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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读书人也要“达则兼善天下”。从前时代这种“达”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 行道，当然要多多少少改变那自己不满别人也不满的现状。可是所谓别人，还是些读书人； 改变现状要以增加他们的利益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担个名儿。若是太多照顾 到老百姓，分了读书人的利益，读书人会得更加不满，起来阻挠改变现状；他们这时候是宁 可维持现状的。宋朝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大反动，就是个显明的例子。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能 得君行道，可是一辈子憧憬着有这么一天。到了既穷且老，眼看着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他们 也要著书立说，希望后世还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们的道，改变改变那不满人意的现状。但 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还是自己来办的好，那怕只改变一点儿，甚至于只改变自己的地位， 也是好的。况且能够著书立说的究竟不太多；著书立说诚然渺茫，还是一条出路，连这个也 不能，那一腔子不满向哪儿发泄呢！于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这种读书人往往不择 手段，只求达到目的。政府不用他们，他们就去依附权门，依附地方政权，依附割据政权， 甚至于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极端的甚至于甘心去做汉奸，像刘豫、张邦昌那些人。这种失 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贵荣华，没有原则，只求改变，甚至于只求破坏他 们好在混水里捞鱼。这种人往往少有才，挑拨离间，诡计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种权力，才能 发生作用；他们只能做俗话说的“军师”。统治者却又讨厌又怕这种人，他们是捣乱鬼！但 是可能成为这种人的似乎越来越多，又杀不尽，于是只好给些闲差，给些干薪，来绥靖他 们，吊着他们的口味。这叫做“养士”，为的正是维持现状，稳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这里面包括韧性和惰性，虽然很大，却也有个限度。“狗急跳 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 涨，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 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希望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 是“造反”。农民是主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在历史上这种“民变”或“造反”并 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给暂时的压下去了，统治阶级的史官往往只轻描淡写的带几句，甚至于 削去不书，所以看来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汉明两代都是农民打出来的天下，老百姓 的力量其实是不可轻视的。不过汉明两代虽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结局却依然是一家一 姓稳坐江山；而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农民的面目，倒去跟读书人一鼻孔出气。老百 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现状，可又复原了现状，改变是很少的。至于权 臣用篡弑，军阀靠武力，夺了政权，换了朝代，那改变大概是更少了罢。
过去的时代以私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 来的天下还是归于一家一姓，落到读书人的老套里。从前虽然也常说“众擎易举”，“众怒 难犯”，也常说“爱众”，“得众”，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庆，万众赖之”的，“天与人 归”的政治局势，那“众”其实是“一盘散沙”而已。现在这时代可改变了。不论叫“群 众”，“公众”，“民众”，“大众”，这个“众”的确已经表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前 固然也潜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现在却强大起来，渐渐足以和统治阶级对抗了，而且还要一 天比一天强大。大家在内忧外患里增加了知识和经验，知道了“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渐渐 在扬弃那机械的定命论，也渐渐在扬弃那唯心的人治论。一方面读书人也渐渐和统治阶级拆 伙，变质为知识阶级。他们已经不能够找到一个角落去不闻理乱的隐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 而已经没有地方去做“军师”。他们又不甘心做那被人“养着”的“士”，而知识分子又已 经太多，事实上也无法“养”着这么大量的“士”。他们只有凭自己的技能和工作来“养” 着自己。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 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 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 来动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这真是个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势，我 们得提高警觉来应付的。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３—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观察》第３卷第１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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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且顾眼前
小。说。txt天。堂
论且顾眼前
俗语说，“火烧眉毛，且顾眼前。”这句话大概有了年代，我们可以说是人们向来如 此。这一回抗战，火烧到了每人的眉毛，“且顾眼前”竟成了一般的守则，一时的风气，却 是向来少有的。但是抗战时期大家还有个共同的“胜利”的远景，起初虽然朦胧，后来却越 来越清楚。这告诉我们，大家且顾眼前也不妨，不久就会来个长久之计的。但是惨胜了，战 祸起在自己家里，动乱比抗战时期更甚，并且好像没个完似的。没有了共同的远景；有些人 简直没有远景，有些人有远景，却只是片段的，全景是在一片朦胧之中。可是火烧得更大 了，更快了，能够且顾眼前就是好的，顾得一天是一天，谁还想到什么长久之计！可是这种 局面能以长久的拖下去吗？我们是该警觉的。
且顾眼前，情形差别很大。第一类是只顾享乐的人，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人 在抗战中大概是些发国难财的人，在胜利后大概是些发接收财或胜利财的人。他们巧取豪夺 得到财富，得来的快，花去的也就快。这些人虽然原来未必都是贫儿，暴富却是事实。时势 老在动荡，物价老在上涨，傥来的财富若是不去运用或花消，转眼就会两手空空儿的！所谓 运用，大概又趋向投机一路；这条路是动荡的，担风险的。在动荡中要把握现在，自己不吃 亏，就只有享乐了。享乐无非是吃喝嫖赌，加上穿好衣服，住好房子。传统的享乐方式不够 阔的，加上些买办文化，洋味儿越多越好，反正有的是钱。这中间自然有不少人享乐一番之 后，依旧还我贫儿面目，再吃苦头。但是也有少数豪门，凭借特殊的权位，浑水里摸鱼，越 来越富，越花越有。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享乐也集中在他们手里。于是富的富到三十三天 之上，贫的贫到十八层地狱之下。现在的穷富悬殊是史无前例的；现在的享用娱乐也是史无 前例的。但是大多数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能以眼睁睁白供养着这班骄奢淫逸的人尽情的自在 的享乐吗？有朝一日——唉，让他们且顾眼前罢！
第二类是苟安旦夕的人。这些人未尝不想工作，未尝不想做些事业，可是物质环境如此 艰难，社会又如此不安定，谁都贪图近便，贪图速成，他们也就见风使舵，凡事一混了之。 “混事”本是一句老话，也可以说是固有文化；不过向来多半带着自谦的意味，并不以为 “混”是好事，可以了此一生。但是目下这个“混”似乎成为原则了。困难太多，办不了， 办不通，只好马马虎虎，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不能拖就来个偷工减料，只要门面敷衍得 过就成，管它好坏，管它久长不久长，不好不要紧，只要自己不吃亏！从前似乎只有年纪老 资格老的人这么混。现在却连许多青年人也一道同风起来。这种不择手段，只顾眼前，已成 风气。谁也说不准明天的事儿，只要今天过去就得了，何必认真！认真又有什么用！只有一 些书呆子和准书呆子还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死气白赖的规规矩矩的工作。但是战讯接着战 讯，越来越艰难，越来越不安定，混的人越来越多，靠这一些书呆子和准书呆子能够撑得住 吗？大家老是这么混着混着，有朝一日垮台完事。蝼蚁尚且贪生，且顾眼前，苟且偷生，这 心情是可以了解的；然而能有多长久呢？只顾眼前的人是不想到这个的。
第三类是穷困无告的人。这些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着，他们只能顾到眼前的衣食住，再不 能够顾到别的；他们甚至连眼前的衣食住都顾不周全，哪有工夫想别的呢？这类人原是历来 就有的，正和前两类人也是历来就有的一样，但是数量加速的增大，却是可忧的也可怕的。 这类人跟第一类人恰好是两极端，第一类人增大的是财富的数量，这一类人增大的是人员的 数量——第二类人也是如此。这种分别增大的数量也许终于会使历史变质的罢？历史上主持 国家社会长久之计或百年大计的原只是少数人；可是在比较安定的时代，大部分人都还能够 有个打算，为了自己的家或自己。有两句古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这大概是给农民说的。无论是怎样的穷打算，苦打算，能有个打算，总比不能有打算心里舒 服些。现在确是到了人怂没法打算的时候；“一日之计”还可以有，但是显然和从前的“一 日之计”不同了，因为“今日不知明日事”，这“一日”恐怕真得限于一了。在这种局面下 “百年大计”自然更谈不上。不过那些豪门还是能够有他们的打算的，他们不但能够打算自 己一辈子，并且可以打算到子孙。因为即使大变来了，他们还可以溜到海外做寓公去。这班 人自然是满意现状的。第二类人虽然不满现状，却也害怕破坏和改变，因为他们觉着那时候 更无把握。第三类人不用说是不满现状的。然而除了一部分流浪型外，大概都信天任命，愿 意付出大的代价取得那即使只有丝毫的安定；他们也害怕破坏和改变。因此“且顾眼前”就 成了风气，有的豪夺着，有的鬼混着，有的空等着。然而还有一类顾眼前而又不顾眼前的人。
我们向来有“及时行乐”一句话，但是陶渊明《杂诗》说，“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 人”，同是教人“及时”，态度却大不一样。“及时”也就是把握现在；“行乐”要把握现 在，努力也得把握现在。陶渊明指的是个人的努力，目下急需的是大家的努力。在没有什么 大变的时代，所谓“百世可知”，领导者努力的可以说是“百年大计”；但是在这个动乱的 时代，“百年”是太模糊太空洞了，为了大家，至多也只能几年几年的计划着，才能够踏实 的努力前去。这也是“及时”，把握现在，说是另一意义的“且顾眼前”也未尝不可；“且 顾眼前”本是救急，目下需要的正是救急，不过不是各人自顾自的救急，更不是从救急转到 行乐上罢了。不过目下的中国，连几年计划也谈不上。于是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就先 从一般的把握现在下手。这就是努力认识现在，暴露现在，批评现在，抗议现在。他们在试 验，难免有错误的地方。而在前三类人看来，他们的努力却难免向着那可怕的可忧的破坏与 改变的路上去，那是不顾眼前的！但是，这只是站在自顾自的立场上说话，若是顾到大家， 这些人倒是真正能够顾到眼前的人。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７日《独立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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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波女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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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波女医师
刘云波是成都的一位妇产科女医师，在成都执行医务，上十年了。她自己开了一所宏济 医院，抗战期中兼任成都中央军校医院妇产科主任，又兼任成都市立医院妇产科主任。胜利 后军校医院复员到南京，她不能分身前去，去年又兼任了成都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的校长，我 写出这一串履历，见出她是个忙人。忙人原不稀奇，难得的她决不挂名而不做事；她是真的 忙于工作，并非忙于应酬等等。她也不因为忙而马虎，却处处要尽到她的责任。忙人最容易 搭架子，瞧不起别人，她却没有架子，所以人缘好——就因为人缘好所以更忙。这十年来成 都人找过她的太多了，可是我们没有听到过不满意她的话。人缘好，固然；更重要的是她对 于病人无微不至的关切。她不是冷冰冰的在尽她的责任，尽了责任就算完事；她是“念兹在 兹”的。
刘医师和内人在中学里同学，彼此很要好。抗战后内人回到成都故乡，老朋友见面，更 是高兴。内人带着三个孩子在成都一直住了六年，这中间承她的帮助太多，特别在医药上。 他们不断的去她的医院看病，大小四口都长期住过院，我自己也承她送打了二十四针，治十 二指肠溃疡。我们熟悉她的医院，深知她的为人，她的确是一位亲切的好医师。她是在德国 耶拿大学学的医，在那儿住了也上十年。在她自己的医院里，除妇产科外她也看别的病，但 是她的主要的也是最忙的工作是接生，找她的人最多。她约定了给产妇接生，到了期就是晚 上睡下也在留心着电话。电话来了，或者有人来请了，她马上起来坐着包车就走。有一回一 个并未预约的病家，半夜里派人来请。这家人疏散在郊外，从来没有请她去看过产妇，也没 有个介绍的人。她却毅然的答应了去。包车到了一处田边打住，来请的人说还要走几条田埂 才到那家。那时夜黑如墨，四望无人，她想，该不会是绑票匪的骗局罢？但是只得大着胆子 硬起头皮跟着走。受了这一次虚惊，她却并不说以后不接受这种半夜里郊外素不相知的人家 的邀请，她觉得接生是她应尽的责任。
她的责任感是充满了热情的。她对于住在她的医院里的病人，因为接近，更是时刻的关 切着——老看见她叮嘱护士小姐们招呼这样那样的。特别是那种情形严重的病人，她有时候 简直睡不着的惦记着。她没有结婚，常和内人说她把病人当做了爱人。这决不是一句漂亮 话，她是认真的爱着她的病人的。她是个忠诚的基督徒，有着那大的爱的心，也可以说是 “慈母之心”——我曾经写过一张横披送给她，就用的这四个字。她不忽略穷的病家，住在 她的医院里的病人，不论穷些富些，她总叮嘱护士小姐们务必一样的和气，不许有差别。如 果发觉有了差别，她是要不留情的教训的。街坊上的穷家到她的医院里看病，她常免他们的 费，她也到这些穷人家里去免费接生。对于朋友自然更厚。有一年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出疹 子，两岁的小女儿转了猩红热，两个男孩子转了肺炎，那时我在昆明，内人一个人要照管这 三个严重的传染病人。幸而刘医师特许小女住到她的医院里去。她尽心竭力的奔波着治他们 的病，用她存着的最有效的药，那些药在当时的成都是极难得的。小女眼看着活不了，却终 于在她手里活了起来，真是凭空的捡来了一条命！她知道教书匠的穷，一个钱不要我们的。 后来她给我们看病吃药，也从不收一个钱。
我们呢，却只送了“秀才人情”的一幅对子给她，文字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保赤子如 拯斯民”，特地请叶圣陶兄写；这是我们的真心话。我们当然感谢她，但是更可佩服的是她 那把病人当做爱人的热情和责任感。
刘医师是遂宁刘万和先生的二小姐。刘老先生手创了成都的刘万和绸布庄，这到现在还 是成都数一数二的大铺子。刘老太太是一位慈爱的勤俭的老太太，她行的家庭教育是健康 的。刘医师敬爱着这两位老人。不幸老太太去世得早，老先生在抗战前一年也去世了，留下 了很多幼小者。刘医师在耶拿大学得了博士学位，原想再研究些时候，这一来却赶着回到家 里，负起了教育弟弟们的重任。她爱弟弟们，管教得却很严。现在弟弟们都成了年，她又在 管着侄儿侄女们了。这也正是她的热情和责任感的表现。她出身在富家，富家出身的人原来 有啬刻的，也有慷慨的，她的慷慨还不算顶稀奇。真正难得的是她那不会厌倦的同情和不辞 劳苦的服务。富家出身的人往往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