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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会副主席叶昌明，是原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他挥着拳头说：“我双手拥护陈阿大的意见，北京发生了右派宫廷政变，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同他们血战到底，决不做投降派。我们市总工会可以立即发动工厂工人大罢工，停水、停电、停工，造成全国影响，给中央颜色看看！”
垂死挣扎
面对群魔乱舞的会场，徐景贤伏在王秀珍耳朵上嘀咕了几句，强打精神做总结发言：
时间不早了，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根据当前形势，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莽撞行事。我们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干。我们首先要组织起来，分头行事。一切听我指挥，我要指挥一切！
会上，决定兵分三路，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组成两套叛乱指挥班子，两个指挥点的地点和分工是：
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率领王少庸、张宜爱、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是文的一路；二号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率领，抓枪杆子，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是武的一路。再一路由张敬标负责，留守市委机关，负责各机关的联络。
当场，徐景贤还给王秀珍写了调动民兵发动武装叛乱的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九日凌晨两点多钟，二号指挥点用红机子打电话找徐景贤，说是警卫电台和市委的两个解放军连队要归他们指挥。徐景贤当即在一张有横格线的信纸上写了调动手令。
散会后，朱永嘉立即秘密潜回写作组，纠集几个人策划制造武装叛乱的舆论问题。他气焰嚣张地说：“我们要发表个宣言，对着干，还要写个提纲，整理一个赫鲁晓夫是怎样篡党夺权的资料。”接着他又说：“北京广播了中央两项决定，出五卷、建纪念堂，他们这一手高明。但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要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
朱永嘉接着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编辑部，给报社人员下命令说：“你们要坚守阵地，要登我们的东西，如果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整我们的消息，你们通通不要登！”
朱永嘉又窜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楼下窜到楼上，检查了各个广播室，把在报社讲的重复了一遍。他命令说：“你们台不要广播中央台的消息！可以把干扰敌台的机子全部调过来，干扰中央台！”
在同一午夜，王秀珍率领三十多人到了市民兵指挥部。王秀珍向大伙布置了任务。为了躲避目标，他们在九号凌晨，又匆匆将二号指挥点移往东湖路招待所。
10月9日上午，民兵指挥部施尚英召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具体部署兵力，研究作战计划。经过一番紧张讨论，最后决定总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点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各指挥点上架设15部电台，拟定了通讯网。
施尚英一伙还制定了作战方案。这个意在“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方案，在地面上标明三道防线，即所谓“控制圈”。方案不仅部署了每道防线上的兵力，而且规定如何封锁，设置路障，封闭轮渡、隧道，控制水、电、煤气、油库等。
“方案”规定了七个“重点保卫目标”。除了“首脑机关”、报社、电台、机场等地外，还有徐家汇、静安寺、南京路、北站、大世界、隧道周围等七个最热闹的繁华地段。
“方案”安排了两支“机动力量”。第一梯队3240人，配备各种新式武器，再加上卡车、…摩托车100辆；第二梯队12000人，随时支援各道防线和要点的急用。
按照这个方案，全市准备动员兵力33000余人，枪炮27000余支（门），各种弹药200多万发。此外，还有“民兵101”武装巡逻艇一艘及其他摩托车、自行车等。
这一天夜里，上海到处弥漫着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一批批荷枪实弹的民兵，排列成小队，向集合点跑去；250辆卡车载满人员、物资驶过市区，奔驰于各个武装叛乱据点之间；15部电台，在各个指挥点嘀嘀嗒嗒，拍发着相互联络的电报；市公安局的1300多公安人员都增发了枪支，王秀珍还发出民兵、公安两家“联合行动”、“协同作战”的指示，要把重点“对象”严密监视起来，要逮捕一批“危险分子”……
午夜，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长桌上摆满冷盘酒菜。市总工会副主席叶昌明，一面啃着鸡腿，一面向委员们“吹风”：“全市动手干起来的话，要通知造枪的一些工厂，要日夜加班突击生产，可以发五倍加班费！管他妈物质刺激不刺激……造好的枪要一律发给民兵指挥部。仓库里枪支、弹药，要赶快拿出来发掉，不然被部队一看守就派不上用场了。”
这时，有人俯在叶昌明耳边说：“发动武装行动，单靠总工会发布命令，干不起来，下面各级党委不会听你指挥的。”
坐在旁边的陈阿大，一拍胸膛，跳了起来：“实话告诉你们，这次武装行动是有来头的！在中央，我们有那四位首长指挥，在上海，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出征！哪个敢不听？老子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原是上海搪瓷机修工人、市工会常委的马振龙，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摔，尖声叫喊：“要握住枪杆子不放！枪不能交，天皇老子下命令我也不交，杀了头我也不交！谁他娘的当叛徒去告密，老子第一个把他干掉！谁投降了就枪毙他！”
会场上出现了紧张可怕的沉寂。坐在一边的原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市总工会常委黄金海，突然从人群中站起，嘶哑地叫喊：“怎么？有动摇分子吗！妈的，当年大；碗喝酒大锅吃肉，你们比谁都张罗的欢，今儿个三心二意啦，哥儿们，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上船容易下船难！事到如今，只有一心向前啦，好样的站出来嘛！”他瞪着红眼珠子，拍拍胸膛：“有什么好怕的？如果他们派来镇压，我们就把水厂、电厂停掉，要完蛋大家一齐完蛋！”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4）
黄金海等人还拟了反动口号，叫嚷“一月革命风暴精神万岁！”“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反革命武装暴乱已箭搭弦上了！
群魔无首
10月8日晚，在中央第一批向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的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但是马天水却支支吾吾，他最后一个发言表态，竟然说什么：是不是可以把“四人帮”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同他一起前来参加会议的周纯麟司令员，听了马天水发言，十分气愤，当场打断他发言：“老马，你这样讲话是错误的！你中‘四人帮’的毒太深了！”
在回京西宾馆的路上，周纯麟同马天水同坐一个车上，再次对他说：“主席健在时就说要砸烂‘四人帮’，你还讲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今执迷不悟，回去之后如何向上海人民传达？！”
马天水一路不言语。第二天上午，参加第一批打招呼会议的各地党政军负责人都回去了，中央却要马天水、周纯麟两人继续留下，等待新的决定。
马天水叹气说：“我是完了，回不去了，你自己回上海，看着办吧！”
周纯麟进一步劝马天水转变态度。他建议说：“应该把徐景贤、王秀珍也叫来，请中央领导帮助他们认清形势，这样我们回上海，才能做好工作。”周纯麟说：“徐景贤、王秀珍离开上海，可以使‘第二武装’群魔无首，釜底抽薪！”
中央领导同志当即批示，同意让徐景贤、王秀珍立即来北京开会。
马天水看了批示，犹豫了几分钟之后，给上海“康办”，挂了电话……
王秀珍在电话上说：“马老呀，你这次见到咱们上海在中央的那四位领导了吗？……你怎么不吱声呀？”接着又说：“叫我跟老徐到中央开会去？好，好，好！明天出发……会议是什么内容呀？什么？……你也吃不准……好的，请代表上海市委，还有我和老徐，问候中央四位领导同志好，请他们保重身体。我们永远忠于他们几位首长的！”
王秀珍放下电话，面向大家，喜洋洋地说：“电话你们都听到啦，快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吧！”
廖祖康最先发言：“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这里面大有文章。我劝你们二位不要去，去一个，抓一个，我担心你们，去时容易回来难了。”
徐景贤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有什么办法哟，日子真是不好过。若想不去吧，马天水说他见到四位首长了；如果大权如今掌握在他们四位首长手中，或是开三中全会什么的，机会难得，不去是不对的。如果这是圈套呢？他们把我们扣留在北京怎么办？”
围绕着去不去北京的问题，丁香花园的会议室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朱永嘉看到两位书记举棋不定，突然站了起来说：“我是主张你们二位去北京的，在矛盾激烈的时候更应挺身而出，不可畏缩不前。在古代，这样的先例是很多的，关云长单刀赴会，汉高祖鸿门赴宴去，当然是要冒被扣在北京的风险的！我们就按这两天的既定方针办，发动上海武装大暴动，并且呼吁全国、全世界声援我们！……”
王秀珍说：“我们两人豁出去啦！准备到北京回不来了，家里面要做好应变的充分准备。总工会的老头头们哪，妇联和青年团的骨干们哪，要多分析形势，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放松呢……啊？要做最坏的打算！还要把春桥、洪文的家属，我的两个孩子，都转移到工厂去。这事交给马振龙安排一下。”
快散会的时候，徐景贤一再叮嘱：“你们各位同志也要马上回去，通过各条系统，向基层单位、向群众‘吹风’，使群众有个思想准备，可得抓紧往下边打招呼啊！”
10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从虹桥机场飞往北京。
临行，徐、王一再关照各位小兄弟：“有事要请示少庸、国柱、敬标，自己不要乱动。”
北京召见
十日傍晚，徐景贤、王秀珍一走下飞机，就坐上开往京西宾馆的汽车，他们俯在车窗上窥看着街道的行人，竭力想从人群的表情上探寻出什么信息。
来到京西宾馆不久，王秀珍就给上海市委值班室打电话：
“我们已经平安到达北京，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定。可要注意抓紧向下边吹风啊！……”
晚上，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们讲了“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通报”，像一声炸雷把他们震懵了。“什么？果然把他们抓起来了？”
徐景贤和王秀珍几乎同时惊叫起来。一下瘫坐在沙发里。
“我问你凭什么抓他们？”徐景贤直冲着周纯麟责问。
“凭什么？”周纯麟“唬”地站起来，拿起一个笔记本，说：“就凭这个！”
周纯麟的文化不高，学识不多，但他把“四人帮”的主要罪行，一条一条都写在小笔记本上。为了回上海传达，他还专门向江苏、湖北的同志，核对了笔记。
徐景贤接过笔记本，仔细地翻看一遍，然后把笔记本一放，说：“见鬼！就凭这几条七拼八凑的东西能把人抓起来？！”
王秀珍也跟着吼叫起来：“什么？毛主席说‘四人帮’，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时候说的，跟谁说的？”
“党中央说的。你怎么敢不相信啊？”周纯麟说。
“莫急嘛，总会弄清楚的。”马天水插进来说。
“前几天我在北京，见了张春桥，他对我一字没提过！”徐景贤说：“什么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这明明是搞宫廷政变嘛！”
马天水连忙安慰说：“莫这么讲。详细情况你们俩会知道的。”
11日清晨，周纯麟来看马天水，想了解徐景贤、王秀珍的情况，要他继续做两个人的工作。可是，徐、王仍然吵吵嚷嚷，说根本没有想通。
中午时分，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来到京西宾馆，找周纯麟和马天水谈话，他们一方面了解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的反应，二是让马天水看一份影印件。
陈锡联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影印件，送给马天水看，他接过一看，原来是张春桥写的《1976年2月3日有感》。
马天水看着这熟悉的钢笔字，仿佛一下跌进了深谷，连声说：“我要与‘四人帮’划清界线！我要与张春桥划清界线！”
12日晚10时。玉泉山的一座会议大厅里，灯火辉煌。在摆满沙发的厅堂里，在北京的党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几乎全体出席了会议。这是政治局为接见上海市的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而专门安排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5）
马天水等一走进会议厅，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一份张春桥《1976年2月3日有感》的影印件。
等他们几位坐下以后，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现在，徐景贤念一下。”
徐景贤只得照本宣读：“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首先发言，讲述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历史背景。
叶剑英看了看几位上海的来人，诚挚而热情地说：“上海是受蒙蔽的受封锁的。你们这次来了解情况就明了。张春桥《有感》，把界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叶剑英继续说：“中央对上海几位同志寄予很大希望，有电报说，上海民兵有行动！中央信任你们，对你们放手，希望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都讲了话。当马天水等四位离开会议大厅的时候，已经是13日凌晨一点半了。
13日上午9时40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一行，从首都登上一架伊尔18飞机，向上海飞去。
在飞机舱里，周纯麟把马天水等三人找在一起，研究回上海后的工作问题。当场研究了三条规定：一、回上海后马上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二、上海市委组织全市，层层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
周纯麟作为一个老红军、老干部，他特别强调在这关键时刻，听从中央指挥比什么都重要，他说：“最后还要加上一条，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的指挥！”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听周纯麟一讲，相互看了看，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土崩瓦解
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以后，11、12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吹风”活动，一号点的那些人，继续进行煽动。二号点的那伙人，每天碰头，探听消息，窥测方向。这时，警备区的几个人因为接到南京军区首长的警告，不再参与活动了。
朱永嘉回到市委写作组三楼办公室，他一边地整理东西，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我们就这样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春桥、姚文元他们！”
肖木眼珠瞪得大大的，两手按着椅子，说：“我们究竟怎么办？”接着，又自问自答，用暗语订攻守同盟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
《朝霞》杂志主编喘着气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感到走投无路，对肖木又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起去死吧！”
11日，他们探听到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已经回到上海，并作了加强战备的部署时，他们惊慌起来，频频碰头，继续在亲信骨干中进行反革命吹风。
12日晚8时，上海的余党聚集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会前，这些人已经确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会上，马振龙、朱永嘉为“四人帮”的覆灭放声痛哭。朱永嘉、陈阿大等人都主张要大干，决一死战！
13日凌晨，马天水的秘书从北京来电话说，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四人上午10时返沪，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
陈阿大、朱永嘉等人认为，可能是个骗局。于是，又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喧闹……
按照预定的部署，10月13日上午11时，虹桥机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欢迎仪式。
冷清清的候机坪上，站着三个老头：孙卫标、王知常、马家栋。附近的一辆中型吉普车里，却隐藏着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