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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是度过完整的一生。人得学会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了解对方的不聿和忧愁，人得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一棵树受难我们也受难。总之，人得过他的生活，并给予他的生活一定的意义。生活决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短促和片面，生活是地久天长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写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种必需。
——摘自艾基的访谈录
九
梦：为煤油排队
而我们加入队列——背靠背
我们推搡前边的人 进入商店：
来自母亲的水与血
在衣服中！——
互相拥抱着
我们跃入黑暗：
仅在某处：
森林：
它似乎准备好
那深度——隆隆响——被点亮：
我被推搡：
“你怎么命名你的灵魂？”
我穿过风叫喊：
“哦也许渴望
也许是唯一的田野？”
我们停住：
回声够到我们：
我们互相把手放在肩上：
因此我们跃入黑暗：
在旋风中
变白
我们敞开自己：
好像我们是个地方为某人
来临：
如同生动的林中空地：
在那儿风
像一种视觉
移动：
从四周蒙住我们：
没有词被听见：
关于一切：
没有思想
（北岛译）
题目“梦：为煤油排队”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暗示，即首先这是梦，为煤油排队则是由于物质匮乏而造成的普遍现象。当我们进入诗中，发现涉及的其实并非物质匮乏，而是精神匮乏。
而我们加入队列——背靠背开篇，就足够奇怪的了。为什么排队要背靠背呢？首先让我们感到人与人的隔绝及互相依赖的需要，好像用体温互相取暖。当我们推搡前边的人／进入商店：并没有提及煤油（自始至终再也没提过），而是来自母亲的水与血／在衣服中！——请注意，水与血和煤油一样都是液体，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更何况来自母亲；在衣服中！则强调了这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即传统与信仰。整首诗除了问答以外全部用的是冒号，仅在此处用的是惊叹号。
寻找并未停止，而是在继续进行中：互相拥抱着／我们跃入黑暗，显然我们不仅没得到可照亮黑暗的煤油，反而跃入黑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迷失，而互相拥抱着意味着是集体的迷失，人类的迷失。仅在某处：到底在哪儿？唯一的参照物大概就是森林。它似乎准备好／那深度——隆隆响——被点亮：我们头一次把煤油和点亮连在一起，但连这一点也不能确定——它似乎准备好，而可能被点亮的是隆隆响的深度，即虚无的深度。我们由此陷入进一步的迷失中。
而我终于从我们中独立出来：我被推搡，然后被问及“你怎么命名你的灵魂？”我的反应是——我穿过风叫喊：“哦也许渴望／也许是唯一的田野？”两个也许造成语义的不确定，加上问号，使得回答成为反问。而唯一的田野，这可能的自由处于极大的疑问中。
我又重新加入我们的队列。我们停住：紧接着回声够到我们：到底是什么回声呢？是森林深处的隆隆响，还是我的反问“哦也许渴望／也许是唯一的田野？”这似乎并不重要，就像问与答一样。也许唯一重要的是够到我们，是对虚无深度的测量与反馈。我们又回到开始时的状态——互相拥抱着／我们跃入黑暗——但有所调整：我们互相把手放在肩上，因此我们跃入黑暗。互相把手放在肩上和拥抱相比，显然由于理性而保持距离，因此这个关联词也强调这一理性色彩。
在旋风中／变白／我们敞开自己，这是在迷失中的重新定位，因而获得一种揭示的可能。好像我们是个地方为某人／来临：我们成为某人的参照物，如同生动的林中空地，暗示我们成为森林的一部分。在那儿风／像一种视觉／移动。风作为交流的象征，反而从四周蒙住我们。结局是相当绝望的——
没有词被听见：
关于一切：
没有思想
正女峨在开始时提到的，整首诗几乎自始至终都是冒号，首先意味着空间上的不断开放，引导读者进入黑暗的迷宫；这有如精神上的历险，在对虚无的层层“开方”中寻找出路。进一步而言，这正是人类在失去传统与信仰后的困境——他们在为煤油排队，最终迷失在更深的黑暗中。
十
对许多读者来说，艾基的诗的确是费解的，这其实和我们对俄国诗歌的阅读期待有关。在楚瓦士，当一个中学老师在班上讲艾基的诗，同学们反应积极而热烈。其中一个学生说：“艾基的诗深入我的灵魂。它们以思想的深度打动我，你非得反复琢磨，才能穿透其含义。”另一个学生说：“艾基的作品帮助我们了解这复杂的世界，他促使我们去想从没想过的问题，教我们去信仰。艾基对我们来说越来越容易理解。”
如果要谈论艾基的诗，恐怕不得不涉及对官方话语的颠覆意义。官方话语在文学写作中建立了严格的纪律，文学写作中的修辞方式、修辞手段、修辞意义，都在这纪律中被固定和僵化。词语没有呼吸，没有生命，词语的意义被刻意地扭曲。比如：祖国即母亲，党即父亲，红色即革命。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同学的弟弟十二岁就被打成反革命，只因为他说最喜欢蓝色，这和马克思最喜欢红色的说法唱反调。一旦词与物、词与词的关系这一基本因素被确定，那么整个语言系统也随之变得僵化。这就是权力在语言深处的延伸，从而改变人们的言说和思维方式，即我们所说的官方话语。
而诗歌作为语言的核心首当其冲：以宣传为目的表述必须是清晰明确的，不能容忍半点含混。从结构到修辞，从句法到韵律，最终形成了某种固定模式，有着强大韵律传统的俄语诗歌逐渐成为官方话语的工具。在帕斯捷尔纳克后期诗作中处处感到这种无形的束缚，他最终转向小说写作不能说是偶然的。
艾基的诗歌正是对官方话语的一种解构，这种解构是从语言内部开始的。也许楚瓦士语不属于印欧语系，处于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皮特·佛朗斯认为，艾基的诗歌，会让人想到楚瓦士异教的咒语。艾基的“词汇表”是有限的，但他不阐释不限定，让它们处在类似睡眠与梦境的无意识的边缘，使能指（词）闪烁不定，在与别的词的互文关系中呈现意义的“痕迹”。这种词语的解放，正如罗兰·巴特在《零度写作》中所说的那样：“闪烁出无限自由的光辉，随时向四周散射而指向一千种灵活而可能的联系。”从词语出发而带来形式上的开放。他完全放弃韵律，颠倒词的正常顺序，用介词短语代替意象，改变标点符号的习惯用法，用大写、斜体字、空行、括弧、分号创造新的空间。有时他用连字号创造新词——远离印欧语系而更具有共性的语汇。
利奥·施特劳斯在《写作与迫害技艺》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写作与迫害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为此创造了“隐微写作”这样一个概念。他指出：“迫害对文学的影响，恰恰就在于它迫使所有持有异见的作者都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在谈论隐微写作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就是这样的写作技巧。”他接着写道：“因此，迫害促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因而也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其中，所有关于重要事情的真理都是特别地以隐微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文学不是面向所有的读者，而只是针对那些聪明的、值得信赖的读者的。它有着私人沟通的所有优势，同时避免了私人交流的最大的缺陷——作者得面对死刑……”正是在高度集权的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迫害压力下，艾基创造了一种“隐微写作”，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语言颠覆，足以动摇那貌似坚固的官方话语的大厦。
在根本意义上，艾基的作品面对的是人类基本的精神现实。佛朗斯认为，“特别在具体化的人与人的关系中，艾基的作品可读作对这个时代，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与社会条件的一种反应。这是深度悲剧性的诗歌，是对全球战争、大屠杀和对古老信仰的哀丧的悲剧性的二十世纪的一种反应。”
十一
柏洛依特国际诗歌节进行顺利。上午我们陪艾基夫妇和其他诗人去参观学院的人类学博物馆。戈林娜告诉我，他们刚报销了机票，并得到一笔可观的酬金，简直成了富翁了。我听说他们原来连垫付两张机票的钱都没有，还是去跟朋友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戈林娜告诉我，他们把当年住在柏林的生活费攒下来，在莫斯科买了个小单元，得以安身立命。戈林娜教德文，艾基有一点儿版税。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几乎从不去饭馆，而农贸市场的菜很便宜，他们对此心满意足。由于他们还要去旧金山和纽约参加诗歌节之类的活动，我警告他们一定要把钱带好，否则倾家荡产。戈林娜拍拍藏在胸口的美元，说没问题。她在博物馆小卖部挑选了几样印第安人的小首饰，带回去送给朋友们。
在关于今日世界诗歌的意义的讨论会后，艾基专门为听众介绍了楚瓦土民歌。他先用唱盘播放了民间音乐，然后自己亲自吟咏，抑扬顿挫，如泣如诉。让我想起内蒙古草原上那些牧民的歌声。我相信，这种回溯到人类源头的古老形式，将会世代延续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下午我们陪诗人们一起去附近的树林散步。艾基夫妇就像两个孩子，在几乎所有花草前驻步不前，随手摘颗果子放到嘴里，彼此嘀咕几句，要不就采个蘑菇尝尝。俄国诗人和土地及一草一木的关系，让我感到羞惭。我想恐怕没有几个中国诗人和土地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能叫出各种花草树木的名字。
我们来到一片林间空地，四周有台阶式的斜坡，有点儿像小型的古罗马露天剧场。我和戈林娜一起唱起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从《母亲》到《喀秋莎》，从《小路》到《共青团员之歌》。戈林娜极为惊讶，我告诉她我们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边走边唱，甚至踏着那节奏跳起舞来。艾基的眼中也闪着光，跟着瞎哼哼。戈林娜突然感叹道：“真没想到在美国居然会唱这么多老歌。”“这就是怀旧，”我说。她一下沉下脸来，“我一点儿都不怀念那个时代。”
晚上校方请客，我们夫妇和艾基夫妇坐在一起。艾基酒喝得很少，据说六十岁大寿差点儿喝死，医生禁止他再喝酒。我问起艾基的女儿，他说她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问到他有几个孩子，戈林娜气哼哼地插话说：“婚生的就有六个，其他的根本数都数不清。”艾基呵呵地笑，不置可否。他自言自语道：“这几天在美国，所有语言都听不懂，整天被美女围着……多么不真实，好像在梦中一样……”
我跟艾基谈到俄国诗歌。他告诉我俄国有两个诗歌传统，一个是以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传统，以莫斯科为大本营；另一个是以彼得堡为基地受欧洲影响的传统，自曼德尔施塔姆始，后来布罗斯基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说到俄国诗歌的现状，他似乎很乐观，认为在年轻一代中有不少优秀诗人。
在诗歌节上，艾基被排在头一个朗诵，由佛朗斯读英文翻译。艾基走上台，他头一个朗诵是早期诗作《雪》。他声音沙哑，真挚而热情。其节奏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朗诵精确传达了他那立体式的语言结构，仿佛把无形的词一一置放在空中。《雪》是首充满孩子气的诗。他朗诵起来也像个孩子，昂首挺胸，特别在某个转折处，他把嘴撮成圆形，噢噢长啸，如歌唱一般。
十二
雪
雪来自附近
窗台的花陌生。
向我微笑只因为
我不说那些
从来不懂的词。
我所能对你说的是：
椅子，雪，睫毛，灯。
而我的双手
简单疏远，
那些窗框
像从白纸剪下，
但在那儿，它们后面，
围绕着灯柱，
雪旋转
正来自我们童年。
将继续旋转，当人们
记住地上的你并和你说话。
那些白雪花我
真的见过，
我闭上眼，不会睁开，
白火花旋转，
而我无法
去阻止它们。
（北岛译）
原载《收获》2005年第2期
Last motified on 2006…01…18 21：25：20
《时间的玫瑰》后记北岛
本书收入的九篇文章，是为《收获》杂志的“世纪金链”专栏写的，自2004年第一期起连载，至2005年第三期。专栏好比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不少同行都叫苦连天，我不知好歹，非要一试。其中苦衷，以最后期限为甚，那词多半来自英文deadline，直译为“死亡线”，可见其凶险。但也正是这贼船带我乘风破浪，窃得此书。
在我看来，二十世纪（尤其上半叶）的诗歌是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它冲破了国家种族和语言的边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和与之相应的国际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所谓的国际诗歌。这一诗歌的黄金时代，无疑和工业革命、“上帝之死”、 革命与专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大清洗、原子弹，即和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黑暗有关。我不想给它穿上“现代主义”小鞋，那是西方理论主流话语中一个霸道而混乱的概念。
伟大的诗歌如同精神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回声透过岁月迷雾够到我们。也许正是由于过度消耗，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在扼杀想象力；消费主义带来娱乐的同时毁灭激情；还有官方话语的强制和大众媒体的洗脑的共谋……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二十世纪上半叶也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随之是白银时代。我没接着问，估计是废铜烂铁的时代。
自1999年起，我在美国大学教创作课。让我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对国际诗歌，特别是对这一黄金时代所知甚少。为此我挑选我所喜欢的大师的作品，编成教材，在课堂上带学生们逐首细读。久而久之，自有些心得体会。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版的大量译作粗制滥造，带来进一步误导，使本来在批评缺席、标准混乱的诗歌中转向的读者更糊涂。相比之下，老一代诗人兼翻译家倒在岁月尘封中脱颖而出，译作依然新鲜硬朗，让人叹服。至于我对某些译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权威性，而是希望能引起警醒，取长补短，建立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本书中不少片断是在路上写成的。从委内瑞拉山区的小旅店到马其顿湖边的酒吧，从柏林出发的夜行火车到等候转机的芝加哥机场。正是这种跨国旅行，与诗人写作中的越界有对应关系，使我获得某些更深层的体验。为了这种体验，我有时会专程前往某地，比如德国的马堡。在那里，由于失恋，帕斯捷尔纳克告别哲学转向诗歌，写下他早期的重要诗作“马堡”。只有在马堡街头行走，似乎才得其要领，因为这就是首行走的诗，一切都在行走中复活了。
我所热爱的九位诗人，他们用不同语言写作，风格迥异，构成了二十世纪诗歌壮美的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我无意勾勒全景，再加上时间精力等原因，还有不少重要诗人未能收入本书。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九位诗人中的两位—特朗斯特罗默和艾基依然健在，而且我有幸认识他们。在关于他们的文章中，我以朋友的身份进入他们的生活。难免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我采用的是一种较复杂的文体，很难归类。依我看，这无疑和现代诗歌的复杂性，和个人与时代、经验与形式、苦难与想象之间的复杂性相关。有人在网上说这是“诗歌传记”，我看不无道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特别要感谢两个人。首先是我的妻子甘琦。这本书的最初构想就是她提出的，并在她的劝说下，我终于上了贼船；她又是第一读者，每篇文章都先由她悉心校阅；我在种种压力下陷于绝望时，她的鼓励，就象孤独的长跑者得到的唯一掌声。另一位就是李陀。他对每篇文章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特别是为我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把关。当然，还得感谢《收获》的程永新和编辑们，正是由于他们在“死亡线”那边的耐心等待，才有了这本书。
2005年5月15日 于美国戴维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