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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天寒风急，我心头感慨颇多。一句话：有点儿心酸！”
采访陷入暂时的沉默。
沈壮很快恢复情绪，继续说道：“事先有人告诉我们说李某的尸体装在8号大铁柜内。但扛到外面的小屋后，我们发现这具尸体上没有标死者的身份，任何标志也没有。刀大夫说，这不符合解剖尸体的基本要求，不能做。我赶紧找医院的人来认，看太平间的一个老头，远远地站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嚎着嗓门说，没错，就是他！刀大夫阴着脸看着我，说你决定吧。我想了想，还是觉得死者没有身体标志不能解剖，心想如果搞错了，采集的标本也失去意义，而且还可能是一种危害。鉴于上述情况考虑，我决定停止解剖。重新把尸体放入太平间8号铁柜。”
沈壮对没能将李某的尸体进行医学解剖十分遗憾。“因为李某基本上是个大家通常说的毒王，对其尸体进行病理解剖，采集其标本是非常有价值的，可惜……”
“你们后来对李某进行没进行流行病调查？”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当然做的。”沈壮介绍说，后来他们对李某乘坐的那趟CA112航班进行了“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了解到以下情况：——与李某同坐CA112航班上有个香港旅行团，其中8人传染上非典或成为疑似病人；有4名台湾客人在这架航班上传染；——航班上有两名空中小姐被传染，她们是内蒙古民航工作人员，因此她们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SARS传染源之一；——该航班上另有3名普通客人被传染，其中一名是中央某部委的副司长。此人又于3月17日到泰国出差，23日回到北京。在从曼谷回北京途中，此人已经严重发烧咳嗽，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外国人，正是后来死在北京地坛医院的SARS患者、国际劳工组织的派克？阿罗先生。那位副司长坐在B号座位，阿罗坐在A号座位，成为真正的“亲密接触者”（很奇怪，这架飞机上的另外290多名乘客都没有患上SARS）。沈壮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副司长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得了“广东非典”，所以他一上飞机就比较注意用手和纸挡着咳嗽与透气，但派克？阿罗先生和他太“亲密接触”，则是显然的。阿罗先生是外国人，他从泰国回来就医自然要到平时专为外国人就诊的地坛医院。据了解，北京市最初没有将地坛医院列为非典指定医院，由于阿罗的出现和抢救阿罗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医务人员的传染，地坛医院也被列入后来的“非典指定医院”，并成为在收治众多SARS患者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场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阿罗从泰国回北京的时候，他乘坐过一辆出租车。而后面要叙述的那位经常到机场接客的出租车司机王某在几天后出现高烧，又成了一位奇异的“毒王”！
“但李某传染给最多的人群还是东直门医院的医务人员。”沈壮说到这里，这位刚强的汉子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们医院从接收李某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出现一批批的医生倒下。有一天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我一听是东直门医院的急诊室主任刘清泉的声音。清泉与我年龄相仿，我们在抢救李某的日子里成了朋友。‘你怎么啦？’我听到对方的声音是颤抖的，而且伴着轻轻的哭泣，便心头一下紧了起来。‘沈壮，我们是不是朋友？’刘清泉说。‘还用问？快说，到底什么事？’我急着问他。‘我妻子已经确诊非典了……’刘清泉说到这儿便哽咽得说不上话。我一听眼泪也跟着出来了，我知道清泉在医院和他同事面前绝对不会掉眼泪的，也绝对不会用这种乞求的口吻跟人说话的。作为朋友，作为共同奋战SARS的战友，我当时忍不住责问他说：‘你怎么能回家呢？’我想说的是，你刘清泉是知道SARS厉害的呀！清泉在电话里诉说道，其实他没有回家，而且那几天根本回不了家的，抢救李某的战斗还在进行，而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倒下时他怎么可能回家嘛！在一个个同事发烧确诊为非典时，清泉他也感到了体温在升高。可他看到医院当时的情况，他没有向别人说，他硬顶着。他凭自己所有的医学知识和在抢救李某过程中所了解的一些SARS情况，他判断自己可能是太累了才发烧的（后来证明他就是这种情况，可他忽视了另一个情况——他在SARS一线，接触的毒素太多，他的身体里也确实存有病毒）。清泉在自己不适的那两天，感到嘴干舌燥，于是给妻子说他想吃点稀粥。动完乳腺癌手术不久的妻子就煮好粥，送到医院。见丈夫有气无力的样子，就喂他吃粥。‘你救救她吧，帮帮忙把她送到佑安医院好吗？’清泉再一次哭泣着乞求我。当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对他说，你放心这事我来办。于是我迅速与佑安医院联系，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将清泉的妻子转到目的地。那些日子里，清泉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妻子，是自己害了爱人。正好这时的佑安医院由于接收大批患者，一线医务人员不够，清泉说让我去吧，我有些经验。清泉后来真去了，他两头跑，一边是自己东直门医院处在大面积交叉感染的危急之中，一边是妻子在内的大批确诊病人在佑安医院处在生死线上。可是苍天无眼，清泉的妻子最后还是走了，30多岁，身边留下一个8岁的男孩……”
沈壮说到这儿，几度语顿。
我们一起默默静坐，以男人独有的方式，一支一支地接上烟头，猛烈地抽吸着。而此刻我们的内心像海天巨浪般的激荡……
“东直门医院的失守还在继续之时，我们CDC人员和北京市卫生系统的人都没有想到一个更可怕的袭击又在迅速形成。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司机王某的出现。”沈壮把手中刚点燃的大半截烟掐在了杯子里，说。
3月25日，一个更大的传染源
王某出现的日子是3月25日。
当日晚上，王某觉得自己不舒服，便开车到三里屯的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就诊。童医生给王某就诊后，留下王某在单间病房观察。3月26日，王某的肺部阴影开始大面积扩大。当时武警总队医院就怀疑王某可能是非典，但大家都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它的传染性，故建议王某到治疗呼吸道感染技术比较好的朝阳医院诊治。
3月27日，王某从武警总队医院出来，到了朝阳医院就诊。“根据前面几个医院特别是东直门医院的SARS传染情况，北京市卫生系统已经重新布置了另一批医院开起发烧门诊，朝阳医院在王某去就诊时的前一天就也有了专门就诊发烧的门诊。所以王某去后，朝阳医院经过诊断，就很快确诊此人是可疑的非典患者。医院一方面留下他在隔离室观察，一方面跟我们CDC联系送他到佑安医院。第二天我们把王某转送到了佑安医院。”但还是同样的原因，武警总队医院和朝阳医院由于都对防备SARS缺乏认识和了解，像朝阳医院虽然有了发烧门诊，可医务人员仍然没有足够的防护意识和防护条件，因此他们在收治王某之后所付出的代价比东直门医院更为惨烈。
惨烈这个词我是慎用的，但在此也只有这样的词能够可以形容这两个医院遇袭击之严重程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像北大所属的人民医院及几个校园出现的SARS传染与隔离，其主要传染链正是从这两个医院出去的。
王某送进佑安医院后，经过一段时间抢救，没能活下来。但因为年轻和身体素质好，延续生命的时间也相当长，到5月初才死亡。许多被他传染的医务人员却死于他之前。像北京“抗击SARS战役”中第一名被追认为烈士的李晓红，是4月16日牺牲的，年仅28岁。王某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严重传染，其父母、丈母娘和姐姐都死在医院。全家共有8人得了SARS，至今还有他的亲属住在医院。
王某进入朝阳医院就诊后，由于当时需要对他进行观察，所以他在发热门诊室呆的时间比较长，这就给当时那些不了解SARS到底有多大传染力的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危害。在王某上朝阳医院就诊第四天的3月31日，毕维杰、张锦等5名医务人员就患上SARS而倒下，他们中为四女一男，都是在收治王某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如23岁的女护士张锦，她是给王某扎过针、采过血和打过点滴而传染上的。第一批倒下的医务人员尚在紧急抢救之中，仅隔一两天时间内，又有刘菲菲等8名医务人员倒下，这回是七女一男。人们赞颂医务工作者为“白衣天使”，我想就是因为在一座座医院和一张张病榻前，出现最多的总是那些如花似月的女人。
在王某就诊的第五天，李晓红医生就倒下了。这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武警总队医院又有十几名医生相继倒下。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疫情，使得当时的武警总队医院陷入困境。医院所在的三里屯是外国驻华使馆的聚集地，一旦危及各使馆，就不是简单的疫病问题了。在4月初隔离后，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中又不断出现一批批的SARS感染者。情况可谓万分火急，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军事化方式，将70多名患者转移至北京市郊的大兴武警某基地，以便获得完备的救治。撤离本身并没有错。撤离的目的就是想更快控制疫情，更好救治患者。
沈壮的CDC人员很快得知这一情况，他们和卫生局的干部火速赶往大兴。经过协商，作出如下决定：凡武警患者由武警部队自己转运到如302等部队医院救治，凡地方SARS患者转运到北京胸科医院等指定非典医院救治。
武警总队医院在4月初对该院的患者进行大转移时，还有一些前期到过该院就医的散落于市民中的患者则流离在控制之中。4月7日到人民医院就诊并后来造成整个人民医院更大面积传染的秦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的母亲早先住在武警总队医院，是糖尿病，后感染上SARS，死在了武警总队医院。秦某没等处理完母亲的丧事，自己便出现了发烧症状。于是急着走进了同样没有设防的北京市著名的一所综合大医院，这便是每日门诊量在千人左右的人民医院。
一场更为惨烈的SARS袭击，正等待着北京市民。
呵，那真是山摇地动！那真是鬼哭狼嚎。
……
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一种危及人民生命的疫情出现时，人民需要最及时最准确的知情权，这是基本的道理和社会准则。只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这个政府才是人民信赖的政府，才是有作为的政府。
看看胡锦涛总书记领导下的党中央“抗非”决策、看看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指挥下的全国“抗非”斗争，看看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后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与做法，看看北京市后来为什么能迅速扼制了疫情的蔓延，在短短时间内取得与SARS战斗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受到市民们的广泛赞誉和信赖，这就是党和政府采取了坦诚、透明、坚决、果断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的结果！
人民因此无限信赖和热爱他们。
北京保卫战
三、
“妈妈，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4月初的一个早上，当秦女士接到武警总队医院通知她的母亲患SARS已死亡时，当场哭昏在地。她怎么想得到患糖尿病的母亲会在转眼间变成了SARS患者并死得这么快！
那时SARS患者的家属还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亲人为啥突然死亡，而且死得那么快。因此，秦某的心境非常不好，加上前期在医院陪床，已经被拖得很累。母亲没了，秦某的心空荡荡的，也吃不下饭。到第三天，又是咳嗽又是发烧，当时她还以为自己是累的，想吃点药可能就过去了。哪知4月5日到人民医院门诊就医，医院觉得她有点像非典症状——“当时虽然听说东直门医院等已经有非典病人了，可到底非典是什么样，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收治。所以秦某上医院门诊后，我们就把她放在观察室留观。而那时医院的观察室没有什么特别的隔离措施，这让我们人民医院埋下了恶性传染SARS的祸根。”该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事后这么说。
那是真正的恶性！
人民医院是北京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拥有85年历史，每年到此就医和住院的患者高达百万人次！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到此方便就医，医院在设计时以尽量节省空间和方便快捷为原则，所有化验、门诊和收费窗口都尽可能地在一起。SARS就像一个杀手端着冲锋枪走进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秦某在留观期间，旁边是十几个其他病患者，他们后来大多没有脱离SARS的传染，其中有一位心肌梗塞患者转到心脏内科，一人传染了11名内科医生。那些内科医生哪知这位患者与SARS重症者秦某有过“亲密接触”，完全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又不断传染给其他的同事和家人……4月17日，在向外转出29名患者后，人民医院于当晚关闭了急诊大厅间的天井，意为安排成批的留观患者所用。哪知原本就通风不良的急诊环境更加恶劣，致使急诊药房、急诊检验、急诊收费和近邻的其他几个科室均处在由于空气不畅而形成了SARS强大的交叉感染区。
人民医院终于哭泣了，哭得那么悲恸。人们目睹着一个又一个的倒下，一批又一批的倒下，却无能为力……于是，医院上下，医院内外，一片恐慌。那些来看病和正住在医院的患者听说SARS蔓延后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也纷纷想法远离医院。原先在医院干得好好的清洁工和护工扔下一个月几百元的“瓷饭碗”，不辞而去，SARS病房内的清洁工作和后勤工作不得不由医生护士来完成，这使得又有一批批医生护士感染上SARS而再度倒下……
人民医院再也无法承受这打击，于4月19日、20日、21日，连续三次向上面打紧急报告，请求停止急诊和门诊。中国CDC派出首席专家曾光前去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建议立即关闭所有门诊急诊。”曾光的结论，给灾难深重的人民医院带来转机。
4月24日，整个医院被市政府宣布隔离。5月初，人民医院向市、区两级CDC报告的非典患者高达200余人，其中本院的医务人员89人，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63岁，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医院的骨干和专家。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从人民医院那儿传染上的SARS患者仍然在北京其他医院不停地就诊看病，先是中央财经大学出现SARS爆发，继而是北方交通大学又爆发疫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医三院……等地方的疫情也频频而起。
北京城彻底恐慌了——
学生开始成群结队地离校；民工开始成批地乘火车汽车逃跑；有钱人驾着车、搭上飞机匆匆离开北京；
普通百姓扑向商场食品店卷起米面油盐醋往家奔跑……
一个个机关大门开始关闭；一座座小区实行封锁；一条条街巷没了行人和车子；市民们躲在居室不敢出门，惊恐地睁着双眼看着外面那个黑云压阵的慌乱世界……
一天，一辆公交车上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咳了几声，全车人吆喝司机赶快停车，随即争先恐后跳下车，路近的人干脆步行，路远的纷纷招手“打的”。
“的哥”问：那公共汽车上出什么事了？乘客说，上面有人咳嗽咳得厉害，可能是非典。“的哥”一听，脸色煞白，忙推说“车子没油了，我要去加油。”说着，“哧溜”走了。
“喂喂，我又不是非典！停车停车！”乘客一边喊着，一边追赶。
“的哥”早已溜回自家的巷口，想把车开进大院。
“不能进！你们出租车整天在外面拉人，谁知道有多少非典患者上了你的车。为了你的家人和全院人的安全，我们不能让你进去。”几位老太太严防死守着铁门，任凭“的哥”怎么说，就是不让进人进车。
“的哥”直蹬脚，“我、我……这到底是怎么啦？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呀！要是我家有人得了非典谁救他们呀？”
“啊？你家有非典病人哪？”老太太们一听，吓得四处逃避，一溜烟人走巷空。
“的哥”抹干泪，走进自己家的楼门，敲了几下，没见动静。又敲：“我回来啦，怎么不开门呀？”
“知道你回来了！可你不能回家，孩子要被你传染了怎么办？”里面的女人说话。
“的哥”一愣，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传染非典？”
里面毫不留情地：“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传染嘛？你整天在外面拉人……”
“的哥”有口难辩，只好问：“我总不能睡在门外面吧？”
这时门突然开出一条缝，缝里甩出一条被子，门又猛地关上。“你就今晚先在外面睡。不为大人想，也该为孩子想想。”
是啊，孩子比什么都重要。“的哥”想想也是，于是便无奈地卷起被子，萎缩在墙旮旯。真的累了，不管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