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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祖籍广东，明万历进士，初任福建邵武知县，但他心系天下，有拯世之志。此时的大明，纪纲废弛，佞人当道，颓象毕露。而北方的后金，像一条粗犷而饥渴的巨蟒，在努尔哈赤的激情领舞下，血气高涨，飞沙走石，大有吞象之势。据史记，当时明将闻金胆战，摊上出征诏命，竟号啕恸哭，哀己不幸。1622年，13万明军覆没，崇焕主动请缨，以书生之躯担武将之职，镇守宁远孤城。1626年，努尔哈赤猛攻宁远，崇焕血书立誓，将老母妻儿迁至城中，奋战3日，以万卒破十倍之敌，努尔哈赤亦为炮火所伤——此役乃其平生唯一败仗，不久郁终。皇太极为报父仇，又率兵猛攻宁远，均被击溃。崇祯元年，崇焕被授兵部尚书兼右副督御史，督师蓟辽。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从内蒙古绕道，偷袭京城。崇焕星夜驰援，风雪行军3昼夜，于城南与敌激战，崇焕身先士卒，“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皇太极知难，悻悻退兵，自此未再犯京师。
此时的袁崇焕，已成大明残局唯一有效的棋子。本来，这枚棋子若运筹得当，至少可让敌我在战略推手上多几个来回。可惜，史上那令人吃惊的一幕上演了：皇太极略施小计，一项“私下通敌”的暗网自天而降，缚住的不是别人，正是心无旁骛、一心抗金的袁崇焕。罪名轻易成立了，崇祯三年九月初七，崇焕被“寸磔”于西市。寸磔，即凌迟，即千刀万剐。“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崇焕死了，死在崇祯上吊前的第14个年头上，死在他拼命维护的社稷手里。细究死因大概多余，谗言、构陷、昏帝、个人清高与过度自信……这些元素在忠烈生涯里皆可找到。“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原属咏志的清风之叹，竟与其后的命运有着惊人暗合。是历史之巧，还是精英的宿命？
死因不究，死状却耐人寻味。
除了看客的喝彩，那一片片血沫飞溅的皮肉，也被当场竞拍，嚼一口，啐于地，呸一声“汉奸”……爱国者即这样被另一群爱国者给分食了。应该说，这样的场面确让我们——“人民群众”的后嗣们尴尬，因为虽同为铮骨，但来自民间的待遇却不一样：于谦就义，百姓哭泣，冒杀身之祸去祭奠；岳飞赴死，街民流泪相送，诅咒奸佞；熊庭比下狱，市井流传歌颂他的抄本和绣像……无疑，这些精神答谢是对英灵最好的抚慰，如此的民心确给“人民”
概念添了光彩，也隐隐旁证了那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崇焕的遭遇又如何解释呢？那份悲凉与绝望，恐怕只能以“深渊”来喻之了。没有响应、声援，没有体恤、同情，历史上的同类在临终前多少都会找到一点的精神依傍和温暖（那点温暖足以让一个死囚带着足够的尊严和对未来的信心，从容地告别这个世界），在他这儿，真是片鳞半爪也没有。除了袁崇焕，谁会冤得这般痛彻？谁被抛弃得这般赤裸？基于此，崇焕之死在史学上有“第一冤案”之称。
这一回，“人民”真的失察、失聪、失明了。
其实，此般历史悲情从未拂袖而去，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力量能把这两类“人民”、两款“爱国”拉扯开。想想吧，在罪证如山、众口凿凿、只有一个信息源和舆论调门的前提下，你有何理由不跻身于那“正义”合唱？比如“反右”“文革”，比如“将某某永远开除出党”的大会上，有谁落后过？据史载，崇焕死后，“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那颗死不瞑目的血颅，终日悬于杆上，忍受空荡荡的落寞和曝晒。
黑夜里的黑影
接下来的事，是我真正要说的。
“寸磔”后不久，某月黑风高夜，一身手矫健的黑影偷偷攀上了城杆……一大早，守卒发现，崇祯朝最重量级的头颅不翼而飞了，这可是惊天大案，朝野惶惶，巷语纷纷，皆不得其踪，它神秘蒸发了。
明亡后，因抗清之故，袁崇焕继续以“国家公敌”的名义列入讳语。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不知何故，这位文治武功的天子突然挂念起那个被祖辈构陷的宿敌，唏嘘之余，颁诏曰：“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悲悯也好，钦敬也罢，这份来自敌营的尊重，总算给了崇焕一个见天日的机会，也让一户人家走进了历史的视野。
原来，那黑影乃崇焕旧部，姓佘，名不详，后世称“佘义士”。盗得头颅后，将之葬于自家后院，从此隐姓埋名，守墓至终。去世前，他嘱咐家人将己埋在主公旁侧，并要求子嗣做到三件事：永不为官，勤于读书，世代守墓。
这份口嘱，为一部长达370年的家族故事作了奠基。
袁崇焕，这个流浪的冤魂，终于有了人间的地址。
该址的现代描述是：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
我的同事为拍摄《佘家故事》，跟踪数年，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也使我得以邻近地感受这个家族。
某天，我特意走了趟那个地方，下车才发现，那儿竟毗邻广渠门，广渠门，不正是袁崇焕与清军最后交锋的战场吗？事实上，墓园的气象出我意料，非但不见恢宏，反而幽僻得有点落寞：青砖矮墙的小院，水泥箍成的馒头坟，碑刻“有明袁大将军墓”，正前有石案，一束枯花散落；将军墓旁有个更小的坟，主人即那位冒死盗颅的佘义士了，佘碑低矮，中有裂缝，显然被修复过。小院二十多平方米的样子，收拾得很利落。
正是这种简朴和冷清，让我确信置身于一家私人墓园。这是纯正的百姓领地，是人住的地方，从草木到瓦片，皆透着一股民宅生活气息。供养它的是人之血脉、体温和炊烟，而非意识形态和权力资本。官方纪念馆的豪华修饰和政治油漆味儿，这里是没有的。
小小墓园有双重身份：将军墓和义士冢。至此凭吊者，也有了两个瞩目点：忠烈英德和侠士高义。
物换星移，三百七十个春秋，佘家后裔共十七代人恪循祖训，栖息在远离祖籍的皇城根下，守着先人，守着先人守着的东西。佘家的生涯故事和崇焕墓的命运沉浮，就像屋檐和瓦草，早已融为一体。人和墓，不是隶属与管理，而是一种亲情，互偎互依、相濡以沫的亲情。某种意义上，将军墓乃佘家的另一座祖坟，精神祖坟。
墓，是佘家的人生基石，也是全部家当。
墓，即宅。守，即业。死，即生。
家难国殇
纵观佘家墓园的命运，有一现象颇值深思：当时代将之忽略和完全遗忘时，它是恬静和安适的；一旦社会和权力有染指企图，哪怕施予宣扬和彰显时，它反陷入危机与挣扎。
和墓的寂寥一样，这个家族的人丁并不兴旺。
如今，佘家嫡传只剩下一位白发老妪：佘幼芝女士。她今年64岁，退休前是一家小仪器商店的售货员。半个多世纪来，她已成墓园最亲密的见证人和叙事者。纪录片《佘家故事》中，佘幼芝反复念叨这样一段话：“反正先祖临死的时候，就是这么交代的，要辈辈守墓，不再回南方了，袁将军是广东东莞人，我们家是广东顺德人，都不回了……”
墓园所在的位置，过去不叫东花市斜街，老北京称“广东义园”或“佘家馆街”。民国初年，康有为领头、各界人士捐资在墓旁修将军祠，康有为题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
1949年后，小院里来过一些大人物，周恩来、宋庆龄、朱德等，都曾在清明来祭扫。1952年，市政府拟把城里的坟墓全部外迁，有四位名流给毛泽东写信，吁请善待崇焕墓。他们是：叶公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
信是五月十四号写的，十六日，毛亲笔复函：“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
据佘幼芝回忆，她小时候，家有十几间瓦房。1955年，崇文区建第五十九中学，征用佘宅，另给佘家找了房。为了守墓，佘家没搬，大伯一家住袁祠的南屋，幼芝随母搬进从前羊圈改的房子。大伯和母亲去世后，幼芝就在这间房里结了婚，时值1964年。不久，“文革”开始，袁墓被扒，祠堂倾毁，将军碑陈于荒草，义士碑被垫了台阶，佘家收藏被付之一炬，唯一幸免的是幼芝父母与外婆的一张合影。很快，原本狭小的院落，又挤进多户异姓，并纷纷盖起私房。
终于，浩劫结束，一项拾遗补缺和物归原主的政策开始了。
从1978年起，佘幼芝四方奔走，吁求修复墓祠。这一求就是十几年：
无财无物，无权无势，仅凭一张妇人嘴在各个道场笨拙地游说，尤其要就“公——私”“家——国”的动机质疑作各种澄辩，其尴尬和涩苦可想而知。
这个以冢为宅的家族迎来了和平年代最大的考验。第十七代传人和先人一样，有着犟性子，佘幼芝发誓：一日未复墓祠，一日不剪头发！此间，她因病住院，无助时写过一首自勉诗，其中一句：“苦守灵园三百载，谁知我氏心中情。”
首先，崇焕墓面临一个“职称”问题。在中国这个官文化主宰的道场里，凡有价值的物件，无不渴望一件类似“黄马褂”的身份标签，这不仅决定日常待遇，更涉关其自保能力和安全系数，涉关它在危机时所能筹集到的外援。
尤其在政治大一统、私产没有庇护的年代，来自权力系统的鉴定和封号极重要。佘家小院也一样，经了那么多风雨惊悸后，它想为自己求一幅门神了，算个小小护身符罢。1984年，在佘幼芝呼吁下，崇焕墓被定为市级文物，职称不高也不低。但就在此时，老问题又来了：拆迁。第五十九中学为扩建，欲把墓迁往龙潭湖公园。佘幼芝急了，几百年了，这墓可从未动过啊……眼瞅着老太太气喘吁吁到处求告，小院的其他住户不满了：旧居不拆，安得新厦啊。冷嘲热讽、奚落挖苦扑面而来。幸好，第五十九中学的提案被驳回，墓址不动。
天不负人，在社会各界的响应下，崇焕墓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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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2）
1992年4月5日，清明这天，修葺一新的将军墓迎来了首批祭访者。那一天，佘幼芝换上新衣，剪去了长至腰间的发辫，那发辫早已霜白。
墓修了，消去了佘幼芝的最大心病。若说还有啥指望，即崇焕祠了。慢慢，事情有了眉目，2002年初，北京市文物局拍板：重修崇焕祠，兼设纪念馆。
谁知，对佘家来说，有史以来最大的坏消息骤然而至：52号院的十九户居民全部迁出，另予安置，佘家也在其列。
晴天霹雳。它意味着，宅与墓、生与死、家与国——这场延续370年的精神组合，即要被剥离开了。纪念馆无疑是更时尚、更现代化的做法，但它却是对“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粗暴拆解。于佘家而言，这是骨和肉的拆分。这等于把崇焕墓的“保姆”给驱逐了，把三百年前那个伟大的“遗嘱”
给杀死了。它光大了崇焕的名位和声望，却把崇焕墓赖以生存的土壤给剔除了。也就是说，两份同栖共生、浑然一体的东西，它抽取其一。在我眼里，这甚至有“买椟还珠”“杀鸡取卵”的味道，我把守墓这个“活”的精神行为看得比墓地更贵重，更有心灵的光辉和文化的延续价值。
无处安放的祖业
当然，官方并未把佘家完全撇开，作为答谢，作为装饰，拟聘佘幼芝为纪念馆顾问。这份荣誉，与栖息意义的“守墓”已有质别，它意味着佘幼芝及其后人，不能再以生活的方式进入祖宅，只能以客人的名义“回家”。
这算什么呢？文化拆迁？精神征地？
这不仅是个不平等条约，还是个缺少理性和智慧的设计。
佘家，不仅是为崇焕墓服务最久的生活“佣人”，更是其最天然、最权威的精神法人。佘家的忠义，崇焕的忠烈，还有什么比二者更能彼此诠释、互为注脚的吗？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精神组合吗？明明一家人，为何硬将之拆散呢？
为方便旅游吗？为弘扬文化和促成更大范围的公共消费吗？
那就更应维护资源的完整性啊。佘家故事，本身即一支独立的精神资源、一道罕见的灵魂风景，在当代，它比遗址更稀缺，更有资质成为“名胜”。
如果说，墓是物质遗产，那守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着的遗产。
我实在不解政府那个行为。难道仅仅为了易主？为了让墓地回归人民群众的怀抱？这样的物质归属和户主变更有意义吗？莫非在对方眼里，崇焕墓只是一处地产？
有段影像记录了这段日子的佘幼芝，画面中她泣不成声，伤恸至极。我理解老人的悲愤，她的人生就要变了，这个家族的人生就要变了。
老人一次次交涉、哭诉，希望奇迹发生，希望政府有所动摇，遗憾的是，对方与她一样，所有的耐心都基于一个固执的企图：说服。
我们的编导，用镜头见证了双方的一次对话，下面是一段语音场记——接待人：“时代变迁了，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也能变一变呢？”
佘幼芝：“别人的先祖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房子、地、金银财宝，我的先祖却不是的……这个忠义精神，如果说我要把这个守好了，那这就是祖先留给我的遗产。”
接待人：“所以说，我就想能不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住和看墓，不要给它混在一起，就是说这个不矛盾。你可以天天来这里头，天天来看，你晚上回家住，这儿有值班的，你也改善改善住房条件，别一辈子老住那个平房，你是不是也赶上享受一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东西呢？我刚才的那个词可能您不爱听，那咱换一个词，就是说我们不要叫聘，您就是终身荣誉馆长。”
佘幼芝：“如果政府需要我的话，我就回来，如果不需要我回来，那我就不回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地是国家的地，房子现在也成了国家的，如果说这个墓非要换给别人守，行不行呢？当然也行，但我的看法，那样它就失去了一种意义。”
接待人：“我想咱们目的都一样，你今天来跟我谈这个，也是为了把祠修好，咱们要方方面面考虑。第一它作为文物，现在是市级的，将来可能是国家级的，文物有文物法的规定……将来要是修出来，里头绝对是不能生火、做饭的，不能这么去生活。”
佘幼芝：“如果说您让我搬走的话，那就意味着不在这儿守墓了，什么叫守墓呢？形影不离，是吧？一直在这儿，我们先祖死的时候就这么跟后人说的。我们要辈辈守墓，一代传一代，也不回南方老家了，先祖的遗志到现在，已经第十七代了，时时刻刻在我们心里面。祖先不让做官，十七代了没人做官，但祖先让我们读书，为什么读书？读书好明白事理。”
……
搬迁，已是板上钉钉。考虑佘家有困难，文物部门用佘家应得的补偿款三十万元，又贴了四万两千元，帮其买了套房子。2002年5月22日，佘幼芝一家离开了52号，去了几公里外一个新区。
焦平，佘幼芝之子，2003年6月，遇车祸身亡，年仅二十九岁。这位佘家第十八代人的不幸，竟然又和守墓有关。2003年，广东东莞建袁崇焕纪念园，邀请佘家派人守衣冠冢，也许想弥补在京不能守墓的遗憾，焦平愿意前往。当时他在苏州打工，若去守冢，即意味着要在广东定居，正谈恋爱的他，希望和女友同去，于是决定先赴吉林拜见女友的父母，不料此行踏上黄泉。
2004年年初，纪录片完成前，编导再次探望佘幼芝，也许刚经历了丧子之痛，老人情绪非常激动——“我现在心里特别激动，别提这事，一提这事，我心里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在我孩子面前，在我先生面前，我怕他们替我着急，我也不敢难受啊，我就背地里，上厕所或者做饭的时候，我的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流……我总觉得这是我的遗产，他们说，房子、地是政府的国家的，但是守墓是我自己的遗产啊，他们不能剥夺我这个权利。我要求不高，我要求一点也不高，我要求在附近，哪怕给我一个半平方米的小房，叫我离那儿近一点就行，我出来进去的，我天天能看到它。我心里头疼，我这心都疼……我回去一看，野草丛生，草那么高了也没人剪，那里面什么都有，什么塑料袋、烟卷头，还有他们施工单位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