢在地上，踩在脚下。她理理短发，就坐下来读《毛选》，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写下如下的话：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我自己斗争很激烈，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不投降，有后果；投降，自己又做不到。以前我想过自己的事，算自己的账，两个家庭加起来21个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1975年4月3、4日，张志新再次以审判者的气概出现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她说：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我的观点起之有因，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
“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毛远新，穷凶极恶地下令：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杀了算了。
张志新从1969年9月24日被捕，到1975年4月4日被割断喉管，英勇就义，她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2100个日夜的斗争。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的大会，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称誉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党争光的优秀党员，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她学习！
无罪的囚徒
1970年6月29日，安徽和县监狱的一间牢门“哐啷”一声打开了。一张“刑事判决书”递到一个青年犯人手中。这位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两腿脚因长期戴镣铐而浮肿青紫了。
“刑事判决书”写着：“被告石仁祥，于1968年10月、先后书写油印反革命信件多份，报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武汉军区、济南军区等单位，恶毒攻击、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特别嚣张地撕毁林副统帅的画像，在林副统帅画像上打X，勾划林副统帅的名字，书写大量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在关押期间，拒不认罪，而且在我审讯人员面前公开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被告石仁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了誓死保卫林副统帅，特依法判处石仁祥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个英勇捍卫真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就这样被处决了。
1942年，石仁祥出生于安徽和县卜集乡石巷村的一个穷苦农家。他从和县师范毕业后，曾任过小学教师、区的宣传于事。1964年12月报名参军，任新兵班长、工程兵实验员，1966年调往西藏拉萨某部队任文书。他酷爱读书，勤于思考，经常和战友们谈论国家大事，编排墙报和文艺节目。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要为真理而斗争（4）
“文化大革命”妖风席卷到高原上。当他从报刊、广播中得知许多老革命家、著名专家学者都被投入“牛棚”冤狱时，他怎么也想不通眼前的混乱现象。他阅读马列著作，联系当前的实际，逐字逐句解剖了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他在日记上写道：
“这个讲话举了一些中外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随意解释，存在着‘英雄造时势’的反动观点，是一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掩盖下的反革命的‘白皮书’。”
石仁祥敏锐地感觉到“毛主席身边有虎狼”，“有人想趁机捣鬼，搞乱全国，发动反革命政变。”他多次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赤子之心，向部队领导反映自己的看法和忧虑。回答他的却是：“不要胡思乱想！”“不准胡说八道！”
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到处是武斗的枪炮声，中华大地流着无辜人们的鲜血。石仁祥想上北京反映情况，他一再请假都得不到批准。他满怀悲愤地在日记上写道：“浮云一时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经过一段曲折、艰难经历，他到了北京，到了中央文革接待室。但是由于没有证件，他被赶出了接待室大门，只好卖掉手表，怀着忧伤的心情，登上了驶往故乡的列车。
石仁祥见到离别三年的姐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连写了两天三夜，刻印好《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他特别选择毛泽东诞辰的这天，将这篇声讨林彪的檄文分别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济南军区、武汉军区、南京军区和他所在的部队。
石仁祥在信中列举了林彪28条罪状，指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对人民危害太大。”“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揭露林彪指使爪牙“非法绑架、威逼、拷打一些革命首长，打击一大片，借人之手暗打，伸出魔爪明抓。”他在信的末尾，无畏地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革命战士石仁祥”。
石仁祥还留下20多万字的评论、杂文、日记等手稿，其中有《打狗篇》、《国贼——走狗又一存照》、《对林彪要全国全党全军共讨之》、《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等等。他写道：
“林彪是万恶祸根！”“言不由衷的赞扬，皮笑肉不笑的捧场，和当年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林彪做的坏事愈多，失败愈惨！”“他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让他阴谋得逞，那么国家就要变颜色，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那时的中国不知何等悲惨！”
这些匕首、利剑般的语言，是在林彪红得发紫、举国山呼“永远健康”的时刻写下的。石仁祥的明亮的眼睛，看透了林彪的豺狼本性。他明知写这些文章，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因之，他也同时写下准备随时献身的誓言：
“我个人的生死可以不考虑，整个的、长远的原则决不放弃。”“在虎狼面前决不示弱。成功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打倒林彪的战斗，我始终如一，坚决战斗到底！”“我个人在林彪豢养的刽子手面前，宁可牺牲，绝不屈节。”
石仁祥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1969年1月8日下午，他被捕了。他被扣上沉重的脚镣，投入牢狱。
在狱中，他用手指和筷子蘸着水，在墙上、地上写“打倒林彪”的口号。
他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他把审讯室当作揭露林彪的战场。审讯记录上写道：
问：林彪是我们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你为什么要恶毒地攻击呢？
答：那要通过实践才能证实，林彪是真革命的还是什么。有些人开始不是革命的吗？后来不是变了吗？
问：你是在恶毒攻击林副主席，你继续放毒！
答：我是对革命事业负责，我是出于忠于毛主席，这是我的看法。
问：你这是什么思想？
答：我这是正确思想，我这是从实践中来的。
问：你这是什么正确思想！你这是反动思想！你从什么实践中来？
答：我是从各方面观察的，是我意识形态的反映，是我的看法。我是为了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要向部队首长反映问题。我如果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个人利益，我就不这样做了。
问：你是属于那个阶级的意识？
答：就我自己讲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问：你承认你是不是反革命？
答：你如果以无产阶级立场，我就是革命的。
问：你愿不愿意认罪？
答：没有任何法律条文需要我认罪。
问：你想到了后果没有？
答：我个人后果都没有考虑过，只不过把客观问题揭露出来了。
问：你所作所为是不是反对林副主席的？
答：反对林某是客观存在的，我所反映的是事实。
问：你写的东西，攻击林副主席，你认为是不是反动的。
答：我认为我写的东西不是反动的，是进步的。
1969年11月26日，审讯人员要他写“交待”。他奋笔疾书：“林彪长期效劳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戴着共产党人‘乌纱’摇晃着脑袋，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形左实……”写到这里，审讯人员说他“继续放毒”，责令停写。
1970年7月12日，石仁祥被公判处决时，他的喉管早被割断，乡亲们再也听不到他那洪亮的声音。
石仁祥壮烈牺牲的第二年，林彪仓惶出逃，机毁人亡。
1978年11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召开万人大会，为反林彪的英雄战士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中共和县县委在濒临长江的一座山顶上，兴建了石仁祥烈士墓。
铁骨苍松
在十年动乱中，许多老干部再次经受考验。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残酷的折磨下顽强不屈，直至停止呼吸。更多的人是在久经磨难后，战斗不息，幸存下来，迎来了新生活的曙光。
笔者第一次见到赵健民同志，是1950年在重庆修建成渝铁路的工地上。后来，他调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和航空工业部长。这位候补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旋涡里，经过了难忘的历程。
1968年1月21日，赵健民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迎头相撞。康生气势汹汹地质问：“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回答：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要为真理而斗争（5）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1936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混到我们党里来，想趁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笔者注：这是康生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特务组织），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当场，康生指使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了赵健民。
赵健民被监护审查，一年过去了，没有人过问。在监护所里，既没有笔也没有纸，为了申述意见，1969年1月20日，他用石灰在地下写了短诗“一年有感”。其中曰：“我无任何罪，冤狱到一年。……坚信太阳下，不会永含冤。”
赵健民告诉笔者：1932年、1933年的山东共产党组织尚处在幼年时代。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山东省委领导机关在1933年曾两次遭到大破坏。曾任济南市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长的赵健民同志，经过曲折漫长的斗争，终于同北方局建立起联系。他1936年被捕后，在敌人狱中英勇不屈，保卫党组织。康生诬陷他自首叛变，纯属居心险恶的“想象”。
在监禁期间，赵健民几次写血书申辩意见。1970年9月15日，他在壁诗中写道：“审讯不准我申辩，只问片面严上严，紧箍血骨肉，道道血沟不堪言……”
在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下，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令冤案使云南省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记载，有“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八年的牢狱中赵健民受尽折磨。冤狱平反后，他通过书写一生斗争经历，教育革命后代。
舒同的傲骨
1984年9月，我在西山军事科学院的一栋小楼里，访问了当代著名“马背书法家”舒同。他精神健旺，目光敏锐，步履稳健，看上去好像60多岁的年纪，要不是夫人王云飞介绍，怎么也想不到他已是79岁高龄了。我请他写字，他当即挥毫舞墨，为我书写了毛泽东的诗词《娄山关》。他一气呵成，字字苍劲有力，刚中有柔，潇洒自如，具有巨大的艺术吸引力。
舒同六岁读私塾书时即开始练字。因无钱购买纸墨和毛笔，便上山砍来毛竹，劈成细丝，用黄土泥浆作墨汁在廉价的纸上，正反两面反复练小字，在地上练大字。到上小学十三四岁的时，他写的字在家乡东乡县就颇有名气了。
曾在抚州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舒同，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漳州战役时，他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握住舒同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写的字。
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延安以后，担任总政秘书长兼宣传队长的舒同，为延安南门外新建的市场，书写了刚健有力的大字：“延安新市场”。
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形势，也为新市场题写了一副对联：坚持团结坚持抗日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1943年，舒同奉中央之命，赴山东传达整风精神。临行前，他分别到杨家岭同毛泽东、刘少奇辞行。到达山东后，他在战争中多次向毛泽东发电汇报华东战局。
1954年，舒同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大跃进”的后果开始在全国显露出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在山东干部大会上宣布撤销舒同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改任章丘县委书记。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握住舒同的手说：“你只是认识问题，改了就好。”舒同感动地流下了眼泪。1963年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1966年，风暴乍起，舒同是陕西省委最早被打倒的书记之一。当时，他曾有预感说：“打倒后再平反”。
舒同被关押六年，唯有一本毛主席语录陪伴着他。1972年出狱时，来接他的只有原来的司机。他对司机说：“你说毛主席语录哪一页，我背给你听。”司机随口说了一页，他果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在狱中他受尽折磨，毒打是家常便饭，专案组还扬言要枪毙他。舒同在高压面前，大义凛然，铁骨铮铮，丝毫不向迫害他的人屈服。他蔑视迫害他的人，他用辛辣尖锐的笔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