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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
从1970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上火。
敖天照先生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与霍威、李勇宪及20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发掘。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一个巨大的秘密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
陈显丹：“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在我们整理时的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被他们挖土的民工抢了，大家把它们哄抢了。”
通过考古队的成员向当地百姓的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
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
陈显丹：“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象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现场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陈显丹：“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
赵殿增：“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这个主任，这个陈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门，一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头、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是派人去守了，说赶紧去。”
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当人们看到一号坑出土的众多器物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另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迅即赶到。
经过七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发掘。
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开明九世，开始建造都城成都。在今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以北1公里处，曾经有一座高10米、直径14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遗迹。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使人们和三星堆联系到了一起。三星堆的建造年代比羊子山土台更早。其方向被后人测定为北偏西约45度。引人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也是北偏西45度。而考古者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的方向同样也是北偏西45度。这种方向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妙的信息呢？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
三千两百年以前，在三星堆，因为一个神秘事件的发生，致使几千件王国的宝器历经损毁埋入地下。
1986年8月14日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坑内堆积迭压着大量遗物。
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垒压在长方形坑里。
陈显丹：“那个纵目面具，当时是倒着的，它的下颌朝上，头顶朝下的。当时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最后发掘完了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面具。”
这件造型奇异的器物当年被埋入坑中的时候，曾经历过人为的损毁。考古者将它命名为青铜兽面具。
青铜兽面具是众多面具中的最大者，体高65厘米，体宽138厘米。与同期出土的其他青铜人头和面具截然不同的是，兽面具的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点5CM，长度达16点5CM，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与凸目面像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头与青铜面像的眼睛造型均突出于眼眶。
《华阳国志…蜀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
古代蜀人的先祖名为蜀山氏，一种观点是：蜀山氏与后来的蚕丛氏最初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岷江上游的地方，有一些羌族人的聚居地。
段渝：“古代的羌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族群体，整个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及其后代的分布地域，它有一个从北往南发展的历史。”
古蜀人有大石崇拜的习俗，他们相信某些巨大的石头林中曾诞生过自己的祖先。传说大禹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的石纽，在那里，一块刻有石纽字样的巨石面朝西北方向。
生活在茂县蚕陵重镇的人们叫做蚕丛羌，他们认为自己是蚕丛氏的直接后裔。这个地方的石头很怪，传说这片大石头林就是蚕丛的故里。
今天的羌族人也许就是古羌人的后裔或是一个分支，当然，我们将今天的羌人与古蜀人建立一种渊源联系还只是多种假设之一。
让我们回到三星堆面像的眼睛上来。纵目，指的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呢？林向先生分析说：“东巴文字里面就有这个说横目的显于善，纵目的显于美。他纵目他就画这个刁起来的，眉毛也刁起来的，眼睛也往上刁的。跟我们现在这里所出土的三星堆出土的那个神像完全是一样的。”
龙晦先生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江章华、李明斌先生认为，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方古族，对鸟形的崇拜同样存在，这其实也构成了另一种假设：古蜀人可能缘起于东方。
龙晦先生在《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一文中指出，人形凸目铜面像的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
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人们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器物，它们是菱形的、钩云形的和圆袍形的。它们也被看做是眼睛。
说到眼睛，也许可以从甲骨文中的蜀字谈起。在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个大眼睛，下方是一个弯曲的身体。最早的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是后来发展的，金文时期将它固定起来，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
赵殿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蜀这一支人在商代的时候就是殷商的时候已经和中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甲骨文有几十处记载，那么也就是反映了他整个的一个祖先传统，那么现在找到的这个三星堆的这个青铜面具和大量的眼睛很可能就是蜀国祖先的一个象征，也是蜀国的一个象征，蜀人的一个象征。”
古代有一个俗语，叫做蜀犬吠日。
段渝：“就是蜀这个地方，四川的狗很少看见太阳，一当太阳露出脸的时候，它感到很奇怪，感到是个怪物要去叫；要去咬它，那么突出了眼睛就希望能透过这迷雾看得远，而那个青铜大面具，有凸目还有很高的耳朵，这个耳朵就能听的很远。”
对于三星堆铜人像的眼睛以及大面具凸目的理解起源于不同的判定角度。刘兴诗先生从一个医学现象分析说，早在远古时期，生活在岷江上游山区的人群由于缺碘，普遍患有甲亢病，眼睛突出是其症状之一。段渝先生则认为，古蜀人制造的头像，其突出的眼睛与粗壮的脖子是基于美学方面的考虑。
三星堆的铜人像存在着眼睛没有瞳孔的现象，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对三星堆铜人像的观察出于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或许我们可以推测鱼凫就是制造面像的决定者。段渝先生认为古代蜀人正是通过制作并供奉这件蚕丛氏的面象，使鱼凫王卓有成效地控制了蚕丛氏遗民对其先王的偶像崇拜，从而相当成功地达到了合法统治蚕丛氏遗民的政治目的。
显然，没有人能戴上体量如此巨大的面具。或者说，凸目面具并非面具，它是一张被夸张的脸，是三星堆王国在特定的情景下需要的超现实的脸。
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迷濛仿佛与神交往，他们被称为萨满。
在三星堆文化中，那些不表现瞳孔的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
而孙华认为，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阶层的公职人员，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今天的人们会问，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
跪坐人像，面目极为狰狞
在三星堆文化中，对于许多铜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相同。孙华先生认为，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的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
对鼓矇阶层的推测是以中原周人的历史为依据的。在三星堆的统治阶层中，如果真有这样一群人，那么他们是三星堆本地的人，还是来自中原的呢？
陈显丹先生从当时的祭祀习俗推测到：掌握神权的巫师不会自己制造危害自己生命的祭法，当时的古蜀人为求得神灵的保佑或宽恕非自我牺牲不可，因此制造出若干个替身。这些替身中，不排除是他们仇视的人或鬼神以及战俘的偶像。
在三星堆王国的时代里，同一时间或以后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祭祀、下葬或重大活动中，以人作为牺牲的记录。在三星堆的墓葬中，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有人牲或殉人的现象。如果这些铜人头就是用作牺牲的话，那也仅仅是某些人头的替代品。
三星堆的铜面像既不像现在的四川人，也不像蒙古利亚人，它们所代表的是哪一支人群，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话题。
孙华：“所有的人，不管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不管是神还是人，不管是大还是小，它的脸部造型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这是当时人们认为可能是最好的一种面部的表现形式。”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与戴金面罩的铜人使人们的联想多了起来。
金面罩出土于1986年7月27日。而当1986年8月14日，4件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
与三星堆黄金面罩同时出土的一支由黄金制成的棍状物，经过复原，发掘者将其命名为金杖。这件器物长：143厘米，直径：2点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
金杖上有鱼、鸟和剑的图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标志意图。林向、陈显丹先生从图案上的鱼和鸟分析认为金杖的主人是鱼凫王。对于这件器物是否称之为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孙华：“它是不是杖，现在也是不能肯定的。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它不是直的，它是一个圈，从那个出土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环形的。那么它是一个带还是一个杖，现在就不能肯定。姑且认为它是一个杖。”
由于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所以人们的目光便很自然地从三星堆向西移去。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遥远的西亚、中亚文明的影响。对此，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孙华：“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有杖无杖去和西亚进行联系，那是比较牵强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
高国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师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有癫狂病、神经质。病态的人表演虚幻的巫术，人们便用虚幻的心情去接受，巫术的效果便显得格外逼真。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就曾模仿巫术。
同样是出于通神的目的，三星堆王国的艺术家们获得了最高权利的特准，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以蜀人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制造出通达神灵的面具和偶像。只是，那些面具并不是为活着的人设计的，铜的面具是为铜人设计的。
青铜鸟爪人像，上半身已残缺
在三星堆的二号坑中有两件器物也许就是为了显示通神的。一件名为“兽首冠人像”，他的下半身已经残断。另一件名为“人身鸟爪形人像”它的上半身已经残断。从这两件铜像的造型与装束来看，它们属于同一类铜像。复原后的“戴冠鸟足铜人像”就很可能应当是头带异形冠，身着对襟短群，下鸟足或下着鸟爪形连裤鞋，脚踩飞鸟遨游云头的人或者神的形象。
孙华先生认为，这件“鸟形足的装束”已经向我们暗示，整个鸟足戴冠铜人像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装扮成鸟模样的人像。至于该铜人像双足下踩着的两只后尾已经化为云气的大鸟，则蕴含有踏着飞鸟或云气之类的东西升腾的意义。
三星堆王国的统治者希望与太阳神发生联系，他们需要一个中介物，那就是飞翔的鸟。三星堆王族用鸟作为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他们的神职人员也要时常打扮成鸟的样子与神交往。他们将这种通神的愿望用制造器物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陶器、用石器、用玉器，直到用贵重的铜精心铸造。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遗址异常热闹。两个月来，巨大的收获已经使考古者亢奋不已。这一天，好奇的人们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