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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声与唾沫之间，托普痛并坚持着。虽然历史永远只能给人看得见的一面，但闹翻上海、戏弄四川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第一张，足以证明宋如华正一步步走下神坛……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帝国”生死棋局
●27个软件园：“帝国”生死棋局
如果1997年宋如华没能拿下西部软件园的国字号牌子，以后的托普又会是怎样的呢？有人说，托普可能早就玩完了，“死于内讧，或者死于多元化”。即使活着，也不会那么潇洒，有人下判断，宋如华更不可能成为福布斯中国内地前50名的富豪。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当宋如华拿下“西部软件园”，他的“机会”来了。
当时就有一家广西的上市公司愿意出资5000万收购西部软件园的牌子，要知道，1995年底，托普的销售收入也不过4000多万，而仅仅一个牌子就价值5000万——这让精明的宋如华闻到了资本的诱人气息——借此“东风”，1998年托普重组川长征，“川长征”更名为“托普软件”，宋如华在资本市场上一鸣惊人，被人称为“资本运作高手”。
西部软件园带给宋如华的“机会”还远不止于此。学界出身、商界生存的背景，使宋如华充满了接触政界的渴望，而西部软件园不仅拉近了托普与政府的距离，更关键的是润滑了双方的关系，搭建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共关系平台——托普从政府手中获得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资源，政府则可以利用托普的软件园寻找打造高科技产业的政绩。
在这场皆大欢喜的合作中，宋如华更重要的收获——是他还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更容易的门道——以“建设软件园、投资换市场”的名义圈地，使土地资源转换为土地资本，然后再把这个土地资本重新评估后拿到银行“套现”，如此鸡生蛋、蛋生鸡，只要托普能源源不断地从政府手中拿到廉价的“高科技”用地，银行就好比是宋手中的一个钱袋。
创业5年来，托普虽然也经历了诸多风雨，但总的来说，运气一直比较好，“一个事业，有心这样做，却无意中走上了另一条路”，1995年12月，托普第一届技术代表大会开幕式，宋如华说，“托普人总能够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在宋看来，所有的好运都是上天注定要给托普的。“就像西部软件园封顶那次”，宋如华总爱津津乐道地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8月的成都雨老是下个没完，软件园里积水不断，根本无法施工，更不要说封顶了，眼看9月的开园要泡汤了，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呢？我们的开园日程已经安排好了的呀。我就带着大家跑到楼顶，拼命地喊‘不要下了’！结果怎么样？嘿嘿，雨还真停了！”
以后的更多经历，似乎更“证明”了宋这种“吉人自有天相”的逻辑。
在“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确立为托普战略的背后，宋如华便“一发不可收拾”，弃软件研发于不顾而择圈地为主业。毕竟，这比辛辛苦苦卖PC、显示屏、税务软件轻松多了。对“宋老师”而言，显然，这个生意让他的面子也比过去光彩多了，因为赚钱的含金量似乎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他开始彻底玩资本、开始大搞“复制”。
跑马圈地后，宋如华先投资几百万元搞基建和绿化，高额评估后，以抵押贷款方式从银行圈钱，或者加价转让给上市公司等子公司。如法炮制的过程中，宋如华也一直在寻找资本运作的机会。截至其2004年消失在公众视线内时，托普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开发区建了27个软件园，占用土地超过12万亩，而且每个园区的投资据称都在1个亿上下。
这27个软件园就像27枚棋子，谁能想到，在托普的这盘生死大棋局上，宋如华最后是自己把自己给下“死”了。不“死”也不容易，因为这27个软件园组成的资金链，就像一个连环的定时炸弹，一环扣一环，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就有全盘崩溃的风险。
●从“东大软件园”看出新门道
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借助托普北京工作部打通的关系渠道，宋如华积极主动地建立起了自己在软件行业尤其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一些人脉资源，此“关系渠道”为托普快速跻身全国软件产业的“前列队伍”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明确中国发展民族软件产业的思路，1996年，国家科委（现科技部）软课题《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的总体组织及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作为软件企业代表，宋如华、李智参与了该课题的部分内容的起草工作。
1996年9月，带着尚未解脱的“叛乱”阴影和对托普未来发展的困惑，宋如华参加了在沈阳召开的“全国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并参观了东大软件园。东大软件园聚集人、物、财的神奇力量让宋如华兴奋不已，此前他坦承并不知道软件园是什么。
1995年是东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年”。当时的背景是，沈阳浑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一块闲置的征用地，一直都没有企业进驻，开发区希望东软能进驻。目的很简单，“买几十亩地，为开发区的建设造一些声势，给其他高科技企业带个好头。”
历史的起承转合总是在不经意间。
第二天下班后，时任东软总裁的刘积仁与公司后勤部长等4人带着地图一同驱车到开发区考察，极目望去，荒无人烟，除了豆秧就是叶茎上挂满刺球的荒草……这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因为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积仁心中一直都有个梦，那就是建造“一座能凝聚中国年轻IT人的软件园”。可是，就在眼前的这一块地能让他满意吗？
5分钟后，“要买就在这儿买”，刘积仁指了指手中的地图坚定地说，“这里离高速公路出口近，进市内方便，离机场也近”。就这样，东软在开发区一圈就圈了800亩土地。刘积仁的“梦”源自于其看到如下一个现实：国内高校企业开发出来的科研成果转化率非常低，而在国外，同样的科研成果大都衍生出一个又一个的产业机会。
刘积仁的这一“搏”让东软找到了真正的发展助推器。在东北大学和当地省市政府部门的共同主导下，1995年10月，东大软件园被科技部授予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称号，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大学软件园——这为东软在资本市场上增色不少。
1996年6月18日，东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顺利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专业软件企业。自上市起，股价走势就一路飙升，受到投资者的大肆追捧，被誉为“中国软件第一股”。东软通过上市公司在电信、电力、社保、教育、企业等行业的优秀经营业绩，先后从资本市场融资6亿元，从而为东大软件园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血液”。
东大软件园的园区内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按照最初的想法，本打算将人工湖的形状设计成辽宁省地图，但当时的省长闻世震在看到施工沙盘时说，“希望东软未来能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于是，人工湖就被设计成了中国地图的形状。
东软前后这一切的变化及其要做“中国的东软、世界的东软”的野心，让宋如华吃惊又羡慕不已。一回到成都，他就在高管会议上提出托普集团也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软件园，就叫“西部软件园”，他要求相关部门负责人尽快准备材料向国家科委申请。
《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战略与对策研究》课题1997年正式定稿，并报送国务院、相关部委负责人，提供决策参考。课题的研究结果，即通过软件园区形成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发挥其辐射功能，带动区域软件产业，并在全国范围推广。在此之前，也就是在宋如华参观东大软件园的前一个月，国家科委还出台了《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认定试行办法》。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民营企业还有审计部
●“民营企业还有审计部？”
1996年12月，由国家科委主办、四川省科委和托普集团联合承办的“西部地区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本来这是一个各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和地方软件企业共同探求未来软件产业发展可选择路径的会议，结果几乎成了一场“托普秀”——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官员在发言时不但屡次提及托普在四川的排头兵地位，而且还盛情邀请与会专家到托普科学城参观；宋如华也是出足了风头，不管是大会还是小会，有会必发言，他还提出了“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软件技术产业化模式，即“以政府的政策支持为后盾，以产业化（企业）为龙头，发挥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技术开发实力，结合用户需求共同开发软件产品”。
有实力，有激情，有想法——这是托普留给参加研讨会人员的总体印象。
3个月后，宋如华的努力“付出”得到了回报。经过选址，托普集团在郫县红光镇科技工业园先期征地100亩，用于西部软件园的开发建设。不久，在考察成都市高新技术企业时，时主管高科技产业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徐冠华也视察了西部软件园园址。在一片开满黄灿灿油菜花的农田旁，宋如华不时向徐冠华等官员介绍托普做大软件产业的决心和托普人的理想。
为了能一举拿下国字号软件园的牌子，宋如华煞费苦心。他深知一个民营企业如果能拿下一个国字号牌子，就等于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至少托普的颓势可马上得到扭转，托普多了一个“护身符”，以后的生死也不会那么随便，因为事关地方经济和产业形象。
1997年4月，在国家科委火炬办的整体安排下，由中科院软件工程中心副主任钟锡昌教授、中国软件登记中心主任李维高级工程师、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刘乃琦教授等人组成的专家组，到托普集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评审软件产业基地。
很显然，一个月前动土的软件园目前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阶段，专家组要评审的基地还只是在建工程。考察过程中，一个托普集团随行人员的话给专家们留下深刻印象，“你是什么部门的？”该员工回答：“审计部。”专家们一下子来了兴趣，“民营企业还有审计部？！”待该员工介绍了部门职责后，托普已经从专家们那里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宋如华向专家们提供的《托普典章》等文件材料，更强化了托普“管理规范、前景远大”的形象。
5月23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首批4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授牌仪式在那里举行——“西部软件园”赫然名列其中。从企业险些“破产”到依靠贷款艰难闯过“鬼门关”再到现在“一不小心”傍上国字号的牌子，宋如华只用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建软件园，要钱；建了软件园，还是要钱。也正是从那时起，宋如华提出了以品牌经营为主，明确“变加法为乘法、乘方”的经营思路——及时调整托普经营思路的背后，宋如华开始积极准备进入资本市场。当年，在和一位朋友谈天时，宋如华面带神秘地告诉朋友：“我现在已找到一条捷径可把托普资产成倍放大！”朋友细问究竟，宋如华说出四个字：“资本运作！”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玩的是“苦肉计”
●托普出川：玩的是“苦肉计”
1997年9月15日到12月18日，一场规模巨大、破坏力空前的金融危机风暴席卷世界。在西部软件园的园区内，宋如华“高筑墙，广积粮”，他一抛东软的“小家子气”，开凿出了“世界湖”、“中国湖”与“四川湖”，寓示托普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西部软件园是宋如华玩“资本空手道”的第一个工具。从1999年起，宋在各地大搞软件园圈地、圈钱，其中的经验大多来源于此。幸福来得如此突然，犹如一剂“迷魂药”也将他推向了“市场投机”的深渊，将他原本为人师表时积习的一点诚信和书生意气荡涤一空。
“学习东软好榜样”，1998年，托普殊途同归，通过重组“川长征”也同样实现了上市。做生意需要有撑门面的东西，宋如华曾经有过一段切肤之痛。他把这段痛苦的经历叫做“善意的欺骗”，“这种欺骗既不损人，又能利己”。自从有了“西部软件园”，宋如华再也不用为没有“门面”而烦恼了。他说，“软件公司很像皮包公司，除了人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半层楼几间屋，你搞软件的信用度就不够，客户觉得你寒酸；你有了园区，那是实力的象征，客户会觉得自己寒酸。”1999年，上市公司托普软件发布了鞍山动工修建托普东北软件园的项目投资计划，股市立即做出反应，托普软件当年进账407万元，并获得了鞍山体育场显示屏、市教育信息化（中小学电脑）接近2个亿的工程单子。
不能不提的是，那一年的托普东北软件园仅仅还在“纸上谈兵”阶段。
1999年11月14日，宋如华参加了“中国科技部软件产业考察团”——国家科技部、科技交流中心、火炬中心、东大软件园、西部软件园、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上海浦东软件园、广州软件园等单位代表共13人——先后访问了孟买、德里、班加罗尔等城市。11月27日，宋如华在托普集团内部作了关于印度之行的演讲。
“印度很真实，富和穷都一目了然。”1991年，印度成立了软件技术园，现在印度有12个软件园，为什么印度软件产业搞得好，宋如华认为主要原因是印度政府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策，“土地等问题他不管，只管两个事情，一是通信，一是税收。中国软件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多漏洞，大家都来钻空子。印度管理得就很好，你软件出口就退税，不出口就不退税，大家都平等。现在国内很多公司、地区都在搞软件并出台相应的政策，这就乱了。印度政府只按照市场来判断，政府确实能够推动的才进入，不然就不进入。”
印度之行给了宋如华许多启示，“中国的软件还是软件技术，而印度的软件产业是真正的规模化的工业”、“在印度公司会谈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客户”、“我们今后的重点是研究用户，我们现在研究用户的人太少太少了”、“印度的软件出口很发达，市场出口要落实。我们要了解软件出口是如何建立的。明年我们国内要设立100个销售点，10个国外销售点。有关部门要在《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做广告。我们可以招聘一些有绿卡的人、经常出国的人作国外业务”、“印度的高司都在谈质量，质量不行就什么都不行。明年我们要成立质量委员会，李智总裁亲自抓，要一竿子插到底”……
对于托普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宋如华表示，要实现工作的标准化、职业化，这样才能提高托普软件的质量，才能真正创造托普的品牌，托普才真正能创造西部的“神话”。
2000年5月，托普软件以2891元高价增发3380万股A股，共募集资金954亿元。宋如华及托普其他高层一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眩晕之中。然而正当托普如日中天之时，一盆冷水又冲得宋如华起鸡皮疙瘩，6月，董事局副主席洪涛被抓。
“中国需要法律，中国需要民主，这些投机钻营的家伙玷污了我们神圣的法律和民主！”洪涛之所以被抓，宋如华认为“他们”有3个居心叵测的目的没有实现，“他们居然强制地要求我们交多少多少税，国家有税法，我应该交多少就交多少，1分也不会少。他们居然要求我们把募集到的资金绝大部分用在自贡，这笔钱是广大股东的，投在哪里，有公司法和证券法，应该由全体股东来确定投资方向和投资地点。我们召开了股东大会来变更公司名称，他们居然说政府不同意，不能变更！”很显然，“他们”所指的是“川长征”所在地——自贡的市委、市政府方面。托普软件增发成功后，宋如华悉心体会着难言的痛苦，“我们为他们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而他们仍然要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这一个“怎么办”，宋如华没有像印度之行演讲中一样给出答案，但他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