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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如华此举不但还掉了实达的货款，还轻松获得近百万净利。
初露峥嵘，宋如华的“腾笼换鸟”虽然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但他那种善于发现机会，并且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能力，的确胜人一筹。也许是宿命吧，他在2004年玩的“蒸发”游戏似乎也和这“第一桶金”的故事有着某种特别的相似——托普现在遍布全国的那1万多亩低价圈得的土地，不也正等着待价而沽吗？
然而，话说回来，宋如华的青城山“掘金”，终究是一则无法求证的“新闻”。流露于外表的是，为了尽快实现原始积累，托普开设了一间叫“教授电脑”的门市部，销售计算机、打印机，并开办了一个激光照排部，不仅如此，还经营汽车配件、《电子快讯》报等。
1992年底，托普更名为“成都托普科技发展公司”。
●来自红庙子的一个电话
“红庙子”是成都的一条街道，早期是四川省证券自由交易中心的所在地，也曾经是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1991年底到1992年初，“红庙子”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间自发股票交易市场——交易最盛时，人潮如海，股票叫卖声喧天。
一次绝对偶然的机会，使托普与红庙子联系到了一起。而那时的托普，正处于与实达闹分手但又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去的阶段。
1993年8月底，托普与实达成都办事处在业务问题上发生分歧。由于办事处内部员工的同学、亲友想做实达的代理业务，办事处想在托普公司以外再发展代理商，双方的合作出现危机。代理业务难以进行下去，托普创始人之一周抗又跳槽去了实达。就在宋如华面临着抉择的紧要关头，一个偶然却重大的市场机会在1个月后成为托普主业转型的契机。
1993年9月底，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红庙子交易厅要配置显示屏设备，工程项目负责人打电话到电子科大询问，希望找一家有实力的本地公司来承担。接听电话的正好是与宋如华熟识的张克起（后出任显示屏技术负责人、托普集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位），他很快把这个业务信息告诉了宋如华。两人对工程的可行性进行了一番讨论，认为显示屏业务合同金额大、利润高，是个比较好的项目，但托普从没做过显示屏工程，仅有的几个技术人员对LED显示屏技术一无所知。公司的成败可能就在此一举，做还是不做？
有人说，敢于挑战未知的领域，是宋如华的性格，也有人说他已经豁出去了，所以胆大，喜欢冒险。其实，宋如华只不过是更了解些“局势”而已——不接显示屏工程，托普肯定是等死；接下显示屏工程，托普可能是找死，但也可能是开创“别有洞天”的新主业。
随后，宋如华与张克起两次登门拜访了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终于签订了正式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2万元——这是托普公司创业以来，金额最大、利润也很丰厚的一个合同。但是，工期很紧，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要求在预付款到位后15天内完成显示屏的安装调试并投付使用。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这么大的显示屏，包括采购组件、安装调试，即便是专业公司至少也需要20天，托普凭什么？“虽然我们目前手上元器件、印制板等什么都没有，工期又很短，但通过周密的计划，凭借托普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完成这项工程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在工程完工后的庆功宴上，大家会证实我的话。”宋如华鼓舞士气说。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第一天，采购到货；第二天，印制板加工；第三天，鲁安利突然发现：加工好的印制板，两面全都做反了！直到第六天晚上，才又重新制作出了一批新的印制板。当晚，宋如华亲自驾驶“安驰”面包车，把电路板送到电子厂加工，30多公里的夜路，他一口气跑了6个来回，第二天凌晨，他终于把全部印制板送到组装调试地点。
工程还在继续。第11天的凌晨3点左右，整个大屏通电完毕。就在胜利在望、大功告成之际，意外发生了。一个技术人员因过度疲劳，在焊接电路时，不小心把电烙铁搭在了220伏电源线的绝缘层，导致整个显示屏短路，烧坏了大屏的集成电路。没有抱怨，没有灰心，托普员工们把集成电路块拆卸下来，一块块检查，把烧坏的元器件重新换掉。
第12天，托普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工程，比预期还提前了3天。宋如华长长舒了口气。
机会稍纵即逝，宋如华随即提出“把一件事情推向一个事业”的口号，他大手一挥，继“红庙子工程”后，托普又迅速把显示屏业务推广到四川省的广汉、绵阳、广元等地，并拓展到省外，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托普俨然成了显示屏行业的“领头羊”。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显示屏行业中就流传着“北有蓝通，南有同洲，东有洛普，西有托普”的说法。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托普“红旗能打多久”
●托普“红旗能打多久”？
“红庙子工程”是宋如华与证券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可以说，宋如华改变了托普；也可以说，时代造就了托普。托普从“贸易代理公司”逐渐转型为“工程技术型企业”。
到1994年上半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托普的企业自有资产已达到350万元——然而，这些钱是大家一起分掉，还是继续投入发展？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建议分掉，也有人希望用这笔资金去股市“捞一把”。一番深思熟虑后，宋如华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
这里要交代两个背景：
由于需要垫支工程款，显示屏业务的高速发展造成较大资金缺口，宋如华承认：“直到我们做显示屏以后，越来越发现钱不够用。”托普解决资金的渠道：一是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周转；二是吸收个人入股；三是内部集资，鼓励员工把钱存到公司，年息高达20％。
1993年，因政策要求政府部门与下属企业脱钩，成华区老龄委取消了对托普10余万元周转金的借款担保，债主登门讨债，托普差点倒闭。一气之下，宋如华转投成都市金牛区交通局，他在金牛区工商局注册了“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后改为“四川托普科技发展（集团）公司”，这也是宋如华当时对外所称的“托普集团”。
股份制改造，不但可以使公司走出困境，而且还可以稳定军心留住核心员工。
在金牛区有关官员的支持下，托普改制后发行的股票分为法人股和个人股。法人股包含国家股（金牛区交通局）和集体股（公司）；个人股含普通股（直接投入的现金及升值部分）和基本股（根据公司资产所分配给员工的股份）。普通股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司创建初期的原始股，另一种是本次改制员工所认购的内部股票。
1994年5月20日，托普集团（即托普发展）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成员有：宋如华、戴礼辉、卢柏明、陈德利、张克起、胡安碧、钟培松。监事会成员3人：黄志宏、张明根、张朝龙。宋如华当选为董事长。
10天后，公司面向员工发行内部股票共计35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不久，经成都市经委审批，托普被列入成都市首批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单位。
内部管理体制顺了，在外部，依靠显示屏业务攻城掠地，把托普搞大就摆上了宋如华“帝国”征途的时间表，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托普的经营也要多元化……
在雅安，宋如华开公司搞起了石材买卖；在成都的居民社区，他开起了超市连锁店，而且一连开了5家；在峨眉山市，他开办了生产玻璃用的硅砂厂；在集团内部，他还开了一家面向员工的美容院。此外，宋如华还计划开发雅安的周公山森林公园等。
此时的托普就像一个饥饿的小男孩，见什么就吃什么，似乎从不考虑吃了是否会拉肚子、发烧，也不考虑是否会有食物中毒的可能。直到有一天造成公司内部资金占用、资源浪费，并带来利润损失后，宋如华才决定逐步取消以上经营项目。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实践证明，我们决不应轻易涉足自身没有明显优势的行业领域，这是我们用辛苦钱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在计算机软、硬件、电子、通信等行业领域，才能发展壮大。”
尝试多元化经营的失败，是年轻的托普“成长冲动”所致，又何尝不是“苦孩子”出身的宋如华早早“出人头地”的想法在作祟？他以后能避免这样的失败再度发生吗？
股份制改造，为托普未来的发展解决了“路障”，但并不能解决当时业务发展的深层次问题。1993年，为了抑制过热的宏观经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连串儿的调控手段，上证指数应声而落，从1993年2月底的1559点跌到935点，到10月底是814点，再到1994年7月就是326点了。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股价跌到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两市蒸发市值达数百亿之多，一些投资者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证券交易大厅前门可罗雀。
以行情显示屏为主业的托普，业务完全断档，再次面临生死考验。1994年托普两周年庆典前，内部传言增多，有员工甚至开始质疑：“红旗能打多久？”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桃花村“歃血盟誓”
●1995年桃花村“歃血盟誓”
也难怪宋如华会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一直庇佑着托普。就在托普再次陷入危机、再次面临生死选择时，又一个偶然且重大的机会闯入了他的眼帘。
与上次一样，这个机会同样不是宋如华第一个“发现”的。
看看宋如华在托普第一届技术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是怎么说的——“1994年中秋节时，东北的李建友、华东的卢柏明同时签下两个网络技术合同金额300万，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此进入了计算机网络市场。这为托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巨大潜力的领域。一个偶然机会，戴总听说金牛区税务局要搞计算机计税，文凌主张为他们搞联网，很快谈成。托普从此进入了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的市场。一个事业，有心这样做，却无意中走进了另一条路，我们一发不可收。托普人就是这样，总能够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这以后 ，我们又签下了成华区地税合同，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全国二十余个省的金税市场。”
“戴总”，即时任托普副总裁的戴礼辉。
当时托普的税收主要交给金牛区，时间长了，托普的人与税务局的就搞熟了。1994年10月，戴礼辉在与金牛区税务局领导交谈时，局长表示了向托普买几台电脑的想法，并询问托普能否帮助税务局开发能自动打印发票的计算机软件。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计算机，是少数有钱单位和富裕家庭的奢侈品。那时一部砖头式的“大哥大”都要2万多元，还要托人买。事实上，那时一部“大哥大”就是“挂”10万的价也能卖掉，因为那是身份的象征，不仅仅是为了使用。可以想见，当时的一台计算机有多贵。当然，那时计算机的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品种也很单一，日常工作中应用最多的就是DOS、Windows、WPS等，国内软件市场很小，多数软件只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束之高阁”的科研成果，很多PC商家还没有意识到软件可当做商品出售。
戴礼辉回到公司，马上把这条市场信息告诉了正在为托普如何突围而焦躁不安的宋如华。1994年下半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托普和宋如华唯一的选择，就是“先接单子”，至于技术难关如何突破、有无可开发软件的人才、能否按期保质完成，那都是“暂不考虑的”。
也许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宋如华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也许可以部分证明其间的逻辑——“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就是市场，技术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的技术人员，尤其是我们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科技人员是最可爱的人，只要你目标明确，他肯定能做出来”——因此，托普后来做生意摸索并归纳出了一种“先签合同，再进行开发生产”的模式。
当戴礼辉带着负责计算机销售的文凌再次拜访税务局时，局长又一次“关心”地问到：“托普能不能开发一种可以自动打印税务发票的软件？”“没问题，可以。”文凌满口应承。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句“可以”，“神秘力量”的橄榄枝又在悄悄地靠近托普……
到1994年底，几个后来在“托普经济帝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伙伴已经相继加入，他们是李正彬（担任公司维修中心副主任，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托普科技总经理、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副总裁）、陆兆祥、杨秉楠（主管公司行政部）、鲁安利（后出任托普集团技术管理委员会主任、董事局常务董事、托普长征软件股份公司监事）等。
1995年1月25日，《托普人报》说，“45名托普精英，在总裁宋如华的率领下，聚集桃花村，歃血盟誓，誓为公司同生死，共命运”。1995年以前的宋如华，在托普内部一直被叫做“宋老师”。由于年轻人一般睡得晚起得晚，这样就造成了早晨上班时许多员工顾不上用早点，宋如华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开办了一个“托普之家”食堂，免费供应早餐、中餐，那里做的一种浙江口味的大排，杨秉楠曾专门写过一篇杂文“以资纪念”，叫“今天吃大排”……
一转眼，春天来了。万物复苏、阳光明媚的日子，成都府南河边喝茶、放风筝的人也多了起来。一个周末，忙里偷闲的宋如华带着5岁的女儿宋媛媛到府南河边放风筝，春风送暖，那一天的风筝扶摇直上，飞得特别高。宋如华心里感觉到这仿佛是一个暗示。
除了利用“教授”的名头外，宋如华也积极开发了电子科大的“人才”资源为己所用，托普事业要得到有效促进，他说就是要发动更多的大学生进行“人民战争”。
托普找到了3名在“挑战杯”大赛获奖的电子科大学生，学生们用FoxPro作为开发工具。1995年2月，经过一周时间，托普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10版诞生了，输入纳税人信息后，就能自动打印出发票。税务局局长非常满意，马上与托普签订了委托开发合同。在国税局楼上的地税局领导听说了托普税务软件，也很感兴趣，看过演示，不久也和托普签订了合同。
这难道是一个“隐蔽”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有多大呢？还有多少合同可以再签呢？宋如华思考了起来。终于，在税务局提供的开发资料中，托普找到了“答案”。对处于生死未卜状态的托普而言，这个“答案”无异于一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
在这份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在本世纪末，全国各税务局、所均要实现从申报、登记、开票、会计计算机化。”当时的宋如华并不知道这是国家全面启动“金税工程”的信号，但他算出了一笔大账——全国的税务局、所共计4万多个，即使平均每个局、所只投入10万元，就是一个有几十亿元需求的巨大市场，更何况每个局、所的实际投入将远远超过10万元；而且财税系统是有钱的单位，做了生意钱就能收回来；中国的财税系统有很大的相同性，因为国家定了很多统一的规矩，这意味着托普做的这套系统还可以拷贝、复制，是可以推广的——越想越觉得有感觉，32岁的他笑了。
但税务局建设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资金从哪里来？当时国家还没有落实啊。另外，托普的软件开发人员对税务工作的业务知识一无所知，要开发税务软件更是困难重重。宋如华想到了“合纵连横”——托普向税务局提出建议，采用向管辖内的纳税人发售磁卡等办法筹集资金，并通过物价局批准获得许可，使托普软件开发人员与税务局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站在同一条线上，这样软件开发人员很快就熟悉并初步掌握了税务业务知识。
紧接着，像先前做显示屏生意一样，宋如华“大手一挥”，“把一件事情推向一个事业”的托普先后又为成都市锦江区、武侯区、青羊区的地税局和国税局，成华区地税局等税务机关承建了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随后，托普又将产品推广到彭州、都江堰、青白江、金堂、温江、双流等成都周边区县，并逐渐向川南、川中、川东等地区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