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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震撼世界的外交成就，江青虽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宏伟业绩，但她总是伺机挑唆，对周恩来进行迫害。
1973年11月10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问北京。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就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令人迷惑的现象是中国报界正在开展的‘批孔运动’，各种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运动是指向周恩来的。”在基辛格看来，“阴影笼罩着周恩来”，“这个人坐在火山口上”。
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翻译王海容、唐闻生从机场送走基辛格以后，两人径直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这时，有人间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昨天晚上周恩来来过没有？打过电话没有？当她得知周恩来事先没有向毛泽东报告会谈的具体内容时，她就边走边说，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对会谈中的一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美国会谈中有错误，是“温和派”。指示政治局应该批评总理。
江青四出活动，分别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成立了所谓“帮助总理小组”。
江青恶毒地把这次“帮助”，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时，年高76岁的周恩来已身患癌症五年。他忍着病痛的折磨，仍日夜不息地坚持工作。为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顾全大局，他在精神上肉体上经历着多么大的痛苦！
这时，“四人帮”控制的报刊，采取影射的写法，指桑骂槐，万炮齐发。
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的文章中，假借描写孔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影射攻击周恩来。
《北京日报》刊登《从〈乡党〉看孔老二》一文，描写孔子“端起胳膊”，“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的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对江青来说，是想通过“批周”，将周恩来一棍子打倒，实现她夺权当“女皇”的美梦。
但在毛泽东看来，“批周”这只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赞同“批林批孔”，但不赞成公开“批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5）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这株大树不能倒。如果“批周”，周批倒了，谁来帮助他支撑国家的大局呢？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会见以后，他同担任翻译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谈起对周恩来的批评会议，说：“这次会开的很好。缺点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指江青）。一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也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对他批评不得。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在这次会上，外交部长乔冠华也对周恩来进行了不公正的批评。对此，他感到内疚。后来，乔冠华利用一次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病重的周恩来表示认错，请他原谅。周恩来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
江青集团反对周恩来由来已久。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一次会上讲话时曾这样分析说：
“江青集团反周恩来总理的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8月至1967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此发了脾气，说，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才把反周的气焰压下去了。但暗地里仍有一股反周暗流。林彪自我爆炸，这股暗流又起来了。1973年至1974年批林批孔，又是一个反周高潮，这是第二个反周恩来高潮，第三次，是1976年总理病重以后直到逝世……”
这次是第二个反周高潮，配合社会上发动的“反复辟回潮”、“反潮流”，又一次掀起动荡，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一度恢复和发展。
“反复辟回潮”
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发动“批林批孔”的同时，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联系实际，在一些教育单位树立典型，进行“反复辟回潮”。
1974年1月，迟群一伙打着所谓“反复辟回潮”的旗号，在清华大学用三个月时间，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给400多个被批判的教职工扣上“反对教育革命”、“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帽子。
针对国务院关于提高教学质量、高等院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试的规定，在辽宁的毛远新竟诬蔑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他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进行批判和反击。
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考区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在答物理试卷时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信乞求上大学：“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报纸发表时把这话删掉了。）7月19日，《辽宁日报》按照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示，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语。
接着，《人民日报》又于8月10日予以转载。一时间，全国报刊大肆宣传这位“白卷英雄”的“反潮流精神”，对教育工作和招生考试制度造成极大的破坏。
《红旗》杂志、《教育革命通讯》也都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不仅进了大学，入了党，还当上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了“闹而优则士”的典型。全国刮起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张铁生到处发表讲演。他在山西太原等地公然叫嚣，要“回击回潮风，今天呀，我们要做一把钢刀，直刺教育部”。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且配合了近千字的按语：
“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人民日报》于28日全文转载了来信，并配发了一则新闻。几天时间内，一个小学生成了“反潮流”的英雄。
江青一伙利用这个小学生对老师的看法和意见，煽动师生对立，批判教师，破坏学校秩序，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1974年1月，江青一伙制造了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该校一个女生因外语成绩不好受到批评，投河自杀。当地对此事已经做了认真处理。可是江青却借此大做文章说：“我向你们控诉，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我派人去调查了，硬活活地逼死了！”王洪文说，“这是搞法西斯专政”，“这样的教师我主张判重刑”。接着在全国大抓“马振扶事件”式人物，仅在河南就制造150起迫害学校教师的冤案。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6）
他们还在文艺界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进行批判。硬说《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招魂”，是“反共黑线回潮”；把歌颂教育工作者的《园丁之歌》，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再一次对文艺工作者进行迫害。
在“反复辟回潮”的浪潮里。1974年12月下旬，国务院科教组、农业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这次会议，大力鼓吹坚持农村办学、分散办学，“三上三下”，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经验。会议提出：农业大学必须搬到农村去办，实行“社来社去”；“学大寨”应是农业大学学生的必修课、基本课；工业大学要把“学大庆”作为基本课；“要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远新提出：朝农的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下，一些地区又出现了混乱。名目繁多的上访团、联络站一类组织，重新又括跃起来，争山头、闹派性、打内战，到处揪斗老干部。一些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重新被打倒，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陷入瘫痪。
许多工厂企业的生产陷入混乱。例如，全国270个铁路局，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只有七个，徐州、郑州等地列车经常堵塞，京沪等地的重要干线不能畅通。据1974年1月至5月统计，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5％。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6．2％，钢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9．4％，化肥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3．7％。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是他并不愿意全国再重新陷入混乱，不愿再出现“全面内战”的局面。因此，当江青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时候，他有意地给江青泼了一瓢冷水。1974年3月20日，他在回江青的信中说：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为制止混乱局面继续发展，中共中央4月10日发出通知，明确指出：“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针对流行的所谓“反复辟回潮”的歪风，批评极“左”思潮，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通知》严厉批评“只要造领导反的就是反潮流”和“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明确指出：“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对于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的行为，决定指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通知》下达后，八月份工交生产有了回升。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谁来“组阁”（1）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面遭到破坏，进一步恶化了全国的经济形势。一些造反派头头日夜想的是：“造反派要打天下，要坐天下”，派性斗争烽烟四起，各派势力称王称霸，许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挨批挨斗，被打倒、被打跑。
谁能够挽救日益危急的形势呢？
“请来一个参谋长”
毛泽东想到邓小平。
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1969年10月26日，被流放到江西新建县望城岗一个原是步兵学校的地方了。
在1956年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邓小平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毛泽东说，邓小平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比较有才干，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1956年9月28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领导岗位上，他以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想，果断的魄力，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把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贯彻到全党的政治生活中。他连续十年担任总书记职务，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
但是即使在“打倒一切”的高潮里，毛泽东也没忘记他，并且对他做出高度的评价。在危机时刻，仍然寄希望于他。
1991年3月12日，笔者访问王力。70岁的王力谈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时说：“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单独与我谈话。我向主席请示说，你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
毛泽东当即对王力说：“刘少奇与邓小平不同。邓小平一直在军队工作。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比。林彪如果身体不行了，还是邓小平出来。”
毛泽东这次重提1957年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过的话：“你别看他（指邓）个子小，把苏斯洛夫那个大个子都整倒了。他是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小平指挥两个野战军，还没有另外一个人指挥过两个野战军。”
这个曾“指挥过两个野战军”的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被流放了。
流放邓小平的空旷校园内的小丘顶上，有一座两层红砖小楼。楼里住着三位老人：时年65岁的邓小平，以及他的继母夏柏根和夫人卓琳。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200多岁。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在江西的日子里》的回忆文章里，真实感人地记述了那三年多的生活。
“在我们的小院子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
“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
从1969年下半年到1973年初，邓小平曾在江西新建县的拖拉机配件厂参加劳动。邓小平做的是钳工，妻子卓琳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劳动中同工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在这几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曾和邓小平在同一车间劳动的陶端缙，回忆起那段日子十分动情地说，无论刮风下雨，每天上午邓小平都要从住处步行两公里左右到车间来。
在那条被称为“邓小平小道”的坎坷小道上，他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一次，他晕倒在车间里，女工小程从家里端来一碗糖水，帮他苏醒过来，用一台拖拉机将他送回家里。
当时厂里每年生产的100多辆拖拉机挂车件和螺丝，几乎都是这位已经60多岁的“老钳工”做出来的。他非常肯干，不愿接受任何照顾，车间专门配给他的电风扇和休息间他都不用，坚持和工友们在一起，他还经常打听工友们几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几口人，生活得怎么样，家里有没有收音机等等。陶端缙说，我们清楚地记得他多次启发大家的话是：“要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就必须把经济搞上去。”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经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路。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谁来“组阁”（2）
1993年夏天，邓小平曾对人谈到下放江西的那段难忘的生活，他深情地说：“这首先要感谢党、毛主席和周总理了。他们照顾我，也可以说保护我，让我全家到江西，连老母亲都同去了，我又主动上一次劳动大学。”
卓琳在旁边插话说：“他白天到工厂上机床，下午回来经营我们的小菜园。我还养了一群鸡，副食可以自给自足，日子过得很充实，身体都长结实了。”
但对于一代伟人来说，工厂的天地究竟是太小了。
邓小平多么渴望自由呵！
1972年，届时已经68岁的邓小平同志，日夜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军事家，时刻思念的是，民族的兴衰，人民的幸福和苦难。他脱离沸腾的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快六年了。他像一只被关在铁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