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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耗费年轻的激进分子的精力，使他们不至于造成太多的破坏。他在参加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诞辰１００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大胆的讲话，他痛斥上海的红卫兵闯进孙中山的遗孀的住宅。他说：“一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像话。”
但是，他不得不再次被迫让步。不久，林彪宣布红卫兵可以像他们批评党那样来批评政府。这就抽去了由８月份妥协而产生的“十六条”的最后一根支柱。周恩来在会上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脸气得通红。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或是选择当一个殉道者，或是做一个跟不上步伐的合作者。类似的情况以后又屡次出现。很明显，这个运动已越过了此前毛泽东与其他人共同商定的界限，正是这个界限才使得这场运动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在周恩来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立的。它只会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而在中国人及外国人的眼里，社会主义理想是他毕生为之而奋斗的东西。毛泽东圈子里的那些狂热分子，他们的思想深受过去中国封建时代的影响。当他们现在手中握有大权时，便任意痛斥无辜的男男女女，殴打、关押、折磨、杀害他们所讨厌的人。他们进行这些反公民的活动时毫不考虑法律程序，有时甚至把道德准则也抛在一边。
周恩来有两种选择，不过他的两种选择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他既缺少一群有组织的追随者，又未控制军队。他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要求毛泽东放弃这场运动或是使红卫兵就范，但这将使周恩来变得对毛泽东毫无用处，而且使他毫无疑义地被划到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阵营里。毛泽东的追随者里已经有人把周恩来划入反对派阵营，周恩来这么干的话将会被从他有影响的位置上赶下去，失去对政府的控制，很可能还会被红卫兵关押起来，送进监狱，受到虐待，甚至死亡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周恩来在西方人中享有更高的声望，他将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而结束他的一生。然而，这种不昧良心的戏剧性行为不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中国人比起欧洲人来更为现实，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以周恩来那样的身份做出那样的姿态，这在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的人民看来只能是无能为力或哗众取宠。
另一种可能是继续假装支持这场运动，同时努力控制它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恩来选择的道路。
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官员，他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满意地看到事实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们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周恩来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为此，一些西方人从未原谅他。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牢记孔夫子的一句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大家都极其欣赏由于周恩来的老练，说到底也由于其责任在肩和更为险峻的处境所产生的结果。
因为周恩来原来曾支持社教运动，因此激进派把他看作一个不可信任的机会主义者。在文革问题上，当形势变得严峻而关键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文革的背叛者。相形之下，开明派把他尊为这个政权所信奉的哲学中一切好的、具有建设性的东西的救星，而芸芸众生则会对他摇摆不定感到迷惑不解。
周恩来利用林彪的一次错误在毛泽东的头脑里播下了毛对林不信任的种子。
要想在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则要困难得多。江青越来越公开坚持她在激进事业中的权威，使周恩来不可避免地要与她发生冲突。例如，在１２月的某一天，一些江青的追随者要去逮捕彭真市长，对此周恩来宣称：“谁也不能开这样一个任意抓人的先例！”他把彭真秘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做这类事情能否成功要取决于左派分子抓人的决心的大小。他也曾不得不违心地同意红卫兵讯问和折磨他的５个同僚，这５个人都是他领导下的高效率政府机构的中坚。周恩来曾坦率地对来访的日本人承认，在那种时候，个人将不得不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进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一直没有遭到什么毁灭性的麻烦，因为毛泽东和江青都需要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默默羞辱他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利用他那别人无法比拟的才能。但周恩来没能在最高层次为他的副总理、部长和副部长们寻得同样的庇护。这些人现在都忙于应付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压力。其中一些人，比如说农业部长谭震林，不善于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外交部长陈毅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言行上极不慎重，极易被红卫兵抓住把柄。尽管他在工作上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周恩来竭尽全力去保护他，最终却无济于事。
这样，便开始了一个痛苦的过程。１２月份的时候，他不得不让步，同意组织一个集会批判廖承志——旧学校出来的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并组织一次示威来反对他的另一个在体委工作的被保护人。那时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某一天周恩来告诉工厂继续生产，并要求红卫兵不要干扰工厂的生产，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发现《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写着：要像在城市所进行的事业一样，农村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工厂也要进行。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7章 文化大革命（3）
１９６７年，“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达到了高潮。１月６日，一个１５米长的大横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打倒周恩来，他的支持者们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周恩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张题目为《谁反对周恩来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可能是对周恩来的公开攻击引起了毛主义者领导人的担心，毛主义者的一个领导人开始出面干预此事。
但周恩来仍然被迫在这些年轻人面前为自己进行委婉的辩护：“我为党工作多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犯了不少错误。我在晚年要努力保持我对党的一片忠心。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由于红卫兵要求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周恩来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了。有一次，他不顾这些要求，并坚持说：“你们可以批判刘、邓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你们不应该要求把他们本人交给你们控制”。这时，台下响起一片诘难声。他的回答是：“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讲话，这些叫声吵得我无法讲下去。”他后来又接着说，陈毅和其他副总理一度偏离了毛主席的路线，但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并在“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指导下进行工作，应该给他们一段时间来证明他们自己已经改正了错误。
然而，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情则要困难得多，但他还是继续替他们讲话。当他把斗争目标限定为“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台下的一些红卫兵叫道：“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周恩来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听众。当口号变为“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才转回身来面对听众。
他说，“你们刚才喊的口号是有区别的，我们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而，另一个口号是有问题的……他们两个仍然是中央常委……你们当着我的面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很不好办。”
至于他自己的支持者的命运，周恩来也是心中有数的。周恩来设法把对农业部长谭震林的全面批判推迟到６月份，然而这个不幸的人不久之后还是从公众场合消失了。周恩来还用搪塞与拖延的手段，挽救了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石油部长余秋里。这两个人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政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毅的情况。为了保护他，周恩来先是拖时间，然后又暂时同意让陈毅接受批判，但最后又向上面求情以挽救他。他曾主持一个批判陈毅的群众大会，后来他还同意再开几个批判会，但必须由他来主持，必须事先提出具体而详细的批判内容，并且规定３个月以内只开这一个批判会。
他还指责红卫兵劫持他的铁道部长。他说：“我费尽办法来找他的下落，结果却找不到。你们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１月１２日，周恩来发出有关“恢复名誉”的指示，为那些被非法审讯或是被错误批判的领导人重新上台铺平道路。这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早些时候中央委员会作出的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全面展开的决定所带来的全面冲击。周恩来手下的政府官员现在要应付从工厂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而不是从学校里冲出来的红卫兵。这场革命的新的参加者有着与红卫兵完全不同的目标。例如，周恩来不得不花时间去起草和解释“关于工资问题的紧急指示”。他希望以此来满足造反派关于以计件工资制代替合同工资制和学徒制。实际上，他不得不暂时回避这个问题而仅仅作些装门面的改动。幸运的是，这些新造反派都是工人，他们在工厂的有组织和艰苦工作的压力下已经学会了如何遵守纪律，因此很容易通过现存的组织渠道与他们打交道。周恩来针对他们提出了一条极其恰当的几乎可以说是巧妙的口号，“夺权应该自下而上的进行，但是必须自上而下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仅使周恩来心烦意乱，同样也使得毛泽东感到心烦意乱。毛发现无政府状态似乎已渗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有着顽固的地方主义思想的激进分子试图在上海创立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政权，而别的城市更乱得一塌糊涂。为此，他决定停止所谓的“夺权”，这回自然又是军队应召而来去使所有这一切越轨行动停下来。
由于１月中旬发生了一起幸运的事件，使周恩来得以深入到新局势下的第一线。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对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主管政治工作的将军进行了批评，起因似乎是这位将军借口为了“某些安排”去见周总理而没有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会议。事情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第二天凌晨召开了一个有９００多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现在还不清楚他开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澄清关于该事件的报告的错误还是为了替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的不慎重的言行作辩解。但毫无疑问他是在毛主义者和军方之间进行协调的关键人物，而且他也无可怀疑地借重了他的黄埔老关系，他过去的学生现在很多是遍及中国各省的军队指挥官，这种关系为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条件。
这是军队公开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信号。１月底，周恩来高兴地带着毛泽东的新指示出席了一个军队的会议，他在作简短的讲话时，意味着他有新的权力（尽管他还不是特别满意）。他说，党的老干部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并且应该允许革命群众“先夺权”，然后再向国务院报告。（这是对周恩来的权力监督的老公式的一个颠倒。）周恩来在解释政策时比过去走得更远，但他却很清楚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使他更容易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把握事物的细节以及对政策进行具体落实。不久他就开始行使他新获得的权力，给介入文革的部队下命令。例如，命令部队的指挥官把部队带回军营。
林彪现在已经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革命派及大小官员的野心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现在难以把他们有条不紊地压下去。周恩来不得不同意一个政治新方案，要求革命造反派、军队、政府机构组成三方联合来掌权。这样就把军队干预这枚苦果巧妙地包上了一层年轻的革命派所设想的与当权者平起平坐的糖衣。
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法克尔在《新政治家》杂志中，对周恩来进行了一番描述，他写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另一个英国记者，《泰晤士报》的理查德·哈里斯，把周总理比为“一个裁判员，他吹着哨子到处平息事端。在中国各地的激进派与稳健派发生冲突时，他站出来制止冲突，以免耗费比赛时间。”
由于处于一种新的地位，周恩来显然变得活跃起来。在与毛泽东进行的一次关于夺权问题的谈话里（该谈话后来被红卫兵发表），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对党的官员应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主张，赢得了毛泽东的赞同。
毛认为，夺权后应采用不同的方法与当权派打交道，比如说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仍然让他们在监督下工作，也可以撤他们的职，但仍然让他们工作。
“这是一个好主意”。周恩来接着说：“撤他们的职，但仍然让他们继续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这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革命造反派承担的工作量太大的话，他们将会变得被动，成为工作的奴隶。因此让一些当权派继续工作，但在工作的同时接受批判，这样更好些。”
“我们必须对这场革命的目标、它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制定出具体的政策。现在虽然夺了权。但在一些单位内这场竞争可能会很激烈。
周恩来最后又温和地补充了一句他真正感兴趣的话：“此外，我们必须注意抓革命、促生产。”
到２月份，周恩来再次抱怨政府工作无法进行，因为如此众多的官员成了文革的牺牲品，以至于不得不让低级职员来干行政领导工作。他的睡眠时间进一步压缩，他经常连续工作３０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经常错过吃饭的时间，或者只吃一小碗粥和一些剁碎的蔬菜，这样他可以边吃饭边工作。他明显地消瘦下来。后来医生发现他患有心脏病，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工作，甚至邓颖超的亲自请求也不行。
因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２月３０日开始对他进行“造反”，他们在他的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地请求你接受我们的恳求。
当周恩来的夫人看了大字报后，她在“改变”两字下面划了一道红杠杠。两天后，经过与邓颖超商量，他的工作人员又写了一张“补充建议”，把它贴在门上的大字报旁边。他们在“补充建议”里要求他减少夜间工作，在做完一项工作以后，“不要接连工作”，对每日的工作安排，“应该留点余地，以便处理临时急事”；避免出席会议之后立即会见客人，以便能够“喘息”一下；缩短会见时间，以使人们在会见时说话简短一些。
第二天，为了表示对工作人员意见的重视，周恩来在大字报下面，工整地写上“诚恳接受，要看实践”８个字。他其实根本没打算去履行。
３个月以后，他的侄子和侄女来看他，责备他说：“你的行动达不到同志们的要求。”“你应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否则你就不是‘造反派’的真正支持者。”但周恩来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此外，他还试图尽可能地减少红卫兵引起的混乱对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在就健康问题与他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的那几天里，他去外面出席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抗议苏联干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红卫兵把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包围了两个多星期，以报复苏联的行为。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的破裂迫在眉睫。周恩来主张节制，他表示不应有过火行动。当红卫兵不顾禁令，试图冲击苏联大使馆的院子时，他马上赶去用喇叭劝说他们不要这么干。两天以后，红卫兵解除了包围，一场严重的外交冲突才得以避免。几天后，周恩来在同造反派们谈到国防工业时说，“财政、外交、国防工业等部门的行政机关属于中央领导，不许在这些部门夺权”。
２月中旬，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革命和生产问题，谭震林当时已经差不多忍无可忍了。他在会上谈到自己如何为在文革中碰到的事而伤心痛哭。他终于忍不住而大发脾气，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连参加革命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