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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抒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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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墓中发现的几十块尺来大方砖上的浮雕,搞艺术的多承认浮雕效果艺术水平相当高,可以代表这时期砖浮雕艺术成就。事实上如从搞文物角度注注眼,还可启发我们许多问题,丰富我们许多知识。在乐舞史上,则王子晋吹笙那个笙,式样和唐宋以后不同,和现代西南芦笙倒有些近。其次《隋音乐志》提到的文康伎,和诗歌中描写的文康舞形象,砖雕上有个典型的模样,也可说是唯一的形象反映。


第二部分 文物识小录第16节 说“熊经”

    《庄子·刻意》中说道:    
    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其中“熊经”即是一种健身方法,郭庆藩《集释》引司马彪注云:“若熊之攀树而引气也”,而成玄英注亦云:“如熊攀树而自悬”,看来乃是模仿熊的动作而创造的类似今日体操的健身方式。    
    在《庄子》的时代,大约健身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导”,即“导气令和”,《庄子》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前者就是流转周身的气的运转,人以意念使“气”周行全身经络,以达到“吐故纳新”、强身健体的效果,并根据自己内部器官的具体情况,采取“吹”、“”、“呼”、“吸”各种不同的运气方式,就如《云笈七签》卷五十六所分别的那样,只不过《云笈七签》分得更细更繁琐些。另一类是“引”,即“引体令柔”,即包括“熊经”、“鸟伸”等各种形体锻炼在内的养生方法,正象《抱朴子·别旨》所说的“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大约这种方法最初是古人受动物运动启发而创造的,所以多以动物名命名,就象《抱朴子·对俗》所说:“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    
    西汉以来,有关卫生保健的方法曾有过不少论著,但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按《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共有四大类,一是“神仙”、二是“房中”、三是“医药”、四是“导引”,各有分别。但是,“神仙”之法多属迷信,又极靡费,普通人难以做到,只有帝胄贵室可以仿行,所以汉武帝刘彻才会上方士的大当,甚至还把一个公主嫁给了方士,并封为“文成将军”,筑百丈高台,用三百个八岁的童男童女,穿上锦绣衣服通宵歌舞,结果神仙不来,只好把这个骗子杀了。“房中”本是一种在性交中讲求节欲保精的方法,如天师道之“合气”,但这也往往只有帝王家有兴趣施行,因为只有帝胄贵室才养了无数嫔妃宫女,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了帝王纵欲之术,完全变了性质。“医药”当然对大多数人有用,但也有缺陷:一是名医秘方人所罕知,用的药也往往少数有钱人能办得起,尽管到唐代曾将孔思邈《千金方》刻石公开,宋代更将宫廷秘方全部公之于《圣济方》、《政和本草》,但无钱人仍未见得能照方抓药;二是即便照方抓药,仍是消极治病,不是事先预防。所以只有第四类“导引”是很积极的预防方式,而且“导引术”人人可以自学,“熊经”、“鸟伸”之类形体运动更是容易,就象小孩学体操一样。    
    旧时说“熊经”往往从《庄子》一下子说到华佗“五禽戏”,华佗云“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以求难老”,见于《三国志·华佗传》,但从《庄子》到华佗中间隔了数百年整整秦汉两代,“熊经”之类健身术难道在这数百年中竟湮没无闻,直至华佗才重新发掘吗?这显然不可能,所以,我们图二马王堆出土帛书《导引图》第四十九式“熊经”(摹本)以出土文物资料为主,参以文献记载,重新考证汉代“熊经”的流传,以补足这一段历史的空缺,并以实物图片来形象化地说明“熊经”,以弥补文字资料无法详细表述的缺陷。当然,在出土文物中,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导引图》当然是考证“熊经”的最重要资料,其中第四十一图正是“熊经”(图二)!不过,马王堆三号汉墓年代在西汉初年,比它稍晚的《淮南子·精神》中仍有“熊经、鸟伸、凫浴、、鸱视、虎顾”的记载,那么《导引图》能够继承战国以来的导引套路就很自然了。问题是,在此之图三(1—6)西汉银错管状车器上的熊经图案,河北保定1964年出土(摹本)后,“熊经”是不是仍然一直没有失传?在文物资料中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庄子》到华佗是一脉相传?我们考证的结论是肯定的。    
    图三就是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西汉银错管状车器上的六个“熊经”图形。第一个有如熊攀树刚刚起步,前肢如抱树干,后肢一足在地,一足抬起;第二个则后肢作弓箭步,前肢一伸向前,掌心向外,掌尖向上,一在身后,曲肘向上,这与今日各种武术的一个常见动作十分相似,而汉代各种文物中也常见熊的这一类似形象,如西汉朱绘漆盘中之能(图四)、洛阳西汉空心砖墓彩绘门上部之熊(图五)、东汉图四西汉朱绘漆盘(摹本)    
    错银车轴中之熊(图六)等;第三个则后肢交错而立,前肢一在身后,一曲在身前;第四个图五西汉洛阳空心砖墓彩绘门上的熊经图案(摹本)    
    图六东汉错银车轴上的“熊经”图案(摹本)    
    则作跨步,后肢一曲一直,分在两侧,前肢左曲右直,左肢曲肘向下,右肢直而向侧上,西汉青铜酒樽(图七),洛阳空心砖墓彩绘(图八)中所见之熊亦有相似姿式;第五个则后肢一足在地,一足抬起,前肢右曲左直,若右肢图七西汉青铜酒樽上的图案(摹本)    
    图八西汉洛阳空心砖墓彩绘(摹本)    
    图九山西右玉西汉墓出土之青铜酒樽腰部所见二熊(原为浮雕)    
    抬起,左肢向下后方摆动,整个身体亦随之旋转;第六个则较复杂,后肢右肢向一侧蹬出,左肢则外撇曲膝,前肢右曲肘翻掌,左曲肘掌心向后,山西西汉墓出土青铜酒尊腰部所见两个熊像与此也相仿(图九)。    
    图十四熊均取自武氏祠石刻黄帝伐蚩部分(摹本)    
    汉代文物中所见“熊经”图象远不止此,零星的尚有许多,但成套的当以此为首。另武氏祠石刻黄帝伐蚩尤图中另有四熊(图十),其姿式亦可能是“熊经”中的,可惜残破且过于简略,仅存轮廓,只好一并附于此供参考。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首先,自战国人已有“熊经”方法以来,汉代一直延绵不衰;其次,“能经”在汉代已远不止“攀树而引气”一种姿式,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包括各种姿式在内的套路;再次,华佗创“五禽戏”,其中“熊”一部分,当是吸收了汉代“熊经”术的成果而光大之的,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突然发现。东汉末崔实《政论》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汉书·王吉传》更引王吉说:“俯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可见西汉、东汉人并没有把“熊经”等方法遗忘,反而记得很牢,而且分析得也很清醒。    
    可是,汉魏之后,“导引”便被纳入道教系统,《道藏》“尽”字号有《彭祖导引图》,“临”字号又有托名彭祖的《摄生养性论》,显然均为伪托。《道藏》里还有许多讲“导引之术”的著作也都附会了很多神秘怪异的迷信思想。不过,也有不少古代“导引”的方法被完好地保存在这些杂芜的书中,象陶弘景《登真隐诀》卷中便辑有不少健身的方法,《云笈七签》卷三十二《杂修摄》引《导引经》也记有各种引挽之术,这些也许与“熊经鸟伸”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只是越到后来,它们的本来面目便越含混,以致人们渐渐忘记了它们的起源不过是人类对于动物的“摹仿”。


第二部分 文物识小录第17节 谈瓷器艺术

    近十年以来每一次出国陶瓷工艺品预展,我都有机会参观,真是幸运,深深感到万千老师傅和工人同志共同努力下,景德镇瓷业,正若驾着千里马,以极大速度向前行进,成绩一年比一年好。看过这次在故宫展出的新产品,才知道陶瓷工艺又得到更大的丰收。特别显著如失传二百年的有色釉胭脂水,继孔雀绿、祭红、娇黄、冬青等得到成功。这些新品种都釉色明莹匀称,达到了康雍时的最高水平,今后发展还无可限量。最新生产粉彩和釉下彩茶具,折枝花处理和清秀造型结合,作到既美观,又符合实用,发展方向可说完全正确,必然会在国际上得到极高评价。这种成功实值得全国陶瓷业生产取法,搪瓷生产花纹设计也值得向此学习。此外还有许多大小瓶子,也造型健康秀拔、稳定大方,装饰图案又能结合要求,艺术效果极高。总的看来,可以说这个展出给我印象是各极其妙,美不胜收。    
    惟个人认为景德镇瓷还不宜以这些成就自限。整个中国各部门生产既然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的需要将日益增多,瓷的应用范围也必然日益扩大。即以北京首都一地而言,千百种有纪念性新建筑,如博物馆、大戏院、大礼堂、地下铁道等等,都需要新的艺术装饰。景德镇瓷质料既好,又易清洁,也不怕阳光雨露,一个艺术家如善于结合需要,作出新的陶瓷设计,必可进一步发挥瓷的特长到新兴万千种事物上去,得到非凡成功。如作中型个别劳动人物雕塑,或纪念碑群像设计,用牙白瓷或加有色釉。如作大面积屏、壁、照墙、廊道装饰,用各种釉色华美彩瓷镶嵌。如烧浅色瓷砖,作门梁或室内装饰,代替彩画。此外则面对生活日益提高的人民日常生活要求,即有五十个景德镇生产日用瓷,也怕还是供不应求,必需在各省市有条件地区发展现代烧瓷业。不过景德镇生产如能注意到将来这个现实问题,即早投入部分人力,试在一部分生产中,领头当先,把当前得到普遍成功的高级绘画瓷,转用吹花贴花法代替,节省加工劳力,成为比较多数人可购买的廉价日用品,也应当看成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新方向。而且这种成功,才可说是新的国家瓷业真正的成功。人民生活在不断提高,也有理由要求在不久将来即可看到这种新产品上市!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么作并不会妨碍高级瓷的生产。如长此疏忽,任日用瓷保留到现在情况下,倒是不大合理的。    
    就目下展品而言,有些小弱点也可提提。如有些瓶子胎料(特别是口沿部分)似乎略厚一些,比例不大合适,不免影响美观。造型有部分破格,看来别扭,且和装饰花纹不能很好结合,似乎值得从“古为今用”目的出发,多参考些传统优秀成品,能有所折中即可改善。造型还受拘束,有保守处,或者更广泛一些从商周铜和唐陶、宋瓷,及康雍以来得到最高成就的彩瓷、单色釉瓷,全面加以注意,即可取得更多有益的启发。又青花料目前色度尚不够稳定,有的烧出效果好,有的却发呆,有的又变成如洋蓝,不甚美观,值得作更深研究,或和科学院化学研究部门合作,取得有用成果。或从青料以外再作些试验,如发现其他鲜明釉下颜色。釉里红特别是青花加紫,和釉下素三彩也待作新的努力,目下成就还不甚好。    
    这些问题固然靠生产经验来修正,更重要还是得进一步和化学物理研究部门结合,如同烧祭红方式,能得科学研究部门合作,解决即容易得多。至于新产品中彩墨山水人物绘画装饰,在展出品中成就不见特别出色,原因大致是由于画稿画法比较保守,并不是由于技术限制。因为一般画师多习惯从清代中叶绘画取法,布色构图多比较细碎烦琐,不免精致有余,气魄不大,且乏韵味。和明代青花瓷中的简笔山水花鸟,及康雍青花山水人物花鸟比较,即可见出目下生产加工费力虽加倍,效果却不能如预期。山水画用墨彩较多,见油光,在瓷上使用凝固不灵活。为补救这一薄弱环节,私意值得从资料储备工作入手。多为老师傅准备些好画稿供观摩,从个人经验以外更充实些养料。如能博采兼收,必可得到更新的成功。个人意见不妨参用唐宋元明诸名家画稿笔法设意构图,作些插屏挂屏试验。例如花鸟用崔白、王渊、吕纪、林良、边景昭、徐青藤、陈道复、恽南田,山水参董源、夏圭、王诜、马远、赵干、松雪、云林、曹知白、盛懋、张灵、沈周、石涛、八大,人物参张萱、周文矩、李公麟、唐寅……以至参用近人齐白石花鸟、李可染山水画法,必然会有更大发展。因为老师傅能精细却不大习惯简易,一习惯,情况即大不相同。这问题和湖南湘绣、北京雕漆有相似情形。要丰富多彩,得花样百出,扩大题材,改进技法。此外甚至还可用彩漆、描金漆、罗甸、刻丝、刺绣千百种不同装饰法,结合瓷绘特性,利用素三彩、硬五彩及斗彩等不同加工方法,反映到新的日用瓷或美术瓷上,达到不同效果。总之,得不为目下成功所限制,来取精用宏,作新的突破努力,才可充分发挥潜力,利用遗产,别创新作,收百花齐放效果。保守下去即近于凝固,不能和社会发展要求相合。    
    至于立体塑像,如何从赏玩性主题,提高到有意识表现现实生活,特别是作三五尺面积的塑像群,也是值得加强注意处。因为这类作品实不宜仅仅停滞到泥人张面人郎成就上,还有更大前途。但是却唯有和社会现实结合,新的塑像瓷才会有更广大的前途。这工作广东阳江窑艺人和浙江木雕艺人,已先走了一步,作了不少有意义尝试,值得急起直追。    
    此外如雕塑人物灯座,目前取法受十九世纪国外烧瓷法影响,不大符合现代要求。浙江青田石灯走了弯路,多作细花薄叶,使用户时时提心吊胆,景德瓷更不宜学步。因为在实用品作许多精雕细琢,或者转不适宜于实用,反不如用象牙色瓷特制一种棒槌瓶或双陆樽式,或素瓷加翠绿或胭脂红剔刻暗花作灯座,给人安定愉快感,为有前途而足称真正新品种也。灯座为实用物,现代日用品不论用塑料、玻璃、合金、木材等作成,必然发展趋势是简洁、单纯、干净、利落,这也正是瓷器极容易作到的。作新的灯座创造,宜以移动便利,不怕绊倒不易碰损为方向,过度装饰不合要求。    
    至于装饰加工部分,剔花堆花法,目下产品如几件天蓝挂粉盘子,是用现代西洋雕塑法,虽得到一定成功,但是还值得作更多方面试验。可供景德镇老师傅和青年艺人参考的,或者还是宋耀窑,当阳峪、磁州、定州诸窑各种不同加工雕花作法,以及明代永乐时雕漆法、嘉定刻竹法,和雍正、乾隆浆胎瓷绣雕法、浮雕法,以及康熙素三彩部分浅刻堆釉法,还有百十种不同处理,都值得保存下来,充分加以利用,不利用未免可惜。新产品中对于图案串枝、锦地开光,这次展出新花样不算多,也少新发展。这个优秀传统,也有不少值得继承下来的东西值得参考。例如近年出现极多的锦绣花纹、古代漆器、近代少数民族染织花纹,如能部分转用到新电光瓷花纹上,用作带式装饰,都必然会收到好效果。    
    本于一切研究学习,都重在有助于新的生产的提高的想法,外行一得之见,或有不少错误处,写出来作为一点建议,供专家参考。并盼另日还有机会当面向各老师傅商讨请教。    
    1959年10月写    
    (原载《光明日报》,1959年11月8日)


第二部分 文物识小录第18节 古代镜子的艺术(1)

    中国金工用青铜铸造镜子,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镜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装饰图案,从造型特征和艺术表现看,可以分成两类,代表两种不同风格:一种镜身比较厚实,边沿平齐,用蟠虺纹作图案主题,用浅浮雕、高浮雕和透空雕等技法处理的,图案花纹和河南新郑、辉县、山西李峪村及最近安徽寿县各地出土青铜器部分装饰花纹相近。有一种透空虺纹镜子,数量虽然不多,作法自成一个系统,产生时代可能早一些。另一种镜身材料极薄,边缘上卷,图案花纹分两层处理,一般是在精细地纹上再加各种主题浅浮雕,地纹或作涡漩云纹、几何纹及丝绸中的罗锦纹。主题装饰有代表性的,计有山字形矩纹、连续矩纹、菱形纹、连续菱纹、方胜格子嵌水仙花纹,黼绣云藻龙凤纹、长尾兽(#)纹,及反映当时细金工佩饰物各式花纹。这部分图案比前一部分有个基本不同处,是它和古代纺织物丝绸锦绣花纹发生密切联系,制作精美也达到了当时金铜工艺高峰,产生时代可能稍晚一些,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称“淮式镜”。建国后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叫它作“楚式镜”比较正确。从现有材料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和改进图案艺术的丰富多样化,无疑有过极大贡献。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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