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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个字。直到现在廿五年了，我对这八个字还惭愧，觉得没有能负鲁迅先生的期望。
鲁迅先生不久辞了校长。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交卸的时候，学校里只剩了一毛多钱；也从旁处听见军政府［8］如何欠付学款，及鲁迅先生如何辛苦撑持。那时候一切都混乱，青年们发现了革命党里也有坏人，给予简单的头脑一个不期待的打击。对于旧势力的抬头，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继任鲁迅先生作校长［9］的，正如继任孙中山先生作总统的：这个对比，全国各地，无论上下，都极普遍。欠付学款的军政府，因为种种措施不妥，后来成了全绍兴攻击的目标，旧势力找到革命党的罅隙，乘机竭力地挣扎出来。青年们一般的陷入苦闷，我也不再进那个学校。
鲁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创作《狂人日记》以前几年，住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过外面虽然现着异常孤冷，鲁迅先生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什么毁誉。例如向金陵佛经流通处捐资刻《百喻经》［10］，又如刊行《会稽郡故书杂集》［11］，这种不含丝毫名利观念的提倡文化事业，甚至一切事业，在鲁迅先生一生中到底可以看得出来。
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什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的给你助力。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来。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数也数不尽。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鲁迅先生总是鼓励着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记之类。”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鲁迅先生这话鼓励过比我更年轻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鲁，也太不用功，所以变成了例外。
至于为人处世，他帮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鲁迅先生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听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的还多。我是一个什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保卫锻炼的方法。现在想起来真是罪无可逭：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尝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
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三个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12］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还有一位先生对于艺术没有多少兴趣，那自然听便。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还有一位先生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先生当时堵着嘴不说话，后来和我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哭鲁迅先生（2）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13］，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仁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14］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裤，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经营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15］最帮忙，在房屋将要完工的时候， 我同鲁迅先生去看，李先生还在那儿监工，他对我客气到使我觉察他太有礼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鲁迅先生对他说：“李先生不要太客气了，他还是我的学生。”李先生的态度这才自然得多了。鲁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义侠的。他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16］，某人是Traitor［17］，一个没干过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寻常知识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人是不大会了解的。他们只了解酒食征逐的或点头招手的相好。而鲁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热肠的。他后来同我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鲁迅先生在北房之后接出一间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画室，作为鲁迅先生的写作场所，鲁迅先生和我便到这间房子中坐下。鲁迅先生说：“我将来便住在这个老虎尾巴里。”因为这间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条去，颇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一切写作及起居，都在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还有后园，自然是因为老虎尾巴而缩小多多了。散文诗《秋夜》的开头便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似乎便是鲁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创作的第一篇。
到厦门，到广州，我和鲁迅先生都在一起。鲁迅先生到一处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厦门风景的阔大旷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时给予我们的印象实在深刻。后来固然因为广东方面的不能推却，只有离开厦门到广东去，但是厦门的许多人事，我后来听鲁迅先生说，那真是初去时所不及料的。
广东给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结果也和厦门一样。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记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的很。周乔峰先生［18］在商务图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屈指一算违教已经八年了。
十月廿日下午三点钟的消息，勾起我廿五年来的回忆。这回忆，用了廿五年的时间，清清楚楚地写在我的生活上，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用笔墨翻译成文字的了。能翻译的也许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廿一日我到北平，廿二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19］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业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八十，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感动。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罢。
注释
本文写于1936年，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定县，即今河北省定州市。当时孙伏园先生正在定县搞平民教育。
［3］堵述初，1905年生，湖南常德人。解放前他与孙伏园长期共事。历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编辑干事、士兵月刊社编辑、重庆《中央时报》副刊助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文林》主编等。解放后，在南京任中学教师。
［4］即“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
［5］1911年11月，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任命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时孙伏园正在该校读书。
［6］绍兴府学堂的前身是“绍郡中西学堂”。绍郡中西学堂建立于1897年，1899年7月，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才改名为绍兴府学堂。1906年1月又改名为“绍兴府中学堂”。鲁迅于1910年9月到该校任教，并担任监学（即今教导主任）职务。
［7］即周作人，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
［8］即以王金发为都督的绍兴军政分府，这个地方政府成立于1911年11月，1912年8月被撤销。
［9］指傅励臣。傅励臣（1866—1918），名励臣，又名励亚，字以潜，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又作“傅力臣”。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1912年2月鲁迅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以后，由傅接任，其时，他又在绍兴任教会会长。［10］《百喻经》，原名《百句譬喻经》，为天竺（古印度）僧伽斯那所著，内容由九十八则寓言组成，合卷首之引，卷末之偈，合成百数。鲁迅于1914年捐款请金陵刻经处刻印，以广流传。
［11］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录成绍兴古代史传地志八种，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1915年2月又请绍兴许广记刻字铺雕版印刷，线装一册，共八十五页，以周作人名义刊行，扉页有鲁迅好友陈衡恪（师曾）的题署。一部分赠送友人，另一部分由绍兴墨润堂等书店出售。
［12］易俗社，西安的一个秦腔戏曲团体，成立于1912年8月，它以“编写新戏曲，改造旧社会”为宗旨。直至解放以后，仍然活跃于西北。
［13］鲁迅1912年到中央教育部任部员，后又升任科长，佥事，直至1926年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任教，才脱离教育部，为时长达14年之久。其中后半期，他又兼任北京大学等校教师。
［14］周太太（1878—1947），即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15］李老先生指李懿修，字慎斋，河北清苑人。原为教育部会计，后（1922—1924年）为该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
［16］英语：特务、暗探。
［17］英语：叛徒、内奸。
［18］周乔峰（1888—1984），名建人，字松寿，号乔峰，鲁迅三弟，笔名有“克士”等。
［19］即孙福熙。曾替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作封面画。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关于鲁迅（1）
——于昆明文协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席上
孙伏园
刚才主席讲我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是的，那已是三十一二年前的事了。当时鲁迅先生在绍兴中学堂［2］教英文，我在那里念书。后来先生去北平作官［3］，我也去北平求学，又同先生聚在一块。说到我，在鲁迅先生跟前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的文章从来不曾得到先生的好评。鲁迅先生在早年时，对于学生的文章批评很严格，总爱说“太嫩”（不成熟），而在晚年时，鲁迅先生则非常偏爱青年。青年学生的文章送到先生那儿的，先生总是给看，给改。改得非常快，而且给宽的批评，很好的批评。而我却从不曾得到过这样好幸运，得过这样好评。
在写作上，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与创造并重。有些时候他甚至说翻译更重于创造。他常常如此鼓励青年人：“不会写作时先翻翻看。”［4］这还是民初的时候。他希望青年人拿外国的作品当模范，看一看人家是怎样写作的。到后来，有许多人提倡《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是中国三大名作，《三国》、《西游》、《老残游记》等也是珍品，颇以为本国的白话名贵小说也不贫乏，何必求之于外国？然而鲁迅先生却对这种提倡拒不发表意见。因为鲁迅先生是主张在现代写作，要采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背景的。《水浒》、《红楼梦》固是上好白话小说，但去民国则年代已很久远了。至于外国作家，在科学训练上，在逻辑基础上，都比中国的高明很多，所以他主张应翻译他们的东西作榜样，鲁迅先生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是中国学科学最早的人。当他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学校中中国学生仅有鲁迅先生一个。那时他的成绩很不错，他的生物解剖图是经过一个很好的先生一笔笔的替他改好的。正是因为他是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所以他的为人不文饰，也不夸张。
当他还不曾念仙台医校的时候，家中忽然发生了问题。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5］。他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结婚后刚刚过了三天，他便走了，但这件事使他受到很大的影响，等他回到日本后，对于医学的兴趣，便大不如前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著作中曾经说过的，仙台医校是用幻灯影片来显示生物形状的，有时一个段落讲完，常加演风景片及时事片以引起学生的兴趣。那时正在日俄战争后，在时事电影片中多取日俄战争的材料。有一次先生在电影片中看到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说那个绑着的，是替俄国作间谍，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盛举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