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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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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章 南朝诗文与民歌

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后不久,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跋焘实现了统一。经过一段双方均无所获的战争,南北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在南方,频繁的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权更替,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在社会大崩溃的情况下完成,其破坏性相对要小得多,所以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
我们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的价值和特性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对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也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南朝几代皇帝中,不乏有成就的创作家和批评家,许多宗室也以爱好文学、喜招纳文士著称,这种来自最高阶层的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
南朝文学的风气,尤以追求新变为突出。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在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种文学批评著作中,“新变”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作家也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如梁、陈两代的著名诗人徐陵,《陈书》本传概括其文章特点,是“颇变旧体,多有新意”,而在他写给族人徐长孺的信中,却还是惭愧自己缺乏新变。这在总体说来比较守旧崇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但是,南朝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偏狭性。
在这个时代,上层权力之争异常激烈,篡乱相寻,而士族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依赖于一姓一室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此,士族对于所谓君臣之义并不看得很重。正如《南齐书·诸渊传论》所说:“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这是一种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的态度。另一方面,士族又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因此,他们的文学也就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形。
南朝的帝王和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在政治上缺乏雄心与自信,人生态度也缺乏强烈的冲动,因此,他们的文学自然也就难以形成雄壮有力的美学风格。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风骨”即文学的生气与力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价值标准,正是在南朝建立起来的。很多诗人也曾企图通过边塞题材来提高作品内在的激情与感染力。但是,虽然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发,然而由于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实际生活的结晶,而只是出于虚拟、想象,成功率并不高。
上述因素,造成了南朝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情趣、周围环境,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人生的普遍现象。在这些范围内,题材是充分开展的。一切符合于当代审美观念的对象,都被搜索来写入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关山水自然、有关女性以及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得到集中的表现。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于艺术形式的强烈追求。在诗歌领域,出现了四声的运用,产生了诗的格律,诗型也多样化了;在文的方面,魏晋以来骈偶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文章变得更加工整,并在后期逐渐形成所谓“四六文”的体制。诗文的辞采,也更加讲究,越来越精丽工巧。

第一节 刘宋诗文

刘宋诗文的作者,主要是谢家子弟加上颜延之、鲍照等。当代文学的突出现象,从题材来说,是继承东晋后期文学的趋势,从玄言诗风的笼罩下摆脱出来,掀起山水文学的新潮,代表人物是谢灵运;从语言、修辞来说,是继承从曹植到陆机、张协的传统,追求文辞的典雅华美,和状物的工巧刻炼,并多用对偶,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和颜延之。鲍照既有接近谢灵运的一面,也有新的创造。这主要是他的乐府体汲取民歌的特点,造成华艳、浅俗、雄放的风格,对齐梁文学造成很大影响。总之,东晋时期玄学侵入文学,使文学呈现枯寂的现象,在这时得到彻底的扭转。《文心雕龙·明诗》对刘宋初诗歌的演革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
尽管“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说得过于简单,但这一节概括还是得其要领的。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世族家庭,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入宋后依例降爵为侯),故世称谢康乐。有《谢康乐集》。谢灵运门第既高,天资过人,所以为人性格十分高傲,政治上的企望也很大。然而,他却缺乏政治家的素质,处处流露出诗人式的敏感、显露、急躁,所以注定要遭到失败。少帝时,他因卷入最上层的权力之争,又时常诋毁执政大臣徐羡之等,被遣出为永嘉太守。不久称疾隐居。文帝即位后,谢灵运再度入朝,但只被视为文学之臣,遂意怀不平。他平时行为不检,高傲横恣,使朝廷为之不安。诸臣迎合上意,屡次上表奏劾,使他一再受到打击。最后在任临川内史时,又遭纠劾而将被收捕,谢灵运无法忍受耻辱,谋图举兵反抗,终于被杀。
谢氏家产丰厚,因此,谢灵运在任职永嘉、临川及隐居家乡始宁时,经常带领僮仆、门生四出探奇寻胜。《宋书》本传说他:“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游历的经过,便用诗来纪述。“每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同上)谢灵运和陶渊明差不多同时。但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并无影响,谢灵运则凭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出众的才华,以迎合贵族趣味的语言风格、新颖的内容,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
在这些山水诗中,表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之美的高度敏感和刻画、再造而使之成为精美的诗歌意象的能力。《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好处就在于能够抓住初春时节景物中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不过,这种平易的句子在谢诗中为数不多,更多的是那些以刻炼见长的描绘。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日末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登上戍石鼓山》)等等,都是非常精致的。《诗品》说谢诗“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确实不错。但谢诗的状物巧似,比前人更为逼真,富有特征。
正如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蕴含着陶渊明的人格精神一样,谢灵运笔下的山水也是人格化的。先以他用得颇为别致的“媚”字为例,“绿筱媚清涟”(《过始宁野》)、“孤屿媚中川”(《登江中孤屿》),都有拟人的意味,“媚”字在这里表现了一种超拔俗流、孤芳自赏的情怀。再推广而言之,谢诗的意境,大抵具有幽深、明丽、孤峭的特征;尤其是他笔下的山势,极少呈现平远悠渺之状,而多是峥嵘层迭、线条锐利、很有力量的状态。这和他的个性及写作时的心境有关。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全都是在他政治上失意的时候写作的。他企图通过对山水的欣赏来忘却现实的压迫,但出于高傲和褊躁的个性,一种贤者不能为世所用的孤独和苦闷,总是顽强地冲破超然物外的要求,在诗歌中呈现出来。所以,他的山水诗,常常是外在的平静和内在的不平静的结合。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
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然苦奔峭。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七里濑》)
以上二篇是谢诗中的名作,大致可以看出他的一般特点。《南史·颜延之传》载鲍照语,说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此所谓“自然”,当是指其描摹山水,能得真实之貌。谢诗的语言实际雕琢很深。他所要表现的是充满新鲜感的、幽深明丽、色彩丰富的自然景观,以及诗人在这山水面前油然而生的新奇、惊讶、倾慕之感,如果不是惨淡经营、钩深索隐,就难以达到充分的效果。这也是当时人所理解的一种“自然”,他们并不认为只有陶渊明那样的平易浅近的语言才是“自然”。
至于谢诗在语言方面的疵病,一是有时铺排过甚,如《诗品》所言,“颇以繁富为累”;二是有些对句显得板滞无精神;三是多使用典故和深奥的书面语,读来拗口而且费解。谢诗还有一个明显的毛病,即大多是前半部分写游览经历和山水风光,结尾来一段老庄(有时是佛学)哲理,这几乎成了一套固定程式,明显带有玄言诗的痕迹。他既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将哲理融化在形象中,而且,他所表述的那些鄙视世俗荣名、以超脱为高尚的道理,跟他的性格以及诗歌中的内在情绪也不合,总不免显得勉强、累赘。
谢灵运的山水诗比起陶渊明的田园诗来,显然更富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其人生精神也较为强烈。此外,谢灵运在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由他开创的山水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所以,尽管一般认为他的诗在艺术境界上没有达到陶渊明的高度,但是,要论对南北朝到唐代诗歌的实际影响,却明显超过陶渊明。这一点在了解中国诗史时绝不可忽视。
谢灵运除山水诗以外的作品,主要是拟古的乐府诗,成就不高。倒是模仿南方民歌风格的二首《东阳溪中赠答》比较值得注意。
可怜谁家妇,缘溪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
这是第一首,语言浅切委婉,后二句的比喻非常漂亮。从东晋孙绰、王献之等人开始,文人模仿南方民歌的现象就零零星星地出现,经过鲍照到齐梁,成为一时之盛。
谢氏宗族中有文名的很多,除谢灵运外,谢惠连、谢庄,均是当日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他们也有诗名,而以二篇工于写景状物的小赋最负盛誉——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雪赋》假托司马相如与梁孝王的对话,描摹雪景。“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写得很细致,“联翩”、“徘徊”、“便娟”、“萦盈”这些摹态词,都选得比较精当,能够表现飞雪的状态,并且有声音之美。《月赋》也是假托王粲与曹植的对话,以描摹月景。
比较前者,语言更为工丽,并且把朦胧悠渺的月色与惆怅的情绪相互渗透,达到了较好的抒情效果。像“白露暧空,素月流天”,这样的句子可谓极锤炼之工。又如下一节: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祇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
写月中世界,如此晶莹剔透、空明澄虚,真可令人消释烦虑,心志清宁。总之,从这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南朝文学对美的追求,以及语言表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
先仕于晋,入宋后官至光禄大夫,故又称颜光禄。他为人好酒疏诞,不肯曲阿权要。儿子颜竣做了大官,他也很讨厌。颜诗现存的大多数是应酬唱和之作及拟古乐府,这一类诗习惯上是显示学问才华的,颜延之似乎更突出。语言艰深,喜铺陈,重藻饰,且好用典故和对仗句式,因此形成繁密深重、华美典雅的风格,鲍照讥之为“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宋书》本传)。这是自陆机、潘岳以来诗歌修辞化倾向的极端发展。其中时或有些较美的景句,如“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赠王太常》),颇有油画般色彩凝厚的特点。但在感情比较强烈的场合,他的诗歌的面貌会有所不同。
东晋末,颜延之奉使去北方,往返途中作有《北使洛》和《还至梁城作》二诗,虽说也是用辞深雅,但并无堆垛之病,描绘北方的残破景象,抒发心中悲怆之情,真挚感人。“阴风振凉野,飞云瞀穷天”,“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情景都很深沉,不多让人。《五君咏》尤为变调。诗咏“竹林七贤”中除山涛、王戎外的五人(因二人依附晋室而得富贵),实以自抒胸怀,文辞质朴简练,风调激切刚劲。如《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忤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诗写出嵇康的人格,也写出自己的志趣。结末振响,意气慷慨。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祖籍上党,后迁于东海(今江苏涟水附近)。他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但生平遭遇及文学创作与二人有很大不同。鲍照出身寒微,自称“家世贫贱”,是“负锸下农”(《谢秣陵令表》)。二十多岁时,他在临川王刘义庆门下,因献诗被赏识,擢为王国侍郎。以后担任过太学博士及县令等低级官职。最后任临海王刘子顼参军,在刘子顼举兵叛乱失败时,死于乱军中。世人因此称他为鲍参军。有《鲍参军集》。尽管鲍照“才秀人微,取湮当代”(《诗品》语),但他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却越来越受后人重视,以至被推举为刘宋时代成就最高的作者。
鲍照的人生道路,是向着士族门阀制度抗争的,同时又是郁郁不得志和悲剧性的。以前左思也曾用诗歌抒写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但他终于“高步追许由”,走向了归隐。鲍照却不然。他是一个性格和人生欲望都非常强烈的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贵荣华、及时享乐、建功立业等种种目标的追求,并且认为以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这一切。在他向刘义庆献诗时,有人因他身份低卑而加劝阻,他勃然道:“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无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南史》本传)在《飞蛾赋》里,他又写道:“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云藏!”老庄哲学中一切消极遁世,委顺求全的东西,都与他的思想格格不入。他只是不顾一切地要以自己的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当他的努力受到社会现实的压制、世俗偏见的阻碍时,心灵中就激起冲腾不息的波澜,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这是窥见鲍照的作品何以形成其独特风格的门径。
鲍照的诗歌明显分成五言古体和乐府体二大类。五言古体大抵是纪述行旅及赠答酬唱之作,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历。乐府体的情况与此不同。有些是按乐府题意写作,有些是生活经历中的感触,无论哪一种,都牵涉到有关人生和社会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鲍照诗歌的特出成就在乐府体,这些诗用辞警醒,色泽浓郁,节奏奔放,显示出感情的冲动、激荡与紧张,极少有松弛平缓之笔,造成前所未有的、富于刺激性的总观。梁代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当代文体,分为三种,其中之一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这主要指鲍照的乐府诗而言,尽管语带贬意,概括还是较为准确。
在鲍照的乐府诗中,可以看到对享乐生活毫无掩饰的歌唱,如《代堂上歌行》写道:
四坐且莫喧,听我堂上歌。昔仕京洛时,高门临长河。
出入重宫里,结友曹与何。车马相驰逐,宾朋好容华。
阳春孟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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