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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第四节 辛弃疾周围的词人
当时与辛弃疾词风相近的词人有陈亮、刘过、韩元吉、杨炎正等，其中陈亮与刘过不仅都是辛弃疾的朋友，也都有较好的创作。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有《龙川词》。他是南宋中期著名的政论家和北伐中原的热情鼓吹者。和辛弃疾一样，他也给朝廷写过《中兴论》、《上孝宗皇帝书》等义正辞严、激昂亢奋的建议，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念在他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因此也渗透到他的词中。据叶适《书龙川集后》记载，他对自己的词曾自叹“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也就是说，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在词中都写出来了。确实在他的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如在他与辛弃疾的唱和词中，就有“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贺新郎》）等。
这种强烈的政治理想，使他的有些词和辛弃疾一样具有强烈的感情力度，如他的名作《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词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自信的豪情，结构上也说得上章法井然，开合自如。
陈亮的词不仅题材、感情基调和大体的风格与辛弃疾相似，写作技法也很相似。他也喜欢以经史诸子、典故传说及俗语俚语入词，如《水调歌头·和赵周锡》中“安识鲲鹏变化，九万里风在下，如许上南溟！斥员咝Γ雍阂煌非恪保怯谩蹲印ゅ幸Ｓ巍分械脑⒀怨适拢浞ㄔ蛞黄樱�
《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中“许大乾坤这回大。向上头些子，是雕鹗抟空，篱底下，只有黄花几朵”，用了口头语的语气。
但陈亮词所达到的艺术成就远不能与辛弃疾相比。他的词中，住往正面议论嫌多，而层次变化嫌少，不像辛弃疾那样挥洒自如，流转多变；他的语言技巧也远不如辛弃疾那样老练，可以在随意中写得妙趣横生，所以总体上给人以粗糙的感觉。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是个一生没有当过官的游士。有《龙洲词》。他的年岁比陆游、辛弃疾小了许多，但和他们以及陈亮都有很深的友谊，这是由于志向投合的缘故。刘过有一首《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是悼念岳飞的，其中写道：“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对屈死的英雄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对陷害岳飞致死的权奸表示了极大愤慨。所以他的好友陈亮赞许他“才如万乘器”，并勉励他“会须斫取契丹首，金印牙旗归故乡”（《赠刘改之》），甚至陆游也对这位比自己小近三十岁的后辈颇加垂青：“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赠刘改之秀才》）。又据岳珂《桯史》等记载，辛弃疾曾招他入幕，而且非常喜爱他的词。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刘过并不像陆游、辛弃疾、陈亮那样爱写报国雪耻的悲愤之情。这大约同他的社会地位低有关系，再则他生活的年代，离所谓“靖康耻”毕竟远了许多。只是刘过一部分词的艺术风格非常接近辛弃疾，在这一点上比陈亮更明显。嘉泰年间，辛弃疾派人招他，他有事不能成行，就效辛弃疾词风写了一首《沁园春》：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放“天竺飞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全用三个古人的诗句拆开组合成对话，嵌镶在词律之中。这种散文化、引用故事、诙谐风趣的风格确实很像辛弃疾。据说辛弃疾非常高兴，“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桯史》）。这种形式活泼，挥洒自如、幽默爽利的作品在刘过词中还有一些。
但是，刘过的词风并不统一。他的大多数词还是沿袭旧题材的，写闺情、艳事、献寿、宴饮，甚至写美人指甲、美人足，语言风格也常常沿袭旧习惯，委婉缠绵，细腻密丽，与另一部分词判若两人。
第五节 朱熹的文论
北宋时期，就已存在古文家和理学家在文学观点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一般说来，古文家虽然也讲宗道征圣，但他们有时会对“道”作出较为宽泛的理解，同时他们对于文艺都有自己的爱好。至于像唐代韩愈的喜好张扬、宋代苏轼的出入佛老，其为人个性都有明显不符合正统儒家修养的地方。而理学家则是把内向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论点（见《二程遗书》）。
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更需要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作为哲学家、伦理学家的朱熹，其思想具有复杂的内容，包括朱熹学说的核心命题“存天理而灭人欲”，其原有内涵也并非后世帝王所企望的存自家“天理”、灭他人“人欲”。但朱熹的思想也确实存在被后世帝王改造为统治思想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他把封建伦常、忠孝仁义抽象为先天的至高的“天理”，要求人们屏除私欲、屏除物质世界的一切诱惑，通过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使人性纯化而归复“天理”。这也是他的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
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一人。《朱子语类》中论及前代诗人每有独到之见。如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又论白居易云：
“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眼光很是老辣。其诗亦有可观者，如人们熟悉的《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理学家喜欢从寻常自然景象中感悟哲理，诗中每每有理趣。杨万里的诗，就和理学家所推崇的“活法”有关，朱熹本人也写有不少这一类型的诗篇。
但这种文学修养并不妨碍朱熹站在道学原则立场上看待文学。首先，他根本上视文学为可有可无之物，曾言：“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今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甚么用？莫道更不好。”（《朱子语类》）他又反对文学中的个人才性之表现，如北宋中期诸名家中，本以曾巩最缺乏文学气质而以苏轼最富才华，朱熹的评论却是：“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同上）
在《读唐志》一文中，朱熹对自古及今的文人作了一个概要的评价。先谓“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实际是拿儒家经说对后世之士作了总体的否定。继而列举包括庄子、屈原、司马迁在内的战国至西汉许多重要的学术家和文学家，称他们虽然“先有实而后托之于言”，但“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至于宋玉、司马相如等，“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再论东汉至唐，则称：“东京以降，迄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竟似不值一谈。
说到韩愈以道统自任，则讥其“敝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而且“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至于欧阳修，“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于是最终发为浩叹：“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习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照他这样说来，只是“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后来的人都是道德不纯正，文章都很少有价值。
这种千古文章一笔抹杀的议论，真是有它可怕的地方。
自二程至朱熹的文论，其最有针对性、影响最大的是对唐宋古文家的抨击。唐宋古文的创作各有特色和成就是无须说的，但就文学观念来说，韩柳较南朝为退步，欧苏较韩柳为拘谨，这对文学本来可以取得的进展绝不是没有妨害。而理学家意犹未足，更对韩柳、欧苏施以打击。尤其朱熹眼光尖锐而议论苛严，对古文家之“道”的不纯正提出了严厉的指责。除上述已引文字，另如《朱子语类》中有一节，举欧阳修《六一居士传》和苏轼《昌化峻灵王庙碑》为例，指斥他们的文人习气，责问道：“其他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你平日自视为如何？说尽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怪否？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门者难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们这般文字不入。”大有逐出二人于孔圣之门的激情。而朱熹一生讲学不辍，影响极为广泛，对文学的阻遏实不为小，故宋元之际戴表元有“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之论（见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至少从散文来看，南宋较于北宋的衰落是很明显的。
自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详见后有关部分）。所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第六章 南宋后期文学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控制朝政大权的韩侂胄发动北伐战争，不久便在四川、襄阳等地相继失利。在女真大军的外部压迫和朝中妥协派的内部破坏下，韩侂胄被杀。妥协派头目史弥远重开对金和议，以献出韩的首级和增加岁币贡物为条件，使战争又一次平息。韩侂胄因他的鲁莽而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南宋王朝则以它的耻辱而获得苟安。这对整个南部中国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但朝廷不敢提恢复中原的口号，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报国雪耻的梦也在黯淡下去。这是南宋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开禧北伐的失败对于南宋文学史而言也是一个转折点。
在此前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中，范成大、尤袤、陈亮、杨万里、辛弃疾、陆游等一批南宋中期最重要的作家都相继去世，大概，在陆游唱出悲愤的《示儿》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像他那样连做梦都盼着北伐中原了。当然，民族的耻辱和潜在的危难也是人们感受得到的，但这引起的不再是以往那种悲愤激昂，而是意气消沉的伤感。同时，相对安定给南宋经济尤其城市经济带来发展机会，造成了甚至超过北宋全盛时代的繁荣，社会中享乐风气又开始流行。而一些中下层文人或辗转下僚或往来子官宦之家，这种身份地位加上整个社会的风气使他们对以文学干涉政治、教化不感兴趣。他们的创作一般格局不大，题材以吟咏日常生活的情怀、流连自然风光为多，情调转向带有伤感的恬淡。但他们也因此使文学开始摆脱教化观念的束缚，对抒情艺术给予更多的重视，对以往宋诗重理智而轻感情的批评也因之出现。
在这个时期内，文坛又出现了一个虽不引人注目却有着重大意义的现象，即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商人与文学开始联姻。南宋后期最大的诗人群体——“江湖诗人”的最重要的组织者与联系枢纽竟是一个叫阵起的出版商，他出版了这批诗人的诗集，实际上推动了这批诗人所代表的诗歌风格成为一代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它说明了一个即将出现的趋向，即市民阶层对文学包括向来被认为士大夫传统文学样式的诗歌产生全面影响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
蒙古大军的南侵结束了南宋的历史。面对又一次天崩地坼般的巨变，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一批诗人再次写出激昂悲愤、表现出凛然气节的作品，以此结束了宋代文学的历程。
第一节 南宋后期词人
南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过辛弃疾、陆游、陈亮那样热情如火的词人。从年代较早、跨南宋中后期的姜夔开始，一大批词人的创作，又回到文人落拓情怀、男女恋情、离愁别苦、自然山水之类传统题材，和清丽委婉、细腻精巧的艺术风格。
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归复。词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许多词人在众多方向上的探索，并吸收诗歌乃至散文的表现手段，这时又面临着一次总结的时机。才大气豪的词人往往纵横挥洒，突破陈规，自由创造，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个性，但对表现形式的精致毕竟不够注意；而才气不足的词人为他们的魅力所动，追随他们的风格，更容易把词写得粗糙。这时总会有些词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性，扭转过分率意乃至粗糙的偏向。南宋后期的词人便在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