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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注意到周恩来经常吃一些白色的小药丸，他们猜想那是治高血压的药——尽管他对尼克松说，那是治支气管炎的。有一次，周恩来表示希望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能留任，以使这些谈判的果实完全得到收获。但他又补充说：“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如果我突然死于心脏病，你们将不得不跟一个不同的对手打交道。”
周恩来的健康状况确实不妙。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几天之后，周恩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得了不治之症——癌。人人都注意到总理的变化。他的一个西方问题助手在一次晚餐时说：“周恩来的皮肤变得几乎有些透明，他工作太辛苦了。我们怎么能阻止他工作呢？”周恩来对一个来访者承认，他的医生已禁止他坐飞机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安东尼·劳伦斯注意到，周恩来那曾经极其生动的眼睛——“它们活泼得像是会说话一样，现在已经变得呆滞、疲倦了。”
但周恩来仍没有放弃他的嗜好，他继续以身作则地向别人推荐茅台酒。他在７月份对美国客人说：“你们都怕癌症，因此你们美国人不吸烟。你们的香烟盒上还印上一个警告，但没有迹象显示吸烟缩短了你们的寿命。”在同一个月，他对北京大学的领导说要增加一个理论科学系，几周后他又写信要求科学院立即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
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周恩来对一些小事也非常重视，８月３日晚上，周恩来的汽车与一位骑自行车的姑娘相撞，他把她送到医院进行透视检查，后来又焦虑地打电话询问结果，还命令警察不要找那个姑娘的麻烦，姑娘擦破的衣服也得到了赔偿。第二天，周恩来又派了手下３个助手去探望那个姑娘。
就在这同一个月，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年轻而又对中国充满热情的”罗克珊·威特克来中国，打算采访中国妇女，并且几次见到了江青。这个第一号妇女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曾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周恩来把一首诗读给一些美国客人听。这首诗是另一个著名的中国宰相在公元３世纪写的：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独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①
在他的暮年，如果他在长期的关键性日程安排表上做到重点突出的话，那么在中国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尼克松随行人员在年轻方面表现出的美国标准问题上，周就能变得更现实一些。有一次，他对一个美国朋友说：“中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要想接近美国的物质标准，我们却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一代人肯定看不到这一天了。甚至有可能要几个世纪才能看到。”
１９７３年，周恩来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地位。在会上，一些年轻的文革暴发户在争夺政治上的肥缺时与他发生了冲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他说：“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尤其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总是想复活儒家思想，以阻止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确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在当时的象征手法当中，孔子代表周恩来，而在报纸上刊登批孔文章又很容易。）但周恩来则借题发挥。在针对林彪的最后一个案件中，周恩来宣称：林彪不仅投降苏修，还以一个极左派的面目来掩饰自己的右派面目。周恩来轻而易举地瓦解了“四人帮”的攻势。
在这次大会的照片上，毛泽东身边分别坐着周恩来（他坐在原先由林彪占据的椅子上）和王洪文。王洪文来自上海，是“四人帮”中最年轻的一个。毛泽东这样对待周恩来好像是在显示他同意由周恩来接班。但这位老主席直到临死前也不让任何潜在的继承者享有十分的把握，他继续对江青和她的“四人帮”在一些问题上给予心照不宣的支持，而在另一些问题上他对周恩来的做法也表示同意。在周恩来把果断行事的邓小平重新安排进政治局时，毛泽东未出席大会的讨论。仅仅在几年前还被骂作是走资派刘少奇可憎的副手的邓小平，现在以救世主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很欣赏他的能力，对他崇尚实用的观点也可以接受。此外，邓小平在军队里深得人心。
周恩来机敏地在大会上说，所有的政策讨论都已有定论。他解释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这样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也没有人能指责他背离了毛主席的路线。但他下面的推论显示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失败了：“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事实上，周恩来正回到他那出色的而在５０年代却被极大忽略了的政策上去，他认为必须“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再次平静地恢复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然而，周恩来在个人讲话中，仍不忘恭维他一番。
人们只能在周恩来报告中关于国际局势的部分听到防御性的调子。这说明他与尼克松的调情仍不受党内一些人的欢迎。“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用这句诗来说明当时世界正处在“天下大乱”之中，中国对此应该表示欢迎，因为它使得敌人乱成一团。天下大乱使得第三世界组成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一事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周恩来晚年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中国接近美国只不过是这个长期战略中的一个战术：“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周恩来举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在１９１８年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作为中国与美国的有益的妥协的先例。他还觉得有必要指出，在和约问题上，列宁曾经在人民委员会中居少数。是不是周恩来在与尼克松搞缓和这个问题上得到的多数太微弱？他给他的中国听众们留下了一个他们所欣赏的比喻：“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
同样在１９７３年，周恩来正式与数量惊人的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专家重修旧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帮助外文出版部门编辑和翻译宣传材料为职业。他们中有一些人变得比毛主义者还毛主义，并且还不明智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另一些人要显得更谨慎一些，但他们在红卫兵的仇外沙文主义狂潮中深受其害。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周恩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承认在不久前，有人做了一些有损外国专家的坏事，他代表政府对他们表示歉意，并答应要纠正错误。他边说边穿行于各桌之间，走遍了６０张桌子，向每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朋友祝酒、问候，并与这些外国朋友握手拥抱。他以他的一贯作风要求他们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一次磨炼，认为他们是创造新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周恩来承认，中国在对待外国人问题上存在着沙文主义和激进主义。他问道：“一个中国人与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阻止这种事将不利于中国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但人人都知道，绝大多数负责日常事务的党政官员可不这么想。
出于设计一个遏制超级大国尤其是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考虑，周恩来这时变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欧洲联合的拥护者。他对荷兰来访者说：“美国和俄国都不可信，欧洲必须集结起它自己的力量。”他邀请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和数以十计的欧洲著名人士访问中国，希望能说服他们停止彼此之间的争吵，加强他们对苏联的防备。
对周恩来来说倒霉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使得他在这个美国总统身上花的功夫几乎白费了（因为中国人非常看重与外国首脑的私人关系）。他在１０月份直率地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水门事件将不会影响中美关系，它是美国的内部事务，它在中国甚至不为人知，因为中国的新闻界对此不加报道。他认为最好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希望尼克松能够度过难关。
当基辛格在这年秋天再次访问北京时，他发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似乎不太妙。“他过去具有洞察力的思想火花正在消失。”但基辛格自己也有些失常，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他显然对周恩来正在政治上深受其害的“反孔运动”作了错误的估计，他把毛泽东的中国仍看作是一个十足的儒家社会。这样的哲学妙语在一两年前可能会让周恩来高兴，但现在则有些过分。那可怜的翻译甚至还没来得及译完基辛格的评论，周恩来就回以一通激烈的驳斥，这是他第一次在基辛格面前失态。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8章 握手言和（4）
在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上，这是一个最奇怪的时期。看起来很像是毛泽东一方面支持周恩来的务实政策，另一方面又不愿给他过分的信任。主席的头脑似乎异常，其中一半带有激进思想，而他对这种思想的实施者——他的妻子江青的感情似乎也令人难以捉摸。
１９７３年秋天的某个时候，毛泽东得知江青与罗克珊·威特克的谈话一事，这似乎是她突出自己政治形象的一种露骨手法，就像毛自己在３０年代通过埃德加·斯诺那支热情的笔所做的那样。毛泽东显然决定要与江青离婚，但周恩来认识到这样做将引发中国激进派的全面骚乱而难以收拾。因此，他强烈反对这种公开展示党内分裂并可能刺激江青走极端的做法。几周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封尖刻的绝交信给他的妻子，据说其中有这么一句伤心话：“我倒是很羡慕周恩来的婚姻。”
周恩来不但婚姻美满，他在阻止他的亲戚做任何有可能被解释为利用了他的特权的事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经过了５年的农村下放生活之后，他的侄子写信给他，希望能像文革前那样回到城里生活。周恩来因为不愿意被人看到他对自己的亲戚有特殊照顾，于是就拒绝了侄子的要求。①
１９７４年初，江青手下的左派分子加速了他们倒周的步伐。对他们来说，周恩来只不过是一个呆在总理办公室代表着过去的老人。在清除儒家思想影响的幌子掩护下，“四人帮”越来越放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欣赏他生病又工作繁忙的痛苦。
有一次，周恩来正在与一个外国客人谈话，江青在一旁挑衅说：“我从未读过《四书》《五经》（在周恩来所受的教育中，自然包括这两部经典），可能总理是我们当中惟一读过这两部书的人。”
周恩来避开这个圈套，转而问“四人帮”中最有学问的张春桥是否读过这两部经典，张春桥撒谎说：“没有，我没读过，但现在我必须研究它们，以便摧毁它们。”
但“这个否定文革的最大的儒家”（这个称呼是指周恩来）略施小计，终于扭转了“四人帮”造成的不利局面。他接手这场反对身为儒家的他的运动，并把这场运动定义为反对林彪思想的运动。周恩来在这么做时是如此的积极，以至于毛主义者的航行方向也被他所掌握。这样，他就在每个人的头脑里留下了一个疑问：究竟他是不是这场声讨运动的真正目标？
但是，这场运动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些损失。周恩来所鼓励的与西方国家进行的一些文化接触遭到破坏。在周恩来支持下被邀请来中国拍片的意大利电影工作者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和其他几个艺术家都倒了霉，而贝多芬与舒伯特也都成为这次攻击的受害者。甚至周恩来进口成套设备来发展新兴工业的政策也被低毁为“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典型。
“四人帮“还给周恩来制造种种困难，不让他那么容易地与毛泽东进行日常谈话，而这种谈话在政治上对周恩来来说又极其必要。这样，他们就成功地剥夺了周恩来的一部分胜利果实。然而，尽管如此，“四人帮”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１９７４年春，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６月和７月，他的癌症加剧，但他仍在病床上坚持工作，并继续会见外国显要，尽管他这时已不再能像过去喜欢的那样一谈就是三、五个小时。
７月底，他还以他特有的作风，顽强地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在招待会上，他步履艰难、劳累过度，会后他仍旧回到病床上去。几天以后，他在医院对美国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永远也不应再关上了。”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某些事本可以完成却没有完成。
４天以后，尼日利亚的戈翁将军被告知，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手术，现在正在恢复之中。外国新闻界声称周恩来患了胃癌，但中国外交部否认了这种说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周恩来正在接受钴辐射治疗。
当布托总统和其他外国领导人在毛泽东的书房拜访毛泽东时，邓小平极力试图去填补周恩来留下的空白。周恩来的敌人也满怀希望地集结起来。“四人帮”授意他们的追随者写文章反对“当代大儒”。有一份省报也不失时机地斥责“一个地主分子，他经常装出十分老实和诚恳的样子，……但却在暗中用他的假仁假义来蛊惑年轻人。”据说有一部电影，描写一个轻信的农民老党员（代表毛泽东）被一个狡猾的叛徒引入歧途，而这个叛徒又是从国外回来的（这暗示周恩来在法国的留学生涯）。
“四人帮”中最年轻的王洪文则赶往毛泽东在长沙附近的隐居地去报告一个新的“阴谋”。他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他仍然‘忙’着找人谈话。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这些都是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现在都由周恩来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毛泽东对这次告状没有做出使王满意的反应。
邓小平在１２月份告诉一个来访的日本人说，周恩来已经住院６个月了，现在只通知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周恩来决定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再作最后一次拼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旬开幕，这是周恩来为排除“四人帮”急不可待而又带有破坏性的干扰，进一步把中国引向下一发展阶段的新的政府机器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周恩来不得不挣扎着进行他最后一次飞行，前往长沙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个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显得十分消瘦，头发已经花白，步履也变得艰难，双手微微发颤，在登机时他得要人扶着。”当有人问到他的病情时，他回答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长期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他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使他几乎不能剥开女服务员递给他的糖。但到了１２月２６日，他终于使得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他的宪法草案及一些新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发布理论方面的“重要指示”的渠道，以保证激进思想不受国家事务的干扰而生存下去。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他把文革称为一场反资运动，他没有把经济提到政治之上，因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仍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就是以后中国一直牵肠挂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新的宪法则保证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公社将可以对更小的次级单位（生产队）实行最大限度的物质刺激，并保证自留地和副业生产的安全。这就保证了在中国的发展中采取一种混合经济的形式。
这是１０年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引用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的讲话来证明７０年代的新政策的合理性。这样，他使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周恩来的胜利意味着大部分军队指挥员已经集合在他的政府机构的后面，来支持一个关于中国未来的、要求达到稳定和明显进步的蓝图，而不愿光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热烈的景象。邓小平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成为周恩来有力的副手，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毛泽东仍呆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许他不愿意出席这次大会来使这些事情合法化，尽管他在大会进行期间身体很好，并接见了西德的一位政治领袖。
这可能是周恩来最大的遗憾，因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