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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阿姑阿翁得装几分痴，这装是消极的有所为；“金殿装疯”也有所为，就是积极的。 历来才人名士和学者，往往带几分傻气。那傻气多少有点儿装，而从一方面看，那装似乎不 大有所为，至多也只是消极的有所为。陶渊明的“我醉欲眠卿且去”说是率真，是自然；可 是看魏晋人的行径，能说他不带着几分装？不过装得像，装得自然罢了。阮嗣宗大醉六十 日，逃脱了和司马昭做亲家，可不也一半儿醉一半儿装？他正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而 有一向当时人多说他痴，他大概是颇能做作的罢？
装睡装醉都只是装糊涂。睡了自然不说话，醉了也多半不说话——就是说话，也尽可以 装疯装傻的，给他个驴头不对马嘴。郑板桥最能懂得装糊涂，他那“难得糊涂”一个警句， 真喝破了千古聪明人的秘密。还有善忘也往往是装傻，装糊涂；省麻烦最好自然是多忘记， 而“忘怀”又正是一件雅事儿。到此为止，装傻，装糊涂似乎是能以逗人爱的；才人名士和 学者之所以成为才人名士和学者，至少有几分就仗着他们那不大在乎的装劲儿能以逗人爱 好。可是这些人也良莠不齐，魏晋名士颇有仗着装糊涂自私自利的。这就“在乎”了，有所 为了，这就不再可爱了。在四川话里装糊涂称为“装疯迷窍”，北平话却带笑带骂的说“装 蒜”，“装孙子”，可见民众是不大赏识这一套的——他们倒是下的稳着儿。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２日作。
（原载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５日《文学创作》第１卷第４期）
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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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年
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赞中华》篇里第一次指出现在一般人对于青年的估价超过老年 之上。这扼要的说明了我们的时代。这是青年时代，而这时代该从五四运动开始。从那时 起，青年人才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的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 孩子。他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 争，跟社会斗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 人。但是，像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样，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里，特别是 中年人的手里。于是乎来了青年的反抗，在学校里反抗师长，在社会上反抗统治者。他们反 抗传统和纪律，用怠工，有时也用挺击。中年统治者记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静，觉着现在青 年爱捣乱，惹麻烦，第一步打算压制下去。可是不成。于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难以收拾 的地步，来了集体训练，开出新局面，可是还得等着瞧呢。
青年反抗传统，反抗社会，自古已然，只是一向他们低头受压，使不出大力气，见得沉 静罢了。家庭里父代和子代闹别扭是常见的，正是压制与反抗的征象。政治上也有老少两代 的斗争，汉朝的贾谊到戊戌六君子，例子并不少。中年人总是在统治的地位，老年人势力足 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老年时代，青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青年时代。 老年和青年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年人却总是在位，因此无所谓中年时代。老年人的衰朽，是 过去，青年人还幼稚，是将来，占有现在的只是中年人。他们一面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 人，一面也在讥笑前者，烦厌后者。安慰还是顺的，培植却常是逆的，所以更难。培植是凭 中年人的学识经验做标准，大致要养成有为有守爱人爱物的中国人。青年却恨这种切近的典 型的标准妨碍他们飞跃的理想。他们不甘心在理想还未疲倦的时候就被压进典型里去，所以 总是挣扎着，在憧憬那海阔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为什么总爱旁逸斜出不走正 路，说是时代病。其实这倒是成德达材的大路；压迫的，挣扎着，材德的达成就在这两种力 的平衡里。这两种力永恒的一步步平衡着，自古已然，不过现在更其表面化罢了。
青年人爱说自己是“天真的”，“纯洁的”。但是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 老练却只是工于自谋，到了临大事，决大疑，似乎又见得幼稚了。青年要求进步，要求改 革，自然很好，他们有的是奋斗的力量。不过大处着眼难，小处下手易，他们的饱满的精力 也许终于只用在自己的物质的改革跟进步上；于是骄奢淫佚，无所不为，有利无义，有我无 人。中年里原也不缺少这种人，效率却赶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还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自 了汉，得过且过的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极，马马虎虎对付着，一点不认真。中年 人这两种也够多的。可是青年时就染上这些习气，未老先衰，不免更教人毛骨悚然。所幸青 年人容易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像中年人往往将错就错，一直沉到底里去。
青年人容易脱胎换骨改样子，是真可以自负之处；精力足，岁月长，前路宽，也是真可 以自负之处。总之可能多。可能多倚仗就大，所以青年人狂。人说青年时候不狂，什么时候 才狂？不错。但是这狂气到时候也得收拾一下，不然会忘其所以的。青年人爱讽刺，冷嘲热 骂，一学就成，挥之不去；但是这只足以取快一时，久了也会无聊起来的。青年人骂中年人 逃避现实，圆通，不奋斗，妥协，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青年人有时候让现实笼罩住，伸不 出头，张不开眼，只模糊的看到面前一段儿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又是 小处。若是能够偶然到所谓“世界外之世界”里歇一下脚，也许可以将自己放大些。青年也 有时候偏执不回，过去一度以为读书就不能救国就是的。那时蔡孑民先生却指出“读书不忘 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权衡轻重的圆通观。懂得这种圆通，就可以 将自己放平些。能够放大自己，放平自己，才有真正的“工作与严肃”，这里就需要奋斗了。
蔡孑民先生不愧人师，青年还是需要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 一手摊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但是这些人得组织起来，通力合 作。讲情理，可是不敷衍，重诱导，可还归到守法上。不靠婆婆妈妈气去乞怜青年人，不靠 甜言蜜语去买好青年人，也不靠刀子手枪去示威青年人。只言行一致后先一致的按着应该做 的放胆放手做去。不过基础得打在学校里；学校不妨尽量社会化，青年训练却还是得在学校 里。学校好像实验室，可以严格的计划着进行一切；可不是温室，除非让它堕落到那地步。 训练该注重集体的，集体训练好，个体也会改样子。人说教师只消传授知识就好，学生做 人，该自己磨练去。但是得先有集体训练，教青年有胆量帮助人，制裁人，然后才可以让他 们自己磨练去。这种集体训练的大任，得教师担当起来。现行的导师制注重个别指导，琐碎 而难实践，不如缓办，让大家集中力量到集体训练上。学校以外倒是先有了集中训练，从集 中军训起头，跟着来了各种训练班。前者似乎太单纯了，效果和预期差得多，后者好像还差 不多。不过训练班至多只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培植根基还得在学校里。在青年时代，学校 的使命更重大了，中年教师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们得任劳任怨的领导一群群青年人走上那 成德达材的大路。
１９４４年６月９日作。
（原载１９４４年８月《中学生》第７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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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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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西
中国读书人向来不大在乎东西。“家徒四壁”不失为书生本色，做了官得“两袖清风” 才算好官；爱积聚东西的只是俗人和贪吏，大家是看不起的。这种不在乎东西可以叫做清 德。至于像《世说新语》里记的：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 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 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
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作人无长物”也是不在乎东西，不过这却是达观了。后来人常说“身外之物，何足计 较！”一类话，也是这种达观的表现，只是在另一角度下。不为物累，才是自由人，“清” 是从道德方面看，“达”是从哲学方面看，清是不浊，达是不俗，是雅。
读书人也有在乎东西的时候，他们有的有收藏癖。收藏的可只是书籍，字画，古玩，邮 票之类。这些人爱逛逛书店，逛逛旧货铺，地摊儿，积少也可成多，但是不能成为大收藏 家。大收藏家总得沾点官气或商气才成。大收藏家可认真的在乎东西，书生的爱美的收藏家 多少带点儿游戏三昧。——他们随时将收藏的东西公诸同好，有时也送给知音的人，并不严 封密裹，留着“子孙永宝用”。这些东西都不是实用品，这些爱美的收藏家也还不失为雅 癖。日常的实用品，读书人是向来不在乎也不屑在乎的。事实上他们倒也短不了什么，一般 的说，吃的穿的总有的。吃的穿的有了，别的短点儿也就没什么了。这些人可老是舍不得添 置日用品，因此常跟太太们闹别扭。而在搬家或上路的时候，太太们老是要多带东西，他们 老是要多丢东西，更会大费唇舌——虽然事实上是太太胜利的多。
现在读书人可也认真的在乎东西了，而且连实用品都一视同仁了。这两年东西实在涨得 太快，电兔儿都追不上，一般读书人吃的穿的渐渐没把握；他们虽然还在勉力保持清德，但 是那种达观却只好暂时搁在一边儿了。于是乎谈烟，谈酒，更开始谈柴米油盐布。这儿是第 一回，先生们和太太们谈到一路上去了。酒不喝了，烟越抽越坏，越抽越少，而且在打主意 戒了——将来收藏起烟斗烟嘴儿当古玩看。柴米油盐布老在想法子多收藏点儿，少消费点 儿。什么都爱惜着，真做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这些人不但不再是痴聋的阿家 翁，而且简直变成克家的令子了。那爱美的雅癖，不用说也得暂时的撂在一边儿。这些人除 了职业的努力以外，就只在柴米油盐布里兜圈子，好像可怜见儿的。其实倒也不然。他们有 那一把清骨头，够自己骄傲的。再说柴米油盐布里也未尝没趣味，特别是在现在这时候。例 如今天忽然知道了油盐有公卖处，便宜那么多；今天知道了王老板家的花生油比张老板的每 斤少五毛钱；今天知道柴涨了，幸而昨天买了三百斤收藏着。这些消息都可以教人带着胜利 的微笑回家。这是挣扎，可也是消遣不是？能够在柴米油盐布里找着消遣的是有福的。在另 一角度下，这也是达观或雅癖哪。
读书人大概不乐意也没本事改行，他们很少会摇身一变成为囤积居奇的买卖人的。他们 现在虽然也爱惜东西，可是更爱惜自己；他们爱惜东西，其实也只能爱惜自己的。他们不用 说爱惜自己需要的柴米油盐布，还有就只是自己箱儿笼儿里一些旧东西，书籍呀，衣服呀， 什么的。这些东西跟着他们在自己的中国里流转了好多地方，几个年头，可是他们本人一向 也许并不怎样在意这些旧东西，更不会跟它们亲热过一下子。可是东西越来越贵了，而且有 的越来越少了，他们这才打开自己的箱笼细看，嘿！多么可爱呀，还存着这么多东西哪！于 是乎一样样拿起来端详，越端详越有意思，越有劲儿，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似的，不知道怎 样亲热才好。有了这些，得闲儿就去摩挲一番，尽抵得上逛旧货铺，地摊儿，也尽抵得上喝 一回好酒，抽几支好烟的。再说自己看自己原也跟别人看自己一般，压根儿是穷光蛋一个； 这一来且不管别人如何，自己确是觉得富有了。瞧，寄售所，拍卖行，有的是，暴发户的买 主有的是，今天拿去卖点儿，明天拿去卖点儿，总该可以贴补点儿吃的穿的。等卖光了，抗 战胜利的日子也就到了，那时候这些读书人该是老脾气了，那时候他们会这样想，“一些身 外之物算什么哪，又都是破烂儿！咱们还是等着逛书店，旧货铺，地摊儿罢。”
（原载１９４２年《抗战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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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集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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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
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 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 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 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 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 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 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 袴，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 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 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 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 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 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 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运命的一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 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 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 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 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 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 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汩汩地向他说知 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 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 意，陡然发见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 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鼓 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会，只含糊 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里，眼望着 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 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 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 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 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 这样地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 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 呼吸便渐渐地低迫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伊有褴褛 的古旧的浑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袴；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 着；瘦黑多皱襞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 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