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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文人，从古至今，都一抓一大把。稍有不同的是，我们给主子充当玩具的文人，不仅充满了生命挑战，而且还充满了滑稽与危险。慈禧时期，有个文人给老佛爷写扇面，写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结果，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由于激动，此人竟把老王的“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写掉了。老佛爷顿时玉颜凝霜，凤眼增寒。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好在文人毕竟是文人，只听得文人说，最最敬爱的老佛爷，微臣写的不是诗歌，而是一首词呃。老佛爷说，念来。文人开始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大悦。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可谓是玩具文人的极致之一，机智、风趣、幽默，充满了调侃格调。在与皇帝的周旋中，运用了自己的基本智慧。而另一个文人，司马相如，在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之后，以为找到了青天白日的光明前景，基本上丧失了自我，最后在渐渐失宠之后，不得不长吁短叹。由此可见，做文人没有自我也是可怕的。秦始皇时期的李斯，当然是个文人，而且是个非常可怕的文人，收拾起同类来，毫不手软，后来，却落得东门腰斩的下场。当他腰斩别人时，却没有想到自己，不得不令人一叹。做文人做到这种份上，实在也没有意思。
所以，当文人失去自我的时候，阴暗的那一面常常膨胀。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文人一旦得势，那份趾高气扬，旁若无人的架势，的确让人害怕。可一旦失势之后，那份丧家狗的垂怜，不顾羞耻的低眉顺眼，却又使人不齿。当年的严嵩——严大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文人。在《万历野获编》里，明朝人沈德符有如此记载：“严分宜（严嵩）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其诗集《钤山堂集》，《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价也很高，纪晓岚在编纂时，也不忍去之，认为在“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由此可见，能在大清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高的评价，的确“不俗”。严嵩的诗歌，不仅意境开阔，气势博大，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情景交融，情真意切，深得诗歌三昧。我们且读他的《喜友人至》：“下马柴门日已曛，灯前悲喜话同群。空江岁晚无来客，远道情深独见君。瓦瓮细倾山郭酒，藜床闲卧石堂云。莫言古调只自爱，且诵新篇慰我闻。”此诗所表达的情怀，可见一斑。更重要的一点，严嵩早年苦读，通过正规科举，一步一步往上走。据史料记载，严嵩长相可人，身材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而且严谨自励。为政勤勤恳恳，不敢丝毫马虎。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在皇帝弄獐捉床的召感下，渐渐失去了本我，以至另一个自我，畸形膨胀，最终导致凄惨的结局，迄今仍然被人唾骂。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严嵩的走向，完全与当时的朝廷风气有关，一个国家全民糊弄，假话连篇。上至皇帝，下至村姑野老，都没有一句真正意义上的人话，可想而知，身在染缸里，要想不变色，当然没有可能性。明史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严嵩早年与晚年的变化。虽然史料也未必可信，但还是能够泄露出一部分真实的。
严嵩作为文人典型，到最后，却落得家破人亡。按照严嵩的智商，是不应该走到这一步的。但事实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由此可见，文人在自我膨胀之后，常常闭目视听，根本辨不清方向，认为天下之大，除了皇帝就是自己，有了这种畸形心理，要想不玩完，都没有可能性。当然，文人的自我膨胀，常常与权力走在一起。一个没有权力的文人，再怎么膨胀，也胀不到哪里去，最多，在家里，对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拿腔拿调吼吼，如果有老婆孩子的话。
权力，常常成为文人的心病，也是文人最大的致命伤。一旦把握不好，结局都很凄凉。当然，也并不是说，文人就不能抱养权力。当年苏东坡在权力面前，表现出来的内在气质，就非同一般。这当然要归功于老苏那颗坦荡的心。
在权力跌宕面前，无论沉浮，老苏都几乎一笑了之。后来，老苏在发配路上，一路跌跌撞撞走来，虽然苦涩，却也颇有心得。不用说，老苏的旷达来自于心态，心态来自于涵养，涵养来自于积累。我们今天评价老苏，都会认为，老苏作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定力是够的；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老苏是可爱的；作为那个时代的官员，老苏也是可敬的；而作为风月场上的浪漫诗人，老苏更是可爱的。
如上所述，文人一旦把自我放在自我膨胀的世界里，就很难把握好生命走向。如果这时，文人的内在良知已经泯灭，则更是危险。我们不否认，文人的内在来自于自我，但更多的却是与社会紧密相连。当年文天祥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最后的结局是那个样子。作为文人的文天祥，面对国破家亡，文人的内在良知不自然地开始升华。其实，作为政府官员的文天祥，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但事实上的文天祥却这样做了，明知不可为，却偏偏要去为，偏偏要把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上。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有些“迂腐”。
但在实质上，这是真正的勇者，是绝对的大勇，也是真正的勇者不惧。这就是文人的内在骨头：可以被毁灭，不能被打倒。我们从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歌中，完全可以看出，文天祥当时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在那个时刻，个人生死算什么呢？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家都不存在了，个人又到哪里去呢？作为文人的文天祥，在这个时刻，考虑的出发点，只能是国家存亡，而不是个人的基本出路。也许有人会说，文天祥实际上是一个权人。这点，我们不否认。但在实质上，文天祥还是一个文人，或者是权人背后的文人，权力只是他的外衣。文人的内在良知始终在他身上闪现光华。
当一个国家面临国破山河在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总是会挺身而出：要么忧国忧民，要么率先呐喊，要么把自己的心血与文字化成民族的刀剑。当年的杜甫，面对安史之乱的混乱格局，忧从中来，其忧郁雄浑的诗歌，直指社会，直指当时的社会统治者，其“三吏”“三别”被后人誉为“诗史”，可见其诗歌的内在力量。当年的鲁迅先生，面临社会的整体黑暗，以一个文人的应有良知，把自己的心血与生命，化成了民族呐喊的声音，这一声呐喊，唤醒了许多熟睡的人们。无论小说、杂文，都直刺社会的黑暗深处。我们今天读来，依旧感觉先生的文字，冷峭的外表下，仍有一颗火热的心。由此可知，文人的内在骨头，在社会黑暗的敲打中，总是越来越闪亮。我们最不能忘记的，常常是黑暗中的光华。因此，文人的内在一旦被烽火点燃，迸发而出的，常常是炽热的岩浆。
我们不否认，文人是社会的载体。文人是社会塑造的，也是社会毁灭的。
当一个国家整体黑暗的时候，要么全体沉默，要么文人率先起来，中外历史都能说明这一点。中世纪的黑暗，导致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是一条漫长艰辛的道路。马丁通过自己的有生之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完成了宗教上的社会转向。虽然这是宗教上的故事，但我们仍然可以看成是文人思想的载体，是思想者自我道路的回归。从马丁的生平经历来看，马丁首先是一个文人，由文人而宗教，心理的内在，经过社会走向，产生出强烈的意志。我们如果读过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宗教历史小说《君往何处去》，不多不少就能明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良知者，在面临社会的重大抉择时，常常会抛弃小我。
因此，当文人成为社会载体的一道风景时，谁也无法否认，文人的内在良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无论文人内心多么黑暗，一旦成为社会载体，与社会的基本走向紧紧相连，单一的文人自我就消失，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已不再允许个人独自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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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1672年，一个乡村妇女的非正常死亡
——读《王氏之死》
朱千华
一
1668年7月25日郯城县发生了地震。傍晚，月亮刚刚升起，除了从什么地方发出的一阵可怕轰鸣声往西北方向而去之外，一点预告也没有。城镇里的房屋开始晃动，树木先是有节奏地摇摆，然后是更厉害地甩来甩去，树梢都快碰到了地上。接着一阵剧烈的震动使整片的城墙和炮台、县衙门、寺庙以及几千座私人住房全都倒塌下来。街道和房屋底下开了很大的裂口，水从地下喷射出来高达二十多米，水流冲下道路，淹没了沟渠。那些站着的人感到他们的脚好像踩的是旋转而失去了控制的圆石头，摔倒在地上。
二
世界汉学家，我顶礼膜拜的有两位：高罗佩与史景迁。高氏狄公案系列伴我度过学生时光，彻夜捧读的情景历历在目，只是高氏早已作古，那种激动人心的阅读快感也很久没有了。一直到史景迁出现。当然，现在再来说史景迁似乎已经过时，但是我不能忘记他，如同我记得高氏一样，在我写作的同时我感觉他就坐在我的身边。目前我读到的史氏作品，有远东版系列八册，广师大版《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这么多书读下来，耗费我半年光阴。远东版史氏着作读完之后，一直满怀期待史氏新作面世，令人遗憾的是，《前朝梦忆》不尽如人意。想来想去，读张岱的人很多，很多篇章都能背诵。那样精妙的文字，经由你的一番描述，总让人索然无味。
远东版的《王氏之死》是所有中译本当中最薄的一本，也是史氏作品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王氏之死》叙事地点是山东郯城县。当地“没有任何可出名的事情，没有什么杰出人物，有关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数据匮乏”。
这话有失偏颇。郯城乃古郯国故地。“孔子师郯子”的典故即发生于此。
郯城县我去过。二十多年前，我从扬州坐班车去郯城，半天时间即到，那是苏鲁两省分界线，过了新沂就到郯城。时值深秋，逛荡城中，不见车水马龙，人烟不甚稠密。猛抬头，见一尊雕像，峨冠博带，气度非凡，矗立十字路心。乃是郯子。匆忙拜谒，绕雕像数周，良久离去。
问讯地方古迹，有长者遥指马陵山，言魏齐马陵战遗址，可为一观。第二日，急驱车前往。据我所知，马陵古道遗迹，史书中语焉不详，世人皆言山东莘县最为可靠。然郯城马陵古道亦颇神秘壮观。马陵道在郯城县境马陵山地段，南起大尚庄乡孙家塘，北到清泉乡九道湾，在郯城县境约40余公里。
马陵道分山顶道、山涧道、河谷道，马陵道旁，有关马陵之战的地名、村名比比皆是。
总体上来说，郯城是一个古国所在。这就是我对郯城的印象。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在历史长河中只能随波逐流上下沉浮，从不见什么大风浪，平静得让人几乎忘却。直到有一天，遥远的大洋彼岸，有位大胡子先生，把这座默默无闻的鲁南小县城，带到了世人面前。
三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写于1978年。1978年是中国历史苏醒的年代。
现在读这本书的很多年轻人，那时还没有出生。当时，国内几乎无人知道《王氏之死》已经出世，更无人知道王氏和她生活的那个郯城。
王氏是谁？她只是历史故纸堆中蚂蚁一样渺小的农村妇女。她的名字，她的家世，她的容姿，皆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她姓王。而且，在快要读完全书时，王氏才在行将收尾的第五章中，无声无息地轻挪金莲走到我们眼前。
然而，她没有走到前台的聚光灯下让我们看清她的身段与容姿，她出现在我们视角里仍是朦胧的身影。偌大的历史舞台容不得她逗留片刻，很快，她便隐身于一片渺茫的背景中，就像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丫环，匆匆给主人端茶倒水之后，惶恐离去。
等读完全书，我们才发现史景迁是位叙事高手。一个朦胧的王氏，吊足了我们的阅读胃口。其实读者想知道的，只是一个真实王氏的故事。“王氏之死”这样的题目，就好像作者洞悉王氏经历，要给我们讲述一个女人的情感历程一样。其实不是。史景迁所要描述的，是王氏所处的生活环境与社会背景，即鲁南小县城的一段历史。
如果把历史比喻成一棵大树，我们以往读到的历史，基本上是树根、树干、树冠、枝叶。而史景迁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锯开树干后出现的横断面——那种更为深入的一圈圈的年轮。当我们读完全书，感觉意犹未尽，想看清楚王氏的真实容貌。史景迁摊开双手抱歉地说：“其实她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你无可奈何，因为他的这本书，你已经读完了。
不错，史景迁找到了一个绝好的视角，那就是名不见经传的王氏。这种写法，常有大手笔所为。《红楼梦》从不起眼的刘姥姥开始，开启了大观园大门。小人物再怎么卑微，也是社会存在的一分子。这样的小人物，往往最能真实地反映出大历史的本来面貌。《王氏之死》的叙事，是从一次强烈地震开始的。1668年7月25日晚（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在山东南部发生了一次旷古未有的特大地震，震级为8。5级，极震区位于山东省郯城、临沭、临沂交界处。史称郯城地震。
四
史景迁之所以在《王氏之死》开篇描述这场惨烈的地震，是因为主人公王氏是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她侥幸大难不死，没想到五年后死于非命。这一切与那场地震有关吗？史景迁认为那场强烈地震对于小小的郯城县而言，不只是整个自然环境颠覆，更重要的是这场弥天大祸颠覆了整个社会环境。这与2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相似之处——核辐射后，很多动物出现变异。
黑夜里，有一种巨鼠大如猫狸，全身发出闪亮的荧光，行动诡异，有人担心，这些鼠类将会变成食人巨鼠。
我们现在之所以对郯城大地震有详尽的了解，这要感谢那些保存至今的史志、诗文和碑刻等数百种资料的记载，使得我们在今天能全方位目睹1668年郯城大震的真实情形。
时间：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1668年7月25日晚上八点钟左右）。
随着一道强烈的电光像紫色的云片在天空划过，大地如同磨牙一般发出骇人的雷鸣，并开始如筛糠般强烈摇晃。所有的建筑物像孩子手中的积木一样轰然坍塌。粗壮的桥墩像纸糊一样，脆弱得不堪一击。大地突然间像波浪一样起伏不定，有的地方撕开裂缝。地下水如同激情的喷泉，高达数丈。
一阵阵热浪夹裹着腾空而起的烟尘迅速弥漫了夜空。百姓们惊恐万状，眼睁睁地看着地面被撕裂，房屋倒塌，亲人被吞噬。一时间整个郯城变成了人间地狱，大人的喊叫声、妇孺的呼救声和伤者的呻吟声汇成一片，令人毛骨悚然。
城楼垛口、监仓衙库、官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俱倒如平地。城内四乡边地裂缝，或宽不可越，或深不可视。裂处皆翻土扬砂，涌流黄水，泉涌上喷高二三丈。周围百里无一存屋。那些男男女女一丝不挂，在街上裸奔……根据今天科学估算，1668年郯城大地震释放的能量，大约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的11倍。
当时的郯城知县是冯可参（邵武县人，康熙进士），目睹了地震的全过程，写下一首长诗——《灾民歌》，详细记述了地震时山崩地裂以及震后百姓的悲惨生活：郯城野老沿乡哭，自言地震遭荼毒，忽听空中若响雷，霎时大地皆翻覆……
五
令人感慨的是，郯城特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距离郯城北600里外的一个地方，伟大的小说家蒲松龄正与表兄李笃之烛下对饮。俩人相谈甚欢。忽然，大地开始摇摆。惊魂甫定，蒲松龄立即拿起笔，为我们记下了一则极为宝贵的“微博”：
【聊斋志异·地震】：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鸭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
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