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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思体现了金庸作品灿烂夺目的思想内涵。但金庸在虚化《笑傲江湖》的历史背景时，同时虚化了小说里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加强了道家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学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前者的代表是少林的方证大师和武当的冲虚道长，后者的代表是华山的令狐冲和衡山掌门莫大先生。
“一个破败的小酒馆，充满了低俗的气息。桌上一壶猴儿酒，窗外阳光温暖。一个落拓的人坐在桌边，神情飞扬，衣衫褴褛掩饰不住他的豪放不羁。”
我一直想象着令狐冲以这样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有着哈姆雷特式的犹疑，所有争雄江湖的野心都在猴儿酒的酒香中散去，他只想重返过去，重返华山的往日时光。令狐冲的忧伤和彷徨表达了个体面对时代的脆弱，从而唤起人们对每一个生命的尊敬。如果不去重复想象的生命，人就永远不可能充实地活着，想象力的缺乏使人无法存在。所有的江湖恩怨都是预言，最终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归旨。小说家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现实性”，而是人物的“真实性”。随着令狐冲武学境界的提升，他能够跳出华山派的拘束，并跳出天下各门各派的拘束，看破了所谓正邪不两立的虚妄，从而成为一个“自由武学分子”，才可能无所顾忌地捣毁“历史与传统”的必然逻辑。
作为一种类型化的作品，武侠小说本身提供了一种逃避式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凸显的是对于传统伦理、江湖道义的回归与怀旧，而不是杰姆逊意义上对于“当下”与救世神学式的“最终治愈的时刻”的怀旧与回归。读者沉迷于武侠小说之中，实际上是与小说主人公的认同状态相一致，从而达到一种自我幻化、自我遗忘。真正意味深长的武侠乌托邦不仅仅是构造一个“懒汉的乐园”，而是在编织梦幻的同时，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关注，《笑傲江湖》、《鹿鼎记》诸作莫不如此，这正是金庸武侠“寄托遥深”之处，也就是在这种有关现世惨痛现实的戏剧化、陌生化的表述中，我们能够辨认出现实世界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金庸小说的讽刺策略，达成一种亦庄亦谐的文化批判。
《笑傲江湖》的最后，令狐冲终于归隐在一个玄奇神秘之所，与金庸笔下的其他男女主人公一样是不知所踪。这样的安排其实反证了这些英雄侠士的逃避与无法自由，他们神秘而不可言说的归隐地点、他们不知所踪的命运，反而使他们成为卢卡奇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个“先验的无家可归的人”。无招可以胜有招，但无法自由的悲剧意味却不可能被大团圆的结局所掩盖，金庸自己也承认：“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
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就像月儿的阴晴圆缺一样，此事古难全。我们迷醉在英雄侠士表面上的个人自由，却没有看到“江湖世界”
背后强大的主宰性和操纵性异化力量。沧海一声笑，世间已无自由可言。
民族篇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作品，写于1957年到1959年，先在《香港商报》连载。此书是金庸武侠创作上确立自信心的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宗师地位，而后他连写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两部相关长篇，一部比一部成功，形成了金庸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空间坐标，金庸划定了小说的内在思路与故事背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绰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后来无数武侠作品竞相模仿的写法。《射雕英雄传》
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虚构的人物开始与历史人物比肩，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这样的写法，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倪匡对男主角郭靖不太满意，在英雄人物品评上，认为“无可置评”。但郭靖却是金庸小说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虽然过于完美，却是金庸极端理想化的产物。郭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如朱子柳道：“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
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神雕侠侣》）
上海学者胡晓明在《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一文里如是说：
“郭靖是一个气味纯正的英雄。任何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于这个人身上都显得龌龊小气。他的身上有着久远的文化血脉，接通着中国古代的圣王气象、豪杰意境。这样的意境，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是再难出现了。如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等脍炙人口的大侠，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豪杰功业。都是在历史的大关头，临危授命，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
似乎学者都认定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儒家情怀，但细细分析，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郭靖的儒家风范更为明显，从“射雕”到“神雕”，其儒家情怀倒是越来越浓。
行侠仗义似乎是英雄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很有点“原善”的味道。像《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被金毛狮王谢逊问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张翠山只能无语，在张翠山的心里，行侠仗义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此下被谢逊一问，才觉得这是个问题。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大词是不可置疑与天经地义的，一切所谓的“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同样遇到了这种“精神危机”，“翻来覆去地想着，越想越是糊涂。”丘处机给他解道，但丘处机武学修为不够，郭靖并不信服，后来被师父洪七公的一番“义正词严”的棒喝所惊醒，从而成长为一代大侠。
然而细究洪老叫花的一番话：“老叫花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花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其中大有疑问，每个人杀人都有理由，都认为对方是恶徒、该死之辈。但谁有权力作为审判者，缺席的审判无法令人信服。金庸对此也有反思，在后来的《天龙八部》里揭示出“纵有奇特个性和神通，依然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而在《笑傲江湖》里则破除了正邪不两立的虚妄。可惜金庸未能更进一步，破除国家的神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依然是他信守的理想理念。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宣传时代，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
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死亡成为理想的必经之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一剂迷幻汤，许诺国家神话的道德纸冠，让每个人不断奉献宝贵的生命，为武侠江湖的共产主义鞠躬尽瘁，意为“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个人已经完全不重要，国家和人民成为终极目的。
《射雕英雄传》的根基在于儒，“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郭靖实践了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然而儒家入世的民本主义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着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人们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一点上来说，《天龙八部》中的主角萧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远为艰难的选择。学者何平认为，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但在金庸后期的代表作中，《天龙八部》的根基在佛，《笑傲江湖》的根基在道，《鹿鼎记》
的根基在西方。可以看出，后期的金庸已经走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
的影响，封笔之作《鹿鼎记》的选择是西方文化的印照绝非偶然，“《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
《射雕英雄传》另一主角当属成吉思汗，金庸对历史的兴趣有目共睹。
从《射雕英雄传》后记及附录可知，金庸对元史极为熟悉，成吉思汗的重墨书写，居然还引发台湾文化官员封杀《射雕英雄传》一书，怀疑“有鼓吹毛泽东之嫌”，不许在台刊行。成吉思汗在临终时跟另一主人公郭靖有过思想上的交流，曾说：“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
从成吉思汗自身角度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也不过是“为国为民”而已，他为自己的蒙古帝国南征西伐，夺得更多的土地，为自己的子民掠抢更多的金银财宝和女人。然而“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相对《鹿鼎记》里的江湖奇人韦小宝，以流氓身份而成就的勋业令任何英雄都难及万一：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复台湾、指导俄国的宫廷政变、为江湖各路好汉快意恩仇……他的文武事业和从容进退，使一切圣王怀抱和英雄道义黯然失色。
“金庸汇通古今的学问修养，势必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面临一个并不深奥、但不易回答的问题：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与历史真实和现实存在取得一致？对于这个矛盾，金庸显然深有会心。他从来不为他的侠义英雄设计大获全胜的凯旋，比较乐观的几部小说中也只有差强人意的成功，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尽管金庸没有彻底破坏通俗作品大团圆的程式，但他小说中弥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气氛，已经强烈地暗示侠士无法逃脱的历史困局以及他们在这种困局中事实上的无所作为。”何平先生这段话已经说明了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的无可挽留，同时印证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虚妄。正所谓：侠之大者，本是心魔；为国为民，更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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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纵使君来岂堪折
李非仙
世界光影斑斓，总有一些事让人看得荡气回肠，咀嚼再三，一边惊艳于生命的柔软，一边却又仰望着人生的坚忍与不屈；总有一些女子令人心疼不止，为她泪零如雨，为她笑靥如花，为她倾尽一生的爱怜只愿换来她痛心时的回眸一笑。
风尘中女子的爱情，少有善终。纵使她们温婉沉静，不减豪门千金，纵使她们对爱的渴望如火般炽烈，纵使她们爱得沉痛悲怆，不惜用生命来扞卫自己的那份真情，可是她们只能讨得世间男子一时的欢心，繁花盛开，义不容辞，却怎么也结不出深秋的果。即便是以风尘之地为净土的苏小小到底没有逃得出被人摒弃的惨淡宿命。
在那样一个男子强权的社会，女子本就没有地位可言，一个烟花女子，就算她绝世独立、惊若天人，在一般男子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件精致无双的瓷器屏风，可以用来欣赏陶醉，用来装点门楣，用来炫耀攀比，甚至可以赠送给别的男子。
柳氏即是这样一个婉娈柔软的女子，她身后温存而跌宕的身影，是一条优雅而青翠的柳枝，扶风照影，婉转缠绵。在不经意的一瞥看见那道身影，从此牵住了人的情思。这情思淡若草香，薄如蝉翼，但她却有着金蝉宝丝的柔韧，穷尽了力气仍旧撕扯不断、抛闪不开。
唐玄宗天宝年间，她是长安豪客李生宠爱的姬妾，美艳不可方物，谈吐疏朗清隽，李生疼爱非常，把她安置在一所别院之中，时常宴饮新交故友。
唐代最爱风雅，她细致的才情浸润在男子之间，本是无意，却引来他们的倾慕。只是她知道，那些男子看她和李生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拿来向别的男子炫耀的资本而已。依附于他们虽能过得一时安稳，却要承受一生内心的寂寥，她不愿意。
就算她不愿意，也是无计可施，直到韩翃的出现。
韩翃，落拓不羁的诗人，仕途蹭蹬的秀才，虽然窘迫，却是诗名远播，就连九五之尊也知道长安有一个写“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才子。李生和韩翃一见如故，彼此倾心，就把他安顿在了柳氏别院的附近，流连于酒宴歌谈、饮酒赋诗。贫乏失意的诗人，总会在借酒浇愁的时候写几句发牢骚的诗，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与孤寂。那时的女子尚都单纯，在功利现实之外还有能够获得芳心的筹码。韩翃身无长物，只是那一袭青衫的忧郁情怀正中了她的心思，使她隔着华美的屏风有了同病相怜的悲与欢、忧与乐、疼与痛。
酒尽席散，韩翃别去，她看着他身后那一道被秋山夕阳渐渐拉长的身影，若无意，若有心地对侍女说了一句“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道出了心中尚不自知的秘密。有了这个秘密，苍茫的人生走出了别样的景致，小小的情思爱慕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神情体态，如小桥溪水，长流不止，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李生虽然粗豪竟也有着细腻的心思，他看得出她对韩翃的着意，知道这个女子不再甚至不曾爱过自己，与其死守着不放将之溺死，不如好聚好散，留一个还可以做朋友的借口。
那天又是诗情游离于酒席之间的时候，宾客言谈甚欢，忘记了残酷的现实，尽情于李生韩翃他们自己编造的一个似真似幻的如意梦境。李生突然说了一句“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
使陶醉在诗情画意中如癫如狂的韩翃顿时惊吓得面如土色。柳氏的姿容韩翃向来是极为仰慕的，如同他仰慕李生金碧辉煌的深宅大院一般，梦中依稀常见。李生素来豪阔，只是韩翃想不到他竟会慷慨到这种地步，连自己钟爱的女人都能拱手相赠。
韩翃是懂得进退的男子，战栗着起身推辞：“蒙君之恩，解衣缀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生一心只为成全柳氏，着意要将柳氏赠送与他。柳氏知其恳心诚意，心中如风拂过微荡微漾，这是她爱情的唯一出路，错过这次，今生就再无希望。看着韩翃唯唯诺诺踟蹰不定，只怕他一不小心说出一番坚决的话来，心中温存的情思就再无着落，顾不得女子的矜持，她牵衣出席，向李生拜谢再三，喜容满面地坐在了韩翃的身旁，饮酒谈笑。
韩翃犹是惊疑不定，来不及思索反应，身旁就已多了一位朝思暮想，却又从不敢有非分之念的女子，如行走在春意荡漾的午后，突然间纷飞飘舞的柳絮毫不掩饰地扑向胸口，不及阻挡心就已被她牢牢捕获。幸福虽然来得猝不及防，但是如花美眷不求自来，不必考虑丝毫道德上的谴责，却也乐得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笑意盈盈，柳眉轻扬足见其内心的满足与欢愉，以为自己终于收获了爱情，此后的人生就是将之悉心经营并享受其中的欢乐无穷。
没有金钱羁绊的爱情虽然令人向往，相濡以沫却毕竟辛苦，李生不忍自己宠爱的姬妾和朋友如此生计，拿出三十万贯钱财作为他们爱情的资本，李生的慷慨成全，消融了他毫不留情地将之赠人的行为在柳氏心底留下的伤疤。
他虽然没有不舍但终究是成全了自己的背叛，不但没有惩戒，相反还给予了奖励，作如是之想的柳氏对李生的慷慨心存感激，但她却永远不会知道这慷慨成全背后竟是怎样的真意。
韩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韩翃之才，才子佳人两情相悦是人间少有的花好月圆，只是故事并不到此结束，岁月车轮依旧前行，那些毫无准备的人被它拉扯着踉踉跄跄地奔向未知的命运。
第二年韩翃进士及第，碍于柳氏的深情不忍提出归家省亲暂时分离的言语。她看得出韩翃的心思，知道爱不能纠缠，如同心高气傲的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