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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利用中央文件散布为自己开脱的谎言，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怕别人不相信他捏造的谎言，还指使秘书与人合作写了一篇大事记，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全党，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了。
康生原名张旺，山东诸城人。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又改名张耘，受到地下党的教育，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改名赵容，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7月到苏联后改名康生，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团长王明的副手。康生在政治上极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则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在苏联的中共党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之后，为了标榜自己“立场坚定”，利用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长之职，制造冤案，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康生利用他掌握的反奸肃反大权，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坦白会，对前来延安参加革命的许多青年干部和共产党员，残酷地进行逼供信，“莫须有”地扣上特务、叛徒、敌探等罪名，严重地摧残了党的干部队伍。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4）
1947年康生、陈伯达还在晋绥解放区推行左的土改路线。他强调“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推行“挖底财”、“查三代”、“扫地出门”、“搬石头”。笔者在晋绥地区采访，亲闻目睹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被当作“绊脚石”和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在乱打乱杀中死掉了。康生违背党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大搞“化形地主”，错划阶级成分，把一些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错划为地主富农。他公开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极左口号，摧残了党的基层组织，严重地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
全国解放后，康生鼓吹“大跃进”，连续制造小说《刘志丹》等冤假错案。庐山会议之后康生不顾历史事实，又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陷吴晗为彭德怀翻案。
不平常的一天
1966年4月16日，这是不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另一件大事是《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按语”。
北京市委想通过发表这篇材料，主动检讨错误，但是却被毛泽东认为是“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
这天新华社未经请示，一早就把《北京日报》的版面、按语，播发全国。这引起了在上海的毛泽东的震怒。他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
17日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从上海打电话给《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一再叮咛不要转载《北京日报》材料，并且说，新华社不经请示，擅自播发《北京日报》编者按语的版面，犯了大错误，要这位副总编辑特别谨慎，多请示。
4月19日，中央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不要转载16日《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中央负责同志批评，北京市委16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
4月21日，毛泽东把批评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示要市委揭发彭真的所谓“罪行”。
从4月22日至26日，北京市委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但这次会议被诬蔑为“四月黑会”。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批判彭真。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他对康生、陈伯达说：你们写了《通知》，我这次的增加，加油加醋。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都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毛主席再次讲，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可以看清楚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终将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他尖刻地说，彭真的本质就隐蔽了30年。
在中央有计划有步骤的部署下，5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接着，按照预定的计划，解放军报5月8日发表了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写的《擦亮眼睛、识别真伪》的文章。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又发表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的反动实质》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向全国发射的三颗重型炮弹。
它表明，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左派队伍，已经投入了声讨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战斗。这些“左”派依靠毛泽东的支持，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为打倒“右派”，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清了障碍。
空想的王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个“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布了他的建设新中国的纲领：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的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这个“大学校”的理想，商品交换没有了，“三大差别”似乎可以消亡了。全国的工、农、兵、学、商都可以变成“多面手”了。“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实际上只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他幻想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达到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推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实施“五七指示”，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军营到各机关、学校、农村，普遍建立了“五七干部学校”。成千上万的机关干部、教师、教授、工程师、科学家、专家，都离开城市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改造。许多五七干校结合“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一边劳动，一边开展大批判，大批革命干部遭到迫害。这些“大学校”，不少都成了变相的劳动集中营和“牛棚”。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表达的理想主义，早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就有了。他认为，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穷是好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白则更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认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在他看来，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千万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可以组成“共产主义大学校”。
毛泽东从失败的“大跃进”中并未吸取教训，一直没有放弃他那美好理想。他认为，要实现那些设想，就要不断革命。对于不赞同他的想法的人，都“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5）
毛泽东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按照“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
《5·16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毛泽东依然在杭州，没有回京出席会议，但会议的部署是完全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安排进行的。他冷眼从外地观察着北京的动静。
会议违反正常的党的生活常规，由刘少奇副主席主持，但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共76人，这些人完全是在北京工作的，而其他在外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都没有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缺乏代表性、民主性，左倾的方针一开始即占据了统治地位，会议气氛自始至终剑拔弩张，十分紧张。
康生在5日下午和6日上午的座谈会上，连续谈了八个小时。他介绍了毛泽东同他三次谈话内容，讲了起草《通知》的经过。他说，毛主席一再提醒我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一个，彭真一个，杨献珍一个，杨尚昆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谈的剥笋政策。他说对各级领导干部要一层层地剥，一批批地剥，一次次地剥，给与会者以高温的政治压力，
6日下午至7日上午，张春桥也在座谈会长篇发言。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1965年11月以后，罗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一大堆莫须有罪名，鼓动向“独立王国”开火。
陈伯达也在7日的座谈会讲话，揭露所谓彭真历史上的问题。他用新账老账一齐算的方法，说彭真在东北搞什么“桃园三结义”，尽力向他泼污水。
1966年5月16日上午，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这个《通知》，实质上是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颠倒敌我，以彭真为批判对立面，把矛头指向党中央的集体；它以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的姿态，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毛泽东对《通知》亲自修改了七遍。他写道：……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毛泽东在《通知》中号召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错误地把大批革命同志，当成革命的敌人。他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16通知》还宣布：“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姚文元的名字，是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一次会议上由江青提出加上的。当时陈伯达觉得不妥，说：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中央文革辫子。
在场的人很惊讶。江青立即说：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第二天，江青在会上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主席同意了，谁还敢说不呢？
江青在四个副组长中名列第一，又称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江青是大权在握的组长。
江青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文革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之后，江青跳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她的权位已经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重要人物了。
1967年，《通知》一周年时，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通知。
为配合公开发表通知，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写出《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社论，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署名。
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这篇社论，并在社论最后加上这样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毛泽东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打倒彭、罗、陆、杨
通过《5．16通知》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大讲“政变经”的讲话，无中生有地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政变。并把彭罗陆杨与“三家村”联系起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6）
林彪讲话中用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说明当前世界政变成风。他说：“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无中生有地诬陷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笔者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