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拉底来说，“吾道一以贯之”，为此不惜献出的生命；而对于商鞅来说，投身政治却成为一个死不瞑目的人生悲剧。在人与制度之间，他们都是牺牲者。然而，牺牲的本质却有天壤之别：苏格拉底是主动牺牲，商鞅是被动殉葬；苏格拉底是开启民智的殉道者，商鞅是君主专制下的战败者；苏格拉底为他热爱的制度牺牲了生命，商鞅呢，他最终被他自己创立的制度断送了生命！
苏格拉底有无数次逃生的机会，但他却把自己送上了牺牲的祭坛。在离开法院的时刻，他大声宣告：“我不是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罪，而是因为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献媚。”
最后一个晚上，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克里托悄悄进入牢房见到他，建议他越狱。因为不公正的判决是无须理会的，狱卒已经买通，逃亡路线已经安排好。他说：无论苏格拉底逃到哪一个城邦，那里的人们都会热情欢迎他。
苏格拉底又拒绝了。这位法庭上因为放肆激怒陪审团的被告人竟然认为必须尊重法庭的判决，哪怕这判决是不公正的。
整整一个晚上，克里托和老人一直在激烈辩论。这场“恶法是否是法律，在他废止之前是否必须遵守和得到执行”的辩论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大学法学院的沙龙中进行，与两千年前讨论相似的是，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为了说服老人，克里托甚至采用了激将法，他认为：“拒绝挽救自己生命的行为有违美德，行为人应该感到羞耻，甚至是一种罪恶。”
苏格拉底淡淡地说：“一个人被冤枉时也不应该做坏事，尽管大多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做坏事、以怨报怨、以伤害对方作为自卫的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在他讲明了应该遵守法律，不能逃亡的理由之后又补充说，“克里托，亲爱的朋友，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像我听到了神的声音一样。他们的声音在我的头脑中回荡，我不能不听他们的。”
（《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
在最后的对话中，这位伟大的导师给他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苏格拉底决心选择赴死，因为他始终坚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因为在古希腊，法律被视作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有良知的人首先是遵守法律的人，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更是一种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它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苏格拉底觉得自己不能违背和国家之间的这种神圣契约，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
苏格拉底要用最后一次行动来实践对真理和正义的维护，来证明和诠释善和美德的含义。相比于苏格拉底用生命去换取信仰的虔诚，所谓法律在商鞅这样的政治家眼中就太过虚无飘渺了。
在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刻，商鞅毅然决然放弃自己创造的制度而保全生命。
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是为己所用的手段，并不是什么社会理想，因为在商鞅心中，法治的本质其实是人治。比如他再三强调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平等性，刑法不分贵贱等级。但是当太子犯法，他又找出各种理由为太子开脱，说：“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结果让最多承担一定连带责任的公子虔、公孙贾承担了全部责任，而真正的凶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他在阐述“壹刑”时也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
这里的界定就没有把君主、王侯包括在内，而是对于卿相将军以外的人才适用“壹刑”，难怪太子可以逍遥法外。
失去真理支撑的人生注定是苍白的人生，没有信念构筑的理想也必然是贫血孱弱的理想。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相距并不遥远。他们如同两只扑火的飞蛾，又像勇敢逐日的夸父，都勇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然而，面临最后生死关头时，一个是端坐在监狱中巍然不动的苏格拉底，一个则是函谷关前慌不择路的商鞅。不同的人生终极抉择，显示出他们个人的价值取向、人格神韵方面的迥异，其中隐含的精神文化内涵，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垫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对中西方日后漫长的发展历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位是不畏强权的斗士，一位是君主门下的家奴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国家动荡，秩序混乱，中西方社会都处于震颤嬗变的大转型之中。在中国正是风云迭起的战国时期，原有的社会规范早已礼乐崩坏，各国变法如雨后春笋，雷霆震荡；在希腊，奴隶民主制陷入危机，“创造自由的人没有自由，有自由的人却不创造自由”。
但这一时期，西方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要知道，财产私有权不仅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同时也使人们的权力意识极为淡漠。
正是不同的国情，决定了苏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人生追求。苏格拉底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在他一生的行动准则中，始终旋转着一个追求“人”
（公民）基本权利的精神内核，即追求每个公民平等的地位的社会理想。而商鞅终其一生都匍匐在专制君王的脚下，以君主的意志为最高权威，他自己从无违忤，更不允许别人有丝毫的怀疑。他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集中营，通过不断放大刑法残酷性，来维护专制统治，驱使人们走向一种普遍的精神奴隶状态。同样作为那个时代的精英，苏格拉底和商鞅引领着各自的国家走向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在欧洲文化史上，苏格拉底一直被看做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苏格拉底对于雅典公民的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天才的哲学思想。在他身上，洋溢着一种强烈的作为普通公民的良心和责任感。为了实践这种公民的责任，它既可当沉湎于玄思异想的哲人，又能当冲锋陷阵的战士，可谓文武兼备，内外兼修。和平时代，他就是雅典的良心，抨击时弊，激浊扬清；战争来临时他更是挺身国难，赴汤蹈火。
在雅典与斯巴达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以四十多岁的年纪，参加了三次战役。在战场上，他英勇作战，不畏强敌，两次救战友脱离险境。
当军队被切断供给时，苏格拉底忍饥挨饿身先士卒；在严寒中，别的军人大多都用毛毯裹着身体御寒，而苏格拉底仍旧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赤着脚在冰面上行走。另一次失败撤退时，苏格拉底镇静地昂首阔步，“环顾四周”，使战友的情绪得到稳定，顺利撤回。统帅拉凯斯将军也不由得盛赞苏格拉底为了城邦荣誉表现得沉着坚毅，他说：“要是人们都像苏格拉底那样，我们的城邦的光荣就能得到维护，大溃败也就不会发生了。”
同肉体的勇敢相比，苏格拉底在政治上的责任心和正义感更令人钦佩，他就是秉承公民良心，无私无畏地反抗暴政，坚持真理。
苏格拉底发誓要做只马虻，要刺醒雅典这匹沉睡的大马，尽管对于一匹大马来讲，一只小小的马虻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但苏格拉底毫不在意，他“常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早晨总往那里去散步并进行体育锻炼；当场上人多起来的时候，总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在别的地方凡是有人多的地方，多半他会在那里；他常做演讲，凡喜欢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听”。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苦口婆心”去唤醒人们的理性。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比直接参政能起更大的效果。
可公元前399年的雅典城，时世不同了，雅典处于一个复杂微妙的历史阶段。
公元前399年，也就是审判苏格拉底的那一年，雅典城正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城面临强大战争机器所带来的生存压力。
战争期间，郊区大量的难民逃入城中，剧增的人口给城市设施和公共卫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导致瘟疫流行，这一切，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的实力。
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处于极大的危机和混乱中。雅典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精神空虚，人性堕落，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动摇。信口开河，背信弃义，利欲熏心，残忍、野蛮、道德败坏的现象，成为雅典战后的主要弊病。饱经伯罗奔尼撒战争洗礼，雅典的民主似乎依然存在，但是在空空的架子里面上演的常常是极其不民主的闹剧。公民们随煽动家的唇舌起舞，献祭的人们各怀鬼胎，建立在形式上的雅典民主制实质上早已风干了。
时局的动荡，社会的腐败，使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像马虻一样四处飞翔，想蜇醒这匹昏睡中的纯种马。然而事与愿违，已经病入膏肓、失去理智的雅典制度不敢承受舆论的尖锐刺激，力图去制止一切所谓蛊惑人心的言论。
一些为名誉地位考虑的执政者利用了这一制度的致命弱点。他们利用混乱的社会状态迎合当时的社会恶俗，以巧舌如簧误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它们混279淆是非颠倒黑白，使城邦的道德生活更加混乱。连与他交游甚广的朋友——被恩格斯称为“戏剧之父”的着名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也在其喜剧《云》里将苏格拉底刻画成一个行为怪异，专门教授诡辩术的人。在该剧的结尾，“苏格拉底”伤害的城邦公民愤怒地放火烧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苏格拉底”也葬身火海，残酷血腥之气令人惊讶！
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德没落时代，苏格拉底挺身而出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
他把雅典的战败和衰落主要归根于雅典人心灵的败坏，认为雅典人对自身的智慧和民主制度充满了无知的盲信，多数民众形成的意志成为政治生活的最高主宰。民主制度因无法约束公民群体中欲望的恣意和放纵，已沦为公民满足私欲和野心的工具。苏格拉底认为要拯救雅典，就要从拯救雅典人的心灵开始。他要求每一个公民在关注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同时，更要去关注美德。
在这个可悲的时代，苏格拉底就变成了可悲的堂吉诃德，他刺向堕落的雅典民主制的长矛，最终反弹回来飞向了自己。
w w wxiao shu otx ttxt小＿说天＿堂
第62章 苏格拉底与商鞅（2）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他一生拥护的民主制判处死刑。这是雅典民主制度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对于这个悲惨的结局，一位学者仅用简单的一句话解释：“因为苏格拉底向雅典人传授的知识太快了，超过了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在文学名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法官对再一次来到人间的耶稣说：为了政治，为了民众，我必须打压你！苏格拉底重复的正是这一悲剧。苏格拉底死于自己的同胞——伟大的雅典公民之手。雅典人用自己的双手扼杀了自己本应引以为骄傲的思想巨子。他们以自己的民主制度特有的五百人陪审团投票表决的方式，以过半约30票的结果宣布这位天才的死刑。
“多数人的暴政”虽然让苏格拉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源于苏格拉底并贯穿后来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反观同一时期商鞅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和苏格拉底的精神距离何止以道里计，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商鞅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如郭沫若在其着名的《十批判书》中曾说“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商鞅变法的后果”，并说商鞅是一位“重实际的政治家”；当今学者也大多称赞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改革家之一”。但商鞅的坏名声似乎也不分伯仲，后世将他归为法家，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商鞅的治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种激进的国家主义实验。一般来说，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才是变法的最终目的，可商鞅实行的却是棍棒下的变法。他通过种种愚民措施以高压手段达到尊君强兵的目的，商鞅不像后世的专制统治者那样还需在“内法”的表面披上“外儒”的伪装，而是赤裸裸地指出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必须“使民贫”，“使民弱”，“使民不乐”，最终要使“国胜民”而不是“民胜国”。在经济上，他认为“强国”与“富民”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能力，而且只能通过强制手段让他们俯首帖耳。这位秦国的变法者一上任就循循善诱地给秦孝公上课，说您作为一国之君，同样也是凡夫俗子，并不是在德行、智慧、勇力方面都比凡人高出许多倍的超人。
老百姓尽管聪明而且人数众多，但为什么他们却不敢和君主您作对呢？那是因为“权制断于君则威”，只要手操权柄，以“法”治国，老百姓就只有听天由命、赏罚由人分配了！
为了把每个老百姓都关进他设计的铁笼，他设计最残酷的“什伍连坐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这就等于把“告奸”制度化，严密化。而这种制度是建立在里保户籍制度基础上的。户籍制度从商鞅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了户籍制，秦国的老百姓就都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坏的。他们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对国家是危险的，国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须要有告密者，于是，商鞅把告密写进法律，并特别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奸”。
为了生存，每个百姓必须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探听“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亲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奖赏将是一个农夫十年劳动才赚来的钱，而且还有别的好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发了丈夫，那么做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连夫妻之间的财产也公开计算，并用以鼓励告密，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一大空前绝后的发明了。
在告密法实施不久后，秦国的民风就变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见了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说话；婆婆和媳妇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媳妇可以对婆婆大声叫骂。所有人都像防贼似的防着自己身边的人，包括亲人。
为进一步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必须采取单一的重刑手段，只有当人被成功地单一化，都成为思想被完全“统一”的人后，单一的目标方能迅速实现。
商鞅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在他主政下，当时活跃于中原各国的那些游侠、歌姬、说客、武士、儒生、商贾、刺客等社会上最活跃的人员，在秦国全都绝迹了，因为这些人是社会上的“五蠹”，必须铲除！
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异端邪说”被彻底否定和排斥之后，当人们的思想观念被彻底纯洁化之后，真正的思想实际上也就随之而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帮简单愚昧、贫穷安分、柔弱驯服的“人”，并最终被“国”和“政”“所胜”，即被专制政权彻底压服和控制。
商鞅把全国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思想监狱”，而自己则成为手执鞭子严酷驱打人民的君王家奴。在这种变法思想的指导下，秦国全国上下成了一架运转井然的机器，成为步伐整齐、服饰一致的集中营。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每个秦国人都变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形态。它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下来，它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苏轼曾经叹息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实施的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愚民政策”，遵循的就是秦制，而秦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创立又皆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