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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送王学勤，没想到意外还碰到两件事，印象殊深。
一件事是一位本村的宫姓人家，听说我来，拿来约三十份契约书给我看。
多数是分家契约。这些写在早已变黄的薄绵纸上的古老契约，给他用手捏着，连个纸套也没有，从中看出宫庄子的贫困。他把契约铺在炕上，一份份打开给我浏览。时间较早的竟有清代乾隆的纪年。我从一份乾隆二十七年宫家（宫鸿业与其侄宫懋勇）的分家契约中，竟然发现有“老作坊”和“画铺”的字样。
当即认定这份契约十分重要，它证实了宫庄子在乾隆年间已有作坊和画铺，表明宫庄子当时画业的规模。
在现有的杨柳青年画文献史料中，从来没有任何文字性材料可以佐证此地年画具体的历史状况。此文献应是首次发现。
也正是人们在离开故土故园时，才对自己的由来进行追究。这追究不正是要抓住自己的历史吗？不是由于城镇化浪潮冲击带来的心头的渺茫与失落，才迫使人们去寻找自己在这块土地的根吗？然而，愈是寻找就会愈痛苦愈失落，因为人们马上就与这块世代生存的土地“永不相关”了。
第二件事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子找来。向我哭诉关于修建二道爷塔却一直得不到允许的事。
我知道宫庄子关于二道爷的传说。相传清代村里一位人称二道爷（本名宫天庶）的人，孤独一人，然而人品高尚，一生做尽好事，死了之后，村中人集体捐修一座塔纪念他。这塔后来就成了村人心中的一座有求必应的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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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4）
人们把当年日本人没进村来祸害人，也归功于二道爷的灵验。凡心中有事相求，便到塔前烧香祈求。我曾见过一帧五十年代二道爷塔的老照片，式样很像佛教僧人的舍利塔。这座塔在“文革”中遭到捣毁，人们一直想恢复重建，却得不到村里同意。据说这座塔的根基还在。使我惊讶的是，多少年来，人们竟然一直把塔基作为祭拜之地。
我便请这男子和王学勤领我去看。它就在村口外的道边，一道倾圮的砖墙内，野木横斜，杂草丛生，藤条纠结，中间果然一座倾圮已久的砖塔的塔基，几块普普通通的灰砖围起来就是一个“香炉”，里边积着厚厚的灰白色的香灰。强烈的心理需求与物质的贫困，使人们不避它的简陋寒酸。信仰心理在这里极其执着地表现着，使我受到很强的感染。
这男子对我含泪说：
“我们不就是要这一点精神吗？有它我们心里就舒坦得多！为什么不给我们？现在，我们的村子给拿去了，能不能叫我们把塔建起来。您能不能帮我们说说话？”
此时，王学勤家装满家具物什的卡车已经从身边驶过。我和坐在车子上各种物品中间的王家老小挥手作别。我感受到那挥手中的可怜与无奈。
由此我更明白，当代农民遇到真正的文化问题时，恐怕并没人去想，或为他们去想。
他们被切断的不止是一个物质贫困的历史，还有他们世世代代积淀在那里的看不见的东西——文化与精神。他们将失去记忆，失去特有的文化与习俗，失去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失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
年画只是他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外化的细节。如果他们活生生的世界没了，这个细节也一定变得虚无。
我还应该为王学勤做些什么？
六挖掘义成永的根
经过对义成永遗存的版与画的调查，可以确定这个画店是杨柳青南乡历史上最重要的画店之一。其他画店，如周李庄的“两条龙”——华兴隆和福兴隆早已无影无踪，现在可以实实在在抓到的只有义成永了。那么，我们最后要做的工作则有两项：一是对杨立仁进行详细的口述史调查。早在二月二十三日我对杨立仁进行过摸底性的口述史调查，已发现杨立仁的记忆是一个宝库。这笔记忆遗产一定含有不为我们所知的杨柳青年画史重要资料。二是根据杨立仁的要求，要对其家地里边所埋藏的老画版进行发掘。这使我想起二〇〇五年在武强南关旧城村发掘屋顶秘藏古版的那次行动。那次抢救的古版二百多块，多数腐烂，完好的十五块，有的很珍贵；但那些古版是在屋顶上，上有油毡防雨，下边是稻草可以透气。可是南赵庄杨立仁家的这些画版是直接埋在土里的。又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估计多半烂掉了。然而，结果究竟如何，只有挖出来才知道；何况它一直是杨立仁老人揣在心中的夙愿。
我派到义成永杨家去做口述史的博士生王坤的口述工作十分得力。她从二月二十四日到三月九日对杨家三代人的口述史调查共做了五次，重点是杨立仁。由于她有滑县年画产地口述的经验，口述的宽度和深度都达到一定程度。从村落史、画店义成永史、家族艺术传承史（传承谱系）、画店营销、技术诀窍，以及张贴习俗等等，都获得了可贵的资料。尤其通过杨立仁所述义成永的营作方式的调查，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画店生动而丰盈的昔日。我看了王坤的口述材料，认为我们确实做了一件极重要的抢救工作。杨立仁是如今健在的农耕时代杨柳青画店唯一的传人。他的记忆是活的历史。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把这活态的、因人而在也会因人而去的历史，通过口述转化为文本的、确定的、永存的历史依据。
我坚定地认为，口述史是“非遗”调查与存录最重要的方式。
但是另一件事——挖掘藏版，得需要等天气转暖一些进行。连续的口述访谈使得年近九旬的杨立仁老人有些疲倦，染上了感冒。于是，一直等到三月十七日，杨家打来电话，决定发掘古版。我提议在午后二时发掘古版，因为这个季节里午后较为暖和，杨立仁老人肯定要亲自到现场来看的。
转天午后我赶到南乡南赵庄，感到既宽阔又荒凉，邻村古佛寺已经拆平，南赵庄又搬走一些人家。只见远远的一辆鲜黄颜色的铲车停在一片瓦砾与废墟之上。原本老版是埋在一间小屋里边地底下的，这次小屋拆了，地面就暴露在外。一些好事的记者闻讯赶来。杨立仁老人已经从家里走出来。他要将一直耿耿于怀的往事看个究竟。杨立仁之子杨仲民兼营挖方的铲车司机，待他轰隆隆发动起机车，挥起铲车的铲臂，就像舞动着他放大的胳膊，很快就把地上的碎瓦乱石清理干净并着手掘地；随着他一铲铲将泥土搬上来。杨立仁的双眼紧紧盯着挖掘得愈来愈深的土坑。本来我就对发掘结果不抱希望，此刻忽见距离这里十米开外是一个养鱼的水塘。水塘的水肯定要渗入这块土地，经过年深岁久，埋在土里边半个多世纪的木版还不早已烂掉？
忽然，我院“非遗”中心的马知遥和杨立仁的家人都跳进坑中，从中拣出一些泥土般大大小小的碎块。拿过来一瞧，果然是朽烂的画版，混在泥土的朽木中还有一些清晰可辨的红色黄色。我扭身拿给杨立仁看，说：“即便烂了，也究竟看到它了。”我这话是想安慰他。老人冷静地说：“我知道它保不住，当初就是用油毡草草裹了裹，肯定烂掉了。知道它怎么回事就行了。”
我听得出这话里的苍凉。
一段伤心史就这么画上句号。
“年画的dna留在这画乡的热土里了。”我对身边几位非要我说些什么的记者讲。我看了看杨立仁老人慢慢走回房屋的背影说：“这也了却了老人的一个心愿。因为，他们对祖传的东西是非常在乎的。”
这次行动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杨立仁的侄子杨仲齐为了给我看看他珍藏的那批古版，今天特意从杨柳青镇上搬了过来。这就是《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柳青卷》中冒出来的画版。对于今天来说，杨仲达这些珍藏似乎告诉我们几十年里烂在地下的画版究竟是什么样的。
杨家的这些古版叫我爱不释手，虽然先前已在图集中见过，然而唯实物才拥有真切的力量。这些版镌刻很深，“底”铲得干净，线条精整老到，其中一块贡尖版《空城计》，一群武士好似用笔画上去的，线条带着虎虎生气。
非雕版高手，难有此作。我随即召集在场的杨氏全家开一个会。包括杨立仁、杨仲齐、杨仲民、杨鹏等三代人。
我说：“今天我们都看见了，埋在地里的版烂了没挖出来，但没挖出来也是一种收获，因为毕竟知道它是怎样了。可进一步，更加说明现在留在咱们老杨家的这批画版的重要。我在全国各地普查，还没见过哪家的家藏画版比咱们杨家的版多，也没这么精。这些版可是祖先留给咱们和后代的。不仅是杨家的，还是杨柳青甚至是国家的。咱可得看好了，如果一散，就再也聚不到一块了。义成永可就真的彻底没了。‘义成永’三个字到了今天实实在在就在这几十块版上了。回头我叫王坤帮你登记编号，做个资料库。不管这东西今后在谁手上，也不能叫它散了，是吧。”
我这番话得到他家三代一致认可，他们共同认可才使我放心。
这样，义成永的挖掘工作就算完成了。依我看，杨家的后人（杨仲齐和杨鹏）都有文化上的自觉，不会轻易放弃祖业和画业。这条线索和活态应该放心。只是在这城镇化的催迫下，南赵庄面临拆迁，坚持不离故土的杨家将何去何从？此时，南赵庄已停水停电，晚间没灯，更甭提电视，饮水要到别的村庄去运，而且此刻村中大半村舍已拆，遍地瓦砾，进出困难。他们能熬过今年夏日里的炎热与雨季吗？倘若顶不住，一旦搬走，数百年凝结文化的“气场”没了，这戏怎么唱法，谁听？
还是一个问号。
我们已经尽全力，把力所能及的事都做了。在“城镇化”浪潮前，我们势单力薄；即使力量再大，也只是螳螂之臂，怎么可能去阻遏“历史巨轮的前进”。我又想，还有许许多多遇到同样困境的文化的传承怎么办？
我忽接到缸鱼艺人王学勤的电话。他兴致勃勃地告我，西青区政府已派人来告诉他，区里将在镇上帮他解决居住与作画的实际问题。他的喜悦之情传到我的身上。我说等你搬入新居我提着两瓶酒给你去贺喜。像王学勤这样幸运的人不多，当然我们还要为他们继续出力。
（《收获》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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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马基雅维利的启示（1）
徐贲
人们往往把清王朝政权的灭亡归咎于它的腐败，但是，灭亡和腐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历史上有许多腐败但不灭亡，或者至少很久都不灭亡的政权，不仅如此，某种程度的腐败甚至还可以用作维护专制政权存在的有效手段。
现在人们回顾共和在民国初期的失败，还往往将之归咎于强权人物对共和制度的破坏，而没有看到，中国的共和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它自身的腐败种子。
这种共和的腐败经过两次共和体制的更替，不断以变化的形式在演化，终于发展成一种极难改变的政治文化。
在中国，共和是作为君主专制的对立面而成为一种具有号召力的新政体理念的。共和把人民同意当做政治合法性和权威的最终来源，拒绝接受君主或王朝的血统继承合法性。今天，人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把共和重新当做一种政治理念予以怀念的时候，共和的对立面已经不再是君主专制，而是另一种比君主制更具有现代形式的专制。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不幸成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说的那种“以人民的名义专制统治人民”的制度：“共和并非像大家至今所想的那样是多数的统治，而是依靠多数得势261的几个人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知道人民具有最大作用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己的独特判断，可以不与人民商量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把人民踩在脚下反而要求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而且，共和政府是唯一要求人民承认它有权任意行事，敢于蔑视人们迄今所尊重的一切，即从最高的道德规范到初浅的公认准则都一概敢于蔑视的政府。”共和制使得人民对专制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至今一直认为，专制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令人讨厌的。但在今天，他们又有新的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以人民的名义来实行暴政和主事不公，暴政也能成为合法的，不公也能变为神圣的。”
自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至1928年处于北京政府时期，宪政统一的理想终于被武力统一的现实所代替。从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开始拟定，到北京政府瓦解覆没的十余年间，政局动荡不安。国会两次被毁，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法统被废，南北对峙，省宪自治，曹锟贿选，此起彼伏，与和平宪政的理想南辕北辙。
1914年袁世凯“废除约法”后，孙中山以恢复《临时约法》为号召的两次“护法”运动均未成功。虽然国会于1922年第二次恢复后，于1923年通过了一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但由于它是在曹锟贿选的情形下完成，根本得不到各方的承认和尊重，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到1924年便为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所废弃。至于临时执政府的宪法案，则未及审议即告消减。国民政府于1925年成立后，即正式放弃此前对于护法的努力，改走以一党主导的“军政”、“训政”道路。共和从此与“以党治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制度的失败，包括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权力人物的成败得失、权力斗争的阴谋诡计，往往都是历史书关注和记录的重点，以至于其他重要的失败因素遭到了忽略。对于共和的失败来说，最被忽略的恰恰是它最致命的因素，那就是腐败。腐败是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1469年～1527年）在16世纪初为复兴古典共和而研究古罗马共和历史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写作《李维史论》（约1517年）（以下引述马基雅维利论腐败，皆出自此书），不断论及共和腐败的问题，至今对我们仍然富有启发。他在这部经典着作中说，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他们不易为共和做牺牲，反而更容易被专制权力所网罗，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成为专制的帮凶，就像罗马共和晚期恺撒称帝的时候，“民众懵懂无知，居然看不到正在套到自己脖颈上的缳轭”。马基雅维利问道：在腐败的城邦里，如果有一个自由的国家政体，要以何种方式来维护它？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政体，又要以何种方式来建立它？这正是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的问题。
一奴性和腐败
清政府的腐败固然人所共知，但“人民”的腐败也是同样的严重，人民并不只是指普通人或平头百姓，而是指一国的整体国民。一个国家里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他们既是“精英”，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成为“精英”并不会使他们从此超脱普通人共有的一些国民特性。他们只是变得对国民性的弱点相对能够有所察觉而已。精英人士了解残缺的国民性，犹如心理学家了解人的肉体和精神伤害。心理学的知识可以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服务，既可以帮助善者自觉地避免对他人的伤害，也可以帮助恶者有效地折磨他人，最狠毒的折磨和刑罚都是针对人的最大心理弱点设计的。同样，精英了解国民性的残缺，可以使他们去克服自身的弱点，并从事对公众的启蒙，但也可以帮助他们故意利用民众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政治或其他目的。
国民性是在政体中造就的，人民的腐败都有政体原因，而且几乎无一例外是从权力中心扩散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马基雅维利讨论共和的腐败，正是从国家权力造就公民来着眼的。他说：“那些国王是多么腐败，假如有两三个继位者步其后尘，他们的腐败开始传播给众人，而民众一旦变得腐败，便无革故鼎新的可能。”专制统治把人民训练成奴性十足、没有自尊、见利忘义的腐败顺民，“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即使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
在中国，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正是偶然获得了自由但难以维持的国民。辛亥革命后人民的腐败是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回顾共和肇始看起来相对单纯的腐败，有助于认识后来更为复杂的腐败形态，包括民众的冷漠和犬儒、政治人物的伪善和专横、知识精英的自私和失责、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媒体沦为权力喉舌和大众消遣、教育舍弃人格和普世价值开导的重责大任、经济发展急功近利乃至竭泽而渔。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虽然未必全然心甘情愿，但却照样趋之若鹜，普遍的国民人格分裂，这本身就是大面积心灵腐败的征兆。
奴性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