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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玫瑰 作者:北岛-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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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瓦戈医生》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把手稿给朋友看,并组织小型朗诵会。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当中,大多数对它不满意,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们说他们对我有过更高的期望,他们认为小说苍白,低于我的能力,当我知道这些反而高兴地笑起来,仿佛这些咒骂与谴责是一种表扬。”
  1952年秋天,他因心肌梗塞住院。在死亡线上挣扎时,他似乎进一步领略了生命的意义。他在病床写给朋友的信说:“我悄声低语: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语言——是恢弘的音乐,感谢你使我成了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一生中你都在为我准备这个夜晚的来临。我感到欢欣鼓舞,幸福使我泪流满面。”
  1955年《日瓦戈医生》接近尾声,鲍里斯写道:“我近些年的生活如此充实、洁净,沉浸在我所热爱的作品中,对我来说,它是灵魂上几乎持续不断的节日。我很满足,我为它而幸福,而小说就是这幸福的发泄与表达。”
  《日瓦戈医生》二十五首诗中的一半,于1954年春在文学刊物《旗》上发表,余下那些与宗教有关的,在他生前未能在苏联问世。然而手稿却广为传抄,被人们牢记在心。
  1956年9月,《新世界》杂志正式拒绝出版《日瓦戈医生》,由主编和其他几个编委签署的退稿信否定其价值。而在此之前,一家意大利出版社驻莫斯科的代理人得到一份手稿,带回意大利。原定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首先在国内出版,却一再拖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在米兰问世,接着又出版俄文版,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短时间内遍及全世界。
  1958年10月,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个电报:“无比感谢,激动,自豪,惊奇,惭愧。”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我无比幸福,但您要知道,从此我就会变成孤家寡人,这是一个新的角色——孤独者的角色,我好像生来就该如此。”
  他立即遭到官方发动的围攻。报刊上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为此专门开会。鲍里斯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去参加,写了个发言提纲。他说,他不指望得到公平对待,但请大家记住,将来迟早还得为他平反。在结尾处他写道:“我事先就原谅了你们。”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官方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到他的别墅去示威游行,但遭到大部分学生的抵制。他和一个住在附近的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楚瓦士诗人艾基(Gennady Aygi)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鼓励下,艾基开始改用俄文写作。由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艾基被踢出高尔基文学院。
  更进一步的压力是驱除出境,那等于流亡,鲍里斯不得不放弃诺贝尔奖,写信给赫鲁晓夫,请求不要强迫让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由于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干预才罢休。与此同时,他每天从国外收到大量读者的信件,以及朗诵和演讲的邀请,其中包括加缪、T.S.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等国际知名作家。他们借各种形式表示自己的同情和支持。
  风暴渐渐平息下来,鲍里斯重新回到自己的写作中去。1959年1月,他完成最后一本诗集《天晴时》中的最后一首。他在诗集卷首引用了普鲁斯特的格言:“一本书是个大墓地,其中你不再会读到大多数墓碑上被湮灭的名字。”
  1959年夏天,他开始写剧本《盲美人》。1960年初,他开始感到背痛,后来发现这是肺癌的症状。
  十二
  1960年年初,奥尔嘉最后一次来看望帕斯捷尔纳克,她第二天就要回巴黎了。帕斯捷尔纳克让她早点儿来,在午饭前。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奥尔嘉到的时候,他刚散步回来,带奥尔嘉来到他的书房。从房子深处传来欢快的回声,显然他的家人正聚在一起。书房在二楼,很大,只有一张靠窗的写字台,几把椅子和一个沙发。窗外的雪原在闪耀。浅灰色的木墙上钉着许多明信片,大都来自国外。其中不少带有宗教色彩,显然与《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有关。
  大概由于早晨的散步,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身穿一件海军蓝运动衫,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阳光穿过窗户,好似春天。奥尔嘉隔桌而坐,她希望时间慢下来,但三四个小时一晃而过,午饭的时间到了。当他们下楼来到餐厅,家人已经坐定。“他们像不像一张印象派的画,”帕斯捷尔纳克说,“在背景中的天竺葵和午后的光线中?简直就像一张古劳明(ArmandGuillaumin,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
  帕斯捷尔纳克进入餐厅时,家人都站起来。其中有他的妻子季娜伊达,他们的小儿子、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兰亚,还有他的弟弟弟媳,以及季娜伊达的前夫钢琴家奈高兹。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及肖邦的权威,李赫特是他最有名的学生之一。他蓄着老派的白色唇须,虽说上了岁数,但很迷人。
  奥尔嘉坐在帕斯捷尔纳克右边,他夫人坐在他左边。白色的亚麻桌布上绣着红色十字,花瓶里插着一束含羞草。桌上摆着水果、鱼子酱、腌咸鱼和蔬菜色拉。帕斯捷尔纳克给大家斟上伏特加,还有一种通常在乡下喝的自酿啤酒。季娜伊达说,由于发酵,啤酒塞有时会在夜里进出来,像枪声,把大家吵醒。
  话题的中心先是海明威。他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一本新选集刚在莫斯科出版。
  季娜伊达和弟媳认为海明威很单调——无穷无尽地酗酒,很少有什么事发生在主角身上。帕斯捷尔纳克沉默片刻,开始为海明威辩护:“一个作家的伟大和主题无关,只和主题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作者有关。这种风格浓度的结果,要把这浓度计算在内。而你们感觉海明威的风格是铁的、木头的……”他用手在木头桌面上给他的话加上标点符号,“我钦佩海明威,但我更喜欢我所熟悉的福克纳。《八月之光》是本了不起的书……”
  话题又转向音乐。帕斯捷尔纳克和奈高兹谈起肖邦。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多么热爱肖邦,“我所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肖邦用旧的莫扎特的语言说出全新的东西——形式在其中再生。尽管在西方肖邦恐怕多少有点儿过时……”
  奥尔嘉提到她喜爱的一个肖邦的演奏家,帕斯捷尔纳克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怎么,他转向他正在读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提到他在托尔斯泰死前头一天的演讲,题目是“象征主义与永恒”,讲稿早已丢失。“其中谈到艺术家将死去,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如果抓住既个人化而又有普遍性的形式,就等于能让别人通过他的作品再生。”
  “我总是喜欢法国文学,战后法国的写作获得一种新的音调,少于词令。加缪之死对我们所有的人是巨大的损失。”奥尔嘉—亡午刚到时,告诉他加缪出车祸致死的噩耗。
  最后土:来的是茶和白兰地,,帕斯捷尔纳克突然看起来很疲倦,变得沉默了。奥尔嘉被别人问及西方的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当人家慢悠悠地喝茶时,光线转暗。奥尔嘉看了看表,起身告辞,她要回旅馆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回巴黎。
  帕斯捷尔纳克陪奥尔嘉走到门廊,在蓝色多雪的夜晚告别。他握住奥尔嘉的手,让她尽快回来。他再次让她转告国外的朋友们,他一切都好,尽管没有时间回信,但他想念他们。奥尔嘉走出门廊,踏上黑暗中的小路。帕斯捷尔纳克突然呼唤她。巧合的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红颜知己名字一样。奥尔嘉转过身,最后看了他一眼:他光着头穿着运动衫,站在门口的灯光下。
  “请别在意我说过不回信的那些话。给我写信,用任何你喜欢的语言。我一定回复。”他最后说。
  几个月后,即1960年5月30日晚11时20分,帕斯捷尔纳克与世长辞。官方刻意保持低调,只在几家和文学有关的报刊上发了短讯。6月2日,成千上万的人从莫斯科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世界著名的钢琴家李赫特和尤金娜赶来,为他轮流弹奏乐曲,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四岁时,和托尔斯泰一起听到他母亲弹奏的柴叮夫斯基《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还有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志愿者们轮流抬着那打开的棺材前往墓地。有个小伙子高声背诵帕斯捷尔纳克的《哈姆雷特》的诗句。
  原载(《收获》年2005年第1期)
  特朗斯特罗默: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北岛
  一
  蓝房子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的别墅。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
  今年3月底,我到斯德哥尔摩开会。会开得沉闷无聊,这恐怕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临走前一天,安妮卡(Annika)和我约好去看托马斯。从斯德哥尔摩到托马斯居住的城市维斯特若斯(Vasteras)有两个小时路程,安妮卡开的是瑞典造的红色萨巴(Saab)车。天阴沉沉的,时不时飘下些碎雪。今年春天来得晚,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田野以灰蓝色调为主,光秃秃的,随公路起伏。
  安妮卡当了十几年外交官,一夜之间变成上帝的使者——牧师。这事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不町思议,好像长跑运动员,突然改行跳伞。安妮卡确实像运动员,高个儿,短发,相当矫健。我1981年在北京认识她时,她是瑞典使馆的文化专员。西方,那时还是使馆区戒备森严的铁栏杆后面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我每次和安妮卡见面,先打电话约好,等她开车把我运进去。经过岗楼,我像口袋面粉往下出溜。
  1983年夏末,一天中午,我跟安妮卡去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饭。下车时,她给我一包东西,说是托马斯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包括马悦然(Coran Malmqvist)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悦然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马斯的诗译成中文,这还是我头一回听到托马斯的名字。
  回家查词典译了九首,果然厉害。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相比之下,我们中国诗歌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
  1985年春天,托马斯到北京访问。我到鼓楼后边的竹园宾馆接他。那原是康生的家,大得让人咋舌。坐进出租车,我们都有点儿尴尬。我那时英文拉不开栓,连比划带进单词都没用,索性闭嘴。最初的路线我记得很清楚:穿过鼓楼大街,经北海后门奔平安里,再拐到西四,沿着复外大街向西。。。。。。目的地是哪儿来着?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于是那辆丰田出租车开进虚无中。只记得我紧张地盯着计价表上跳动的数字:兜里钱有限。
  没过两天,我又陪托马斯去长城。那天作家协会出车,同行的还有《人民画报》社瑞典文组的李之义。他把作协的翻译小姐支走,小姐也乐得去买买衣服。李之义是我哥们儿,没的说,除了不得不对司机保持必要的防范。那年头,我们跟托马斯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坐专车赏景,还在长城脚下的外国专家餐厅蹭了顿免费的午餐。
  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地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这张照片后来上了一本书的扉页。那书收入托马斯诗歌的各种译文,包括我译的那几首。
  二
  果戈理
  夹克破旧,像一群饿狼
  脸,像一块大理石片
  坐在信堆里,坐在
  嘲笑和过失喧嚣的林中。
  哦,心脏似一页纸吹过冷漠的过道
  此刻,落日像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
  瞬息点燃荒草
  天空充满了蹄角,天空下
  影子般的马车
  穿过父亲灯火辉煌的庄园
  彼得堡和毁灭位于同一纬度
  (你从斜塔上看见)
  这身穿大衣的可怜虫
  像海蜇在冰冻的街巷漂游
  这里,像往日被笑声的兽群围住
  他陷入饥饿的利爪
  但群兽早巳走出高出树木生长的地带
  人群摇晃的桌子
  看,外面,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
  登上你的火马车吧,离开这国家!
  (李笠译)
  果戈理
  夹克破得像狼群
  脸像大理石板。
  在那轻率而错误地沙沙作响的小树林中
  坐在他的信件的圈里,
  心像一片纸屑穿过充满敌意的通道
  而飘动着。
  日落现在像一只狐狸匍匐爬过这个国度,
  一瞬间点燃草丛,
  空间充满角与蹄,而下面
  双座四轮马车像影子一样在我父亲那亮着灯的
  院落之间悄悄滑动。
  圣彼得堡与湮灭处于同一纬度
  (你看见那斜塔上的美人吗?)
  在冰封的居民区周围,穿斗篷的穷人
  像一朵水母漂浮。
  在这里,笼罩在斋戒中,是那些从前被欢笑的畜群包围的人,
  但这些人很久以前就把自己远远带到树行上的草地。
  人们摇晃的桌子。
  看看外面吧,看见黑暗怎样剧烈地焚烧整整一条灵魂的星系。
  于是乘着你的火焰之车上升吧,离开这个国度!
  (董继平译)
  果戈理
  外套破旧得像狼群。
  面孔像大理石片。
  坐在书信的树林里,那树林
  因轻蔑和错误沙沙响,
  心飘动像一张纸穿过冷漠的
  走廊。
  此刻,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
  转瞬间点燃青草。
  空中充满犄角和蹄子,下面
  那马车像影子滑过我父亲
  亮着灯的院子。
  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
  (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
  在冰封的居民区像海蜇漂浮
  那披斗篷的穷汉。
  这里,那守斋人曾被欢笑的牲口包围,
  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
  人类摇晃的桌子。
  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
  (北岛译)
  李笠和董继平均为托马斯的重要译者,他们分别把托马斯的诗全部翻成中文,结集在国内出版。李笠是从瑞典文译的,董继平是从英译本转译的。
  我一向认为李笠的译文很可靠,本无意挑战他的译本。当我重读弗尔顿(Robin Fulton)的英译本(依我看这是最值得信赖的译本)后,我对李笠的翻译感到不安,于是决定自己动手重译这首诗。除了弗尔顿的英译本外,我还参考了李之义的中译本,为保险起见,我最后请马悦然来把关,他只对一个词提出修改建议。
  在我看来,李笠的译文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力度。托马斯的诗歌风格冷峻节制,与此相对应的是修辞严谨挑剔,不含杂质。而李笠用词过于随便,节奏拖沓,消解了托马斯那纯钢般的力量。例如,哦,心脏似一页纸吹过冷漠的过道,首先在原文中没有感叹词;其次,双音词心脏在这里很不舒服,让人想到医学用词。此刻,落日像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显得有些拖泥带水,而且土地不够准确(我译成此刻,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这身穿大衣的可怜虫/像海蜇在冰冻的街巷漂游,大衣不够确切,应为斗篷,这样才能和海蜇构成联想关系,可怜虫应为穷汉,因为这个词在原作中并无贬意。但群兽早巳走出高出树木生长的地带(我译成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由于树线这个关键词没译出来,致使全句溃散不得要领。
  另外,李笠的翻译中有明显的错误和疏忽,例如,(你从斜塔上看见)应为(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他陷入饥饿的利爪应为守斋,只要知道果戈理因守斋而病死的背景,就不会犯此错误。人群摇晃的桌子应为人类摇晃的桌子,对比之下,人群使这个意象变得混乱浑浊,而人类则使它站立,获得重量。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应为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烙与焊,一字之差,差之千里。
  再就是李笠对标点符号及分行的不在意,也显示了翻译中的轻率。标点符号和分行是一首诗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程度正如榫之于桌子、椽之于屋顶一样。特别是分行,由于中文和西文语法结构的巨大差别,虽然很难一一对应,但要尽量相伴相随,以便让读者体会其结构的妙处。
  尽管如此,和董继平的译本相比,李笠的译本可算得上乘了。只要扫一眼董译本那其长无比的句式就够了。仅举最后一段为例:在这里,笼罩在斋戒中,是那些从前被欢笑的畜群包围的人,/但这些人很久以前就把自己远远带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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