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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我们也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
应该客观地说，苏共新领导“痛定思痛”，是真心诚意地想改变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然而以后的历史进程却显示，个人崇拜是“老谱将不断地袭用”，“压下葫芦浮起瓢”，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重蹈覆辙，“沿着一条道儿跑到了黑”。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苏联曾刮过一阵风——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和村镇。
不必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捷尔任斯基广场等了，甚至什么莫洛托夫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基洛瓦巴德也不断涌出来。赫鲁晓夫上台后作出决议：
今后不得再以健在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命名城市。1962年夏天，赫鲁晓夫视察前不久建成的克列缅丘特水电站。随着水电站的建设，周边发展起一座新型的城市。当赫鲁晓夫一行的车队驶近城市时，大家看到，道旁的指路牌上居然用乌克兰文写着：“赫鲁晓夫市”。在欢迎仪式上，赫鲁晓夫开头表示了一番感谢，说他对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感到很高兴，感谢给予他如此高的荣誉。当这一城市的领导以为得计、心中暗喜之际，赫鲁晓夫变了面孔，拉下脸来训斥道：“中央三令五申，你们就是把中央的决定当做耳旁风。这是听我的呢还是不听我的？你们把我究竟是往哪搁？”
第二天，各大报纸就登出赫鲁晓夫视察克列缅丘特水电站的消息，并把他反对宣传个人、崇拜个人的“高风亮节”大张旗鼓地赞扬一番。在一种思维的惯性中，制止变成了助长，越喝海水口越渴。
在此书中，谢尔盖还写下这样一段话：随着赫鲁晓夫地位的巩固和权威的确立，“他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引用他的语录，什么问题都要提到他的话。开始上映影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该片是按照不久前的‘优秀’传统拍摄的，充满了毫无节制的颂扬和令人生厌的赞誉。曾让父亲看过这部片子，他默默地看了一遍，并未夸奖，但也未禁止。编好了赫鲁晓夫的彩色画册，包括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相片，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每次讲话，不管合适不合适，都要提到父亲。……这场运动的调子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内尔、谢列平定的，其他人则拼命地随声附和。这时父亲却屡犯错误，他对于煽动起来的颂扬运动抵制不力，他没有拍桌子严令停止的魄力，他软弱无力……”。
在阿塞拜疆并入俄罗斯一百五十周年庆典上，共和国的领导人阿洪多夫在庆典大会上的讲话，几乎每一段都要提到赫鲁晓夫，以致反对派伊格纳托夫反感地说：“这个阿洪多夫想干什么？他干吗跟个鹦鹉学舌似的跟他的主子一唱一和？”
美国人多恩伯格在1974年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这样评价赫鲁晓夫：“一个在斯大林死后集体领导口号叫得最响的人，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专制暴君，变成了肉麻的个人迷信的焦点，其程度甚至要超过已故的独裁者。赫鲁晓夫的画像到处悬挂，没有哪一篇演说，没有哪一篇文章，能不颂扬他的伟大……”
无须再多举了，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赫鲁晓夫当年指斥斯大林的词语，现在几乎可以不作改动地用于赫鲁晓夫，专制独裁体制中的第一把交椅，简直就是一把魔椅，谁坐上去，都会变成一个连自己过去也不喜欢的人。
铁托对于赫鲁晓夫的执政时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问题在于制度。
由于赫鲁晓夫并未改变斯大林的基本制度，个人崇拜仍然像个幽灵在苏联政坛游荡，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之后始终未能停息。”
无独有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重演了赫鲁晓夫的一幕。
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1964年十月会议上，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说了这样一番话：“苏联报刊沉湎于日益频繁地报道赫鲁晓夫的活动，并对他大加溢美。1963年全国性报纸上共刊登了他的120幅照片，1964年头九个月竟至140幅。相形之下，当年斯大林巨照载之报端一年也不过十到十五次。赫鲁晓夫身边净是裙带关系和报刊记者，对他来说，这伙人的看法比主席团委员的意见更有价值。……主席团只能起到例行批准，走个过场的橡皮图章的作用。赫鲁晓夫依赖报刊广播的献媚奉承来维持个人的妄自尊大。”
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初期，还是颇有“自知之明”：勃列日涅夫曾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行。根据布尔拉茨基的回忆，1965年他讨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报告初稿时说：“我很难弄明白这一切。坦率地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我的强项是做组织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组织者，不是理论家。根据阿尔巴托夫的回忆，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一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甚至要求删去摘自经典着作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着作呢？”
然而就是这个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后期，也堂而皇之地提出什么“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当1977年11月苏联科学院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他，以表彰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时，勃列日涅夫却一副“受之无愧”的样子欣然接受了。
执政初期，勃列日涅夫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既不是导师，也不是什么伟大领袖。”曾多次参加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也曾对勃列日涅夫发表这样的看法：“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然而，随着政局的稳定和个人领导地位的巩固，勃列日涅夫也逐步走向个人集权和新的个人崇拜，也要考虑自己的形象问题了。
勃列日涅夫公众形象的戏剧性变化发生于他六十五岁生日那天。作为一件生日礼物，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还正常，赫鲁晓夫七十岁生日时也得到过同样荣誉。而贺信上的溢美之词，在特定的场合，也还不算出格。
但随之发生的事情就令人深思了，当勃列日涅夫胸前挂着那枚闪闪发光的勋章，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厅时，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全体起立，经久不息地向他鼓掌。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斯皮里多诺夫，中断了正常的会议进程，以一种令人不禁想起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方式对勃列日涅夫大加吹捧，话语中充满了肉麻的溢美之词。
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和授勋是在星期一，这一天除了《真理报》外，苏联各报照例是不出报的。然而在这个星期一，它们都出刊了，版面经过特别编排，内容包括庆祝勃列日涅夫生日的主要新闻、授奖、传记材料和一张相片。
任何事情只要开了头，随后就是自由落体的加速度。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开大会时，每当勃列日涅夫出现在主席台上，台下的人都要起立鼓掌，还要有节奏地山呼“光荣”和“乌拉”；每天打开报纸，头版经常有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签发的祝贺某加盟共和国、某单位甚至某个人完成国家计划的贺电，或是以各种名义发来的感谢电和效忠信；勃列日涅夫的画像，挂在从立托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几乎每一间党政办公室的墙上；每逢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成千上万的游行者把勃列日涅夫的画像高高举起，宛如圣像一样；在重大的国家庆典和假日，公共建筑物的正面墙上便挂起他的超大型画像，勃列日涅夫的语录在报刊文章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引语。选举苏维埃代表时，勃列日涅夫总是被推举为“第一候选人”；颁发“苏共五十年纪念章”时，勃列日涅夫得到的是第一号，他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里，没有一篇讲演不颂扬他的伟大……
最鲜明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惯常都是以最着名的播音员尤里·列维坦用他那黄钟大吕式的声调，宣读党和政府的一篇贺词来送旧迎新。可这一年，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惯例被打破了，人们从电波中听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向全苏联人祝贺新年的声音。这声音向全苏联、全世界宣告：现在，勃列日涅夫不再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真正“主宰”了。
陈独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说：“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斯）大林，而不是有了史（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种认为“是由于史（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苏联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
陈独秀一针见血地重申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度决定人。
（《书屋》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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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那些与我无关或有关的物象
江南雪儿
现在，我怀疑，我真有点类似萨特笔下那个女人——她愤世嫉俗，否定一切，双眉一拱，隐隐一笑，就把别人向她表示的一切热情化为齑粉，漠视在意她的人，把激情倾注于与她无关的物象上。哦，我的那些过往碎片、那些被风吹散的记忆亮点、那些与我无关或有关的物象们。
我记住那个人。那位陌生男子在阅读报纸，我从他门前经过他没有掸我半眼，他嵌在笼子般的小房间里，周围被震耳欲聋的巨大水声包裹，但他不为所动，全神贯注读报，万物皆不入眼。他在读《人民日报》第三版，那是1973年的当日报纸，他读得入迷，以至于他成为我的记忆亮点。
我从他门前经过，1973年的秋季金风裹挟着我，我吧唧踩到了一块压水的红砖，污泥浊水飞溅到他正阅读的1973年《人民日报》第三版页面上，他看也不看我一眼，雕塑一般地读报。他读报样子专注，他那时就与我无关，现在依然与我无关，但1973年的秋季金风将他挪移到我记忆里来生根，再也挥之不去了。我常常在焦虑、无望、阴郁的时刻想起这个不相干的人来，他读报的样子不期而至伫立在远方，我都能够触手可及。我想，我是不会进入到他的记忆里了，我没有成为他的记忆，但他成了我的记忆，我记住他恰恰源于他漠视我。
那会儿，我一下车，拐两个弯道，就有一架水泥桥，桥下有锣鼓喧天的巨大水浪在翻滚，平静的水经过电力打压后变得能量滔天。这是一个小水电站，我看到了冲出水闸的水肆意飞溅。我父亲静静等候我，让我把这个情景看个够。我挥舞碎花小手绢，一不小心，手绢脱落，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手绢已被巨大的水花怪兽般吞噬。消失，我看到了惊心动魄的瞬间消失，一种弱小投身到巨大阴影里的消失。而那时，父亲和我都默默无语。他陪我静静观看了五分钟，然后，我们继续赶路。
那是正午，1973年的秋阳普照着我们的归程，我们从城里赶回到瓦西河中学去。我们从一个叫做木厂铺的地方下车要徒步40华里前往瓦西河中学的家里。我记得我登上瓦西河渡船时，太阳已经偏西。一路上，我看到了葵花林、棉花地、麻林、割过稻子的稻茬、枯萎的一池荷叶、丰饶的柿子、裂开嘴巴欢笑的石榴、暮归的牵着犁和牛的农人、偶尔经过的咕咕怪叫的木头轮子的手推车和偶尔经过的突突直响的手扶拖拉机，还有蹲在田间或站在菜地里撒尿的乡村男孩，还有以后会在我梦里出现的在河边钓鱼的一位老者的背影。这些东西都像影子和碎片，在我记忆的坛子里腌制，有点悠久有点沧桑也有点面目全非，以至于许多年后的现在，我常常在梦中与父亲手拉手行走，然后，一个读报人的形象兀然呈现于眼前。我置身到当时的现场，我正在看锣鼓喧天的水花，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个定力非凡的读报人，他就是要特地来感召我启迪我，我对于他无所谓，而他对于我意义非凡。
一缕阳光自我身后涌漫，1975年的冬日暖阳渲染出柔软的背景，制造出温情的景观。急速运行的车厢里，弥漫着1975年的气息，1975年的温暖记忆伴着窗外暖阳如潮倾覆。随着女孩一声低叫，农家父亲伸出一双安妥的手掌，阔大稳健，呈扇形铺开，托住女孩被汽车摇晃的头颅。承载父性温泽、雄性温情，父亲手掌自高空俯身而下，以一种爱意笼罩万象。女孩的鼻子不断流血，父亲焦虑仓皇，汽车载着全车人良好愿望，向着县城医院一路狂奔。
我不知女孩最后结果如何，但愿她在父爱的光照下，如今依然鲜活行走在尘世某一角。父亲痛不欲生的情景让我震动，有一瞬间，我想成为那女孩，我想体验或感受，当我流血当我疼痛时，我的父亲会不会涌出那一脸的苍凉悲情？那位父亲与我无关，但他对女儿的爱意震撼了我。
我一直认为父亲不爱我。记忆中，我长大后，父亲从来没有拥抱过我，父亲有三个女儿，我们三姐妹集体回忆，一致认为，是的，很确切，父亲不爱我们！后来，我们阅读同龄人回忆，我们得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物质比精神匮乏，温情和父爱是整个时代的缺损，我们在那时候渴望爱是一种奢侈。很多如我们一样的女孩，在一生成长中，没有点滴关于父爱的记忆。我们缺失，我们没有，我替那个流鼻血的女孩牢记了关于父爱记忆，我牢记下别人的印迹，却不存有自己的印迹。我倾诉，在我诡异的文字里，我委婉地倾诉，我向往父性温情，我都愿意成为那个苍白无助的女孩，在父亲的掌心温润抚摩下，我安睡，我匍匐，我皈依，我化作了尘埃微粒也甘心。
我拒绝关于家人或家族的记叙，我宁愿虚拟幻化，我宁愿抒写别人。写下即永恒，不可磨灭，不得篡改。但我是个喜欢篡改覆盖的家伙，我会窃取别人的故事写成自己的亲历，那是小说。而在散文里，我用真情实感呼唤我被时光带走的无尽缺失和空白，那些流逝的缺失里，曾经遗留过我的体温、热度、气质和血型，那是我对整个世界的最初感知和呼应。
路有路界，情无边界，在我情感的边界处，我保留着很深的关于家族和家人的记忆，那是最后的温暖，是与我有关的深切部分，是我把一切与我无关的资源吃干榨尽后，补足最后一滴血的给养。之后，我或衰竭而死，或饱和而死。
把有用的东西用于垫底用于一种支撑，这是我父亲给予我的教诲，在我九岁的一个冬天早晨正是1975年的某个早晨，他带着我再次踏过瓦西河封冻的冰河，步行40华里路程，抵达一个叫做木厂铺的小站搭上汽车，前往六安县城。上车几分钟后，我就遇到女孩流鼻血的一幕，她蜡黄的脸和父亲失措的情状，让我终生难忘。而我一路行走下来的全部动力，在于对城市的向往和好奇。还有，我口袋里有一粒古巴糖果，那是我出门时父母塞到我手心的，我攥在手心里，一路走来，有一种甜蜜的动力。好几次，我差点把手心里的糖果想送给流鼻血的女孩，但我终于没有给她，让糖果在我手心里灯火一样温暖着我。父亲带我来到了一个叫做六安的城市，一进入城市，正午的阳光照耀万物也照耀得我眩晕，我一恶心，想吐。父亲把我手心里那粒古巴糖果剥开，送到我嘴边，这粒糖果让我感受到最初的无言父爱。吃着糖果，我抬眼看父亲，我想问他，假如，我像那个女孩在流血中死掉，你会痛吗？
但我不会表达，我当时才九岁，我不会组织语言来陈述这种虚拟的假设，我绕不好弯子，也不会铺垫或诱导探寻的话语，我断定我无论怎么询问，也抵达不了欲表述的要旨，我甚至担心会被斥责，所以，我忍住，没有问。我当时想，等我想好后再问一问，等我长大了，一年后再问一问吧。30多年的雨雪风霜后，现在，我已会表达，但我仍然没有问，因为，我自认为我找到了答案，通过长大后的回望找到了答案。
我记得，那次父亲带我进城，就是给我看病，看比那流鼻血女孩更严重的病。我母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