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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彻底摧毁了我对中国武术的固有概念，我不停地问我爸：为什么你教的功夫和觉远那么不一样，我什么时候能赶上觉远，为什么你们拆手的时候一点不像电影里的，我们的门派和少林派是什么关系……我爸有点尴尬，无言以对，可能他的心里也有很多疑问，准备回去问师父。后来看祝延平演的电视剧《武松》，演到一个路见不平的壮士和蒋门神斗殴，被击毙的那段，我爸一边看一边发感慨：我的功夫只要能赶上这个壮士的水平就心满意足了。我突然间了解了我爸在江湖中的地位，连蒋门神都打不过的人居然是他的目标，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三流高手。刹那间我感到自己的江湖前途一片灰暗。
而直接导致我毅然退出江湖的起因是我和隔壁家的阳子换了一路拳，当时在江湖上很流行用自己会的功夫和别人交换，回家后我就很兴奋地告诉我爸，说换了一路特别牛逼的拳，为光荣我门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想到我爸立刻翻脸，满院子追杀我，要对我动用家法。原来在我们名门正派的眼中，阳子属于练野拳的，无门无派，完全和我们不在一个级别。因此我的罪过基本等同于出卖国家机密，往轻里说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家子。
我和我爸展开了关系门派发展的大辩论：“第一，人家这路拳就是比我们的好看；第二，我们应该博采众长；第三，我教他的拳已经被我恶意篡改了。”我爸说：“第一，好看顶屁用；第二，练得多不如练得精；第三，你怎么知道人家教你的没改过，也许人家憋着害你，让你练完了走火入魔呢。”
后来我们谁都没有说服谁，但是让我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江湖的腐朽和险恶，从此立誓退出江湖。
好多年以后，我经常这样对年轻人说：你可以没有钱，没有事业，但你至少要有一个传奇的童年。
交通情色事件
我小时候特别热爱交通工具，不管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还是天上飞的。当时最热衷的娱乐活动就是让大人带着我去马路边看汽车，一看半天，如痴如醉，我爸一直认为我上辈子和交通工具有关系，比如很可能是一匹马或者一顶轿子。二十几年后，我的外甥继承了我的这点小爱好，他能说出大街上跑的所有汽车的牌子，每次我姐带着他打车，都让他现场表演这手绝活，司机一高兴就少收他们的钱。可见我姐很有经济头脑，善于把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家在一个小县城，没通火车，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机、解放牌卡车、长途客车，小汽车很少见，一旦出现会被一群孩子追着看。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时不时能坐一趟火车去南昌看外公外婆，在小朋友中很有优越感。一个邻居经常这样哄孩子：如果你下次考试能得双百分，我就带你去市里——看——火车。至今我们家族还传颂着我一个关于火车的笑话，我一直搞不清为什么快车的票比慢车的贵，坐慢车不是还能多坐一会儿吗？
我的二叔是我的偶像，他在海南当过海军，有很多在舰艇上拍的飒爽英姿的照片，我百看不厌。他退伍以后成了司机，一开始开敞篷手扶拖拉机，后来开有驾驶室的拖拉机，再后来开解放牌卡车。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一次是一大家子人乘拖拉机去旁边的市里看电影，电影名字叫《三笑》，看完以后，又连夜赶回来，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后面的拖斗里，云淡风清，月色撩人，兴致高昂，就像歌中唱的：乘着月色，我们驾拖拉机远去，乘着蛙鸣，我们驾拖拉机远去。
飞机对我们更加具有神秘感，谁要是坐过飞机那简直就像上过麦当娜的床一样牛比，我爸曾经在军用机场参观过战斗机，还能时不时拿出来说事儿。每当有飞机从我们那里飞过，不管老人小孩都会仰着头看，并评价其观赏价值、大小、成色、品种，个儿小一点的是客机，个子大一点的是洒农药的小飞机、直升机。
我们离福建比较近，有一阵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到处传谣言，说国军的飞机要来轰炸。后来还真是经常有飞机来我们那里盘旋，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说飞机飞得很低，连青天白日的徽章都能看见，当然没扔炸弹，就是散发了很多反革命传单，还有一些食品，包括当时很神奇的压缩饼干，只是没有人敢吃，因为想当然地觉得肯定下毒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扯蛋的事儿，我们又不是战略要地，穷得叮当响，国军再傻，也不至于在我们那里浪费弹药。
事实是我们那里要修一条铁路，飞机只是来勘察地形的，过不多久就来了很多铁道兵，而且一呆就是好几年，其间少不了和当地姑娘谈恋爱，和本地流氓斗殴什么的，结果搞得影响很恶劣，大家在背后叫他们“老解士”，在方言中和“劳改死”是同样的发音，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是军人的子女，一开始还经常被歧视。但是为了通火车我们都忍了，最荒谬的是，铁路修到差不多的时候，突然说要改线了，火车不往我们这里走了，迄今，我的家乡也没有通客车，每天只有一两趟货车去附近的煤矿运煤。
从上大学以后，我对火车的热爱就彻底被春运整垮了，我回家一趟要乘车36个小时，而且都不是起始站，春运期间，别说座位，能上车就是万幸了，旅途可以用苦不堪言来形容。我最长的一次站了24个小时，其他诸如睡在凳子底下、抢占厕所、上下车走窗户我都干过，我还坐过一次闷罐子车，前面一节车厢运猪，后面一节车厢装人，完全没有人的尊严。很长的时候我都对火车怀有深厚的恐惧感，一上车基本上人就处于半昏厥状态。以前我们说，苦不苦，看看长征两万五，现在我们说，过不过，想想春运期间坐硬座。
有一个故事说，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长期攻击中国人搞计划生育，还特地派了两个官员来中国考察，中国政府安排他们去西北，去的时候是飞机，回来的时候赶上春运，没有飞机票，他们就坐火车，折腾了一路，下车以后，他们对来接站的中国官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计划生育好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市面的见过，品位的提升，我把这种热爱基本固定在了小汽车上面，我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现在开始攒钱学车。其实这种热爱是每个男人与生俱来的，就像对女人一样，他最可以体现男性的魅力，比如速度、力量和性，北野武有一部牛比电影叫《性爱狂想曲》，详细讲述了性爱和交通工具的关系，主人公受色情电影毒害太深，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对路边的美女说，小姐，想上车做爱吗？为了这个目标，他经受了无数次冒险、尝试和失败，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苍蝇，被一个巨大的苍蝇拍拍死在一个巨大的牛粪堆上。在另一部电影《冲撞（Crash）》里，有一群人依靠撞车的方式来获得高潮。前者很悲凉，后者很糜烂，都不太适合中国国情，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而且要符合主旋律，我的朋友金银财宝就很典型，他有一辆忧伤的中年二手斯各达，他经常开着车对路边的美女说，姑娘，想上车谈谈文学吗？
这也是我最爱的交通情色事件。
学一门手艺
我们一家都是本份人，他们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学好一门手艺，以后不论怎么改朝换代都能养活自己。其实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我的一个同事小时候眼睛不好，他妈怕他以后瞎了没活路，所以让他跟一个盲人学了一年按摩。
我的运气不如他好，我家对我的教育基本采取粗放式经营，不给我进行任何投资，琴棋书画样样都玩，但没一样正经学过。
我爸是个多面手，二胡、笛子、快板都会，后来当我追求时髦想学吉他的时候，我爸非要教我二胡，说这个比吉他顶事儿，你看阿炳揣一颗平常心，别一把胡琴，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我闷头扯了两天，四邻五舍鸡犬不宁。楼下一个神经衰弱的老姑婆差点一气之下嫁了人。上初一我有了第一把吉他，我天资聪颖，一个礼拜就搞懂了音阶，两个礼拜就学会了三个和弦，和邻居孩子的水平相当，我们一起坐在院子的台阶上弹唱：天上星，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批判万恶的旧社会……记得那是夏季，天气多风又多雨，也许纯粹是偶然，在这个小站遇见你……聪明人做事儿往往浅尝则止，很多年后，我的吉他依然停留在第一把位弹和弦的水平。
为了参加课外兴趣小组，我爸教过我下象棋。学了两天，自我感觉挺好的，于是要求和我爸杀几局，第一局他让我车马炮，第二局他的车还没出来，我已经输了，第三局我直接主动认输。我爸不是一个好老师，对他唯一的儿子一点都不留手，处处下套，赶尽杀绝，搞得我无比沮丧，从此绝了下象棋的念头。后来我奋发图强学了一个我爸不会的围棋，这次比较认真，正儿八经买了书，刻苦钻研棋谱，四处观摩高手比赛，颇有心得。有一次正在潜心打谱，我爸非叫我吃饭，我很不爽，说，一会儿再吃吧，别把我这国手耽误了。我爸不乐意了，跟我叫板，要和我下一局。我心中暗喜，看我怎么收拾你。简单给他讲了一下规则，拉开架势厮杀，我用三连星开局，我爸第一个子就直接点天元，哪本棋谱上都没这么出招的，我立刻阵脚大乱，全无章法，处处被动，半个小时下来，被杀了两条大龙，一败涂地。为此，我发誓一辈子不下棋了。
我们小时候有书法课，练过描红本，临过贴。我妈谆谆教导我，练好字非常重要，即使以后找不到工作，至少可以在街边摆个摊帮人代写书信。这种状况幸好没有发生，否则我只能摆摊帮人代发EMAIL了。正当我在书法道路上茁壮成长的时候，外公送我一本行书贴，彻底毁了我的书法前途。会家子都知道，在楷书学好之前，绝对不能练别的。我练了一年多行书，渐渐走火入魔，写字像鸡爪挠的，所以后来我是中国最早一批改用键盘写字的人，因为手书实在拿不出手。
相对于前面三项，我在绘画方面是有些天赋的，我打小酷爱临摹连环画，能掌控数十人斗殴的大场面，经常在墙上画德国军官的侧面像，有点像后来著名的行为艺术——墙上的脸。隔壁邻居是一个美术老师，工笔的人像画得很好，六十多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开了窍，开始临摹裸女，而且只画裸女不画裸男，他大言不惭地说，裸女好看，裸男不好看。于我心有戚戚焉。于是我打着热爱艺术的名义购买了两本人体素描，没事儿偷着看。高中时候，我经常用画的美人像贿赂同桌的哥儿们，让他替我值日。我的早恋女友是美术科班出身，令我有点自卑，所以和她在一起我从不说自己会画画。后来果然再也不会画画了。
好多年以后，我重新审视我家的教育观念，才发现他们其实用心良苦，因为我爸一直搞文艺，深刻地知道，从艺有多艰难，所以要把我的文艺梦想扼杀在摇篮里。如果没有考上大学的话，我很可能成为家族的第一位木匠、剃头匠。业余时间我也搞文艺，在三十岁之前我会成为县文化站二级创作员，我的老婆可能是会计，年轻的时候她也是热爱文学的。
有种你丫非礼我
年轻的时候，我眉清目秀、皮肤白皙，每次上公共汽车都是大姐、大婶们骚扰的对象，有过分的还掐我的脸：“哎哟，多可爱的小宝宝，小嘴还吧哒吧哒说话呢。”我是想说：“靠，你丫下手轻一点。”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女性宿命的仇恨。
长大以后，我想终于翻身了，应该可以骚扰一下小妹妹，她们胆子比较小，不敢反抗，顶多说：不要嘛，轻一点。肯定无比地娇羞可爱。后来我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和两个男生在一个胡同拦住了一个小妹妹，我恶狠狠地对她说：“刘小红，你再敢跟老师告状，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狞笑着扬长而去。第二天，刘小红带着学校的四大打女满校园追杀我，一直把我逼进了男厕所，她们在外面叫嚣：“有种你出来。”我立刻还以颜色：“有种你进来。”
关于刘小红的故事其实是真的，不同的是打小报告的不是她而是我，因为我是班长，有打小报告的义务。如果你成绩比较好、仪表堂堂、性格温顺，难免会承担这样丢人的角色，我不幸完全中标。不谦虚地说，小学一二年级我本来应该跳过去的，因为所有的知识我都学过了，每当碰见大家都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老师就会问我，你会不会？如果我说不会。老师就说，连你都不会，可见是太难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班干部，我还承担着“一对一，红帮红”的光荣任务，因此我的同桌是著名的刘小红，她是所有人眼里典型的坏学生，恶劣表现罄竹难书，抄作业、打架、逃课、欺负同学基本上是家常便饭。因为我离她最近，而且仪表堂堂、性格温顺，是最合适不过的靶子。比如她经常在起立的时候撤掉我的凳子，让我一屁股坐空，让我班长的尊严扫地；再比如她完全无视国际惯例，将我们划定的“三八线”视若无物，一张桌子她总要占三分之二强，偶尔我会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两个人龇牙咧嘴地挤来挤去，但是输的总是我，因为我是个要脸面的人，怕被老师误会，你们还真亲密呀。
为了报复，我经常打她的小报告，可是罚站、留学、叫家长对她根本够不上心灵上的伤害，太习惯了。后来我想，唯一对她起作用的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正宗下三路的江湖手段对决。
第一回合，我利用值日的机会，把垃圾倒进了她的书桌，想想她气急败坏的样子就非常之爽。结果转天她迟到了，溜进教室放好书包，完全没有注意抽屉里的垃圾，更气人的是，过了一会儿，她还从垃圾里捡出几张纸叠飞机玩，非常兴致盎然。
第二回合，我决定让战争升级，趁她不注意我在她铅笔盒里放了几只蚕，肉虫子可是女生的致命杀手，在江湖上从来没有失过手。只是结局同样令我沮丧，当她打开铅笔盒的时候，完全是如获至宝天上掉馅饼的表情，发现我在看她，她拎起一只在我面前晃了晃，“怎么样，怎么样，眼馋吧。”Oh my god！
几次拉锯战之后，我悲伤地发现刘小红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黑道高手，而我顶多算刚刚入门，就在我几乎放弃的时候，机会意外地降临了。
期中考试的数学题非常难，有一道附加应用题考的是倍数的概念，大家全不会，刘小红和我商量：“你觉得应该用乘法还是除法？”我也完全没谱：“不知道，你准备怎么办？”她想了想说：“我豁出去了，就乘法吧。”我说：“好吧，我跟你了。”结果全年级只有我们两个人得了满分。我是好学生，得满分是理所当然的，而她是坏学生，大家理所当然觉得她是抄我的。
接下来的班会变成了刘小红批斗会，大家申讨了刘小红的斑斑劣迹，并纷纷作证在考试的时候，刘小红有作弊的动机、条件和具体表现。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刘小红依然誓死顽抗、绝不低头。后来老师问我：“你说说，她有没有抄你的？”我犹犹豫豫地说：“她倒是没抄，就是跟我商量来着。”老师哈哈大笑，截断了我：“你太厚道了，商量不就是抄吗？”于是刘小红案盖棺定论。只是当我看着她倔强的表情，心里完全没有复仇的快感。
后来刘小红依然故我地抄作业、打架、逃课、欺负同学，在三年级第二学期，她退学了。
好多年以后，我看了一部电影《闻香识女人》，那个孩子和我面临同样的处境，只是他更勇敢、更勇于担当，他的行为最终得到了那个道德体系的认可。而在我们这个鼓励告密和不公平的环境中，我是一个可悲的胜利者。
我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按照江湖规矩来解决问题，竖起我的中指：刘小红，有种你丫非礼我！
草莽一条街
我的老家很偏远，和现代文明的距离基本上差五年，小时候，我们那里只有两条街，一条叫老街，一条叫新街，从头走到尾只需要二十分钟。
老街上的店铺一般都是个体的、小规模，很多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式房子，有些残破，两层的木结构，前脸由很多块活动木板组成，营业的时候全部取下，店面就变成全开放的了。除了固定的店铺，每天清晨都有附近的农民和菜贩在街两边摆摊卖菜。
新街是后来建的，宽敞得能并排开三辆车，街两边都是国营大商店，百货店、粮店、理发店、医院、照相馆全部窗明几净，有大玻璃橱窗，新华书店是当地最高层的建筑，有五层，进城赶集的农民都说：那楼高的，看得我脖子都仰痛了。
在学校，我们以街为区域分成两派，新街的子弟因为父母大都是正式职工，因此比较有优越感，成绩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