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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当在GMP改造中予以淘汰的，但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准许易地改造的政策。所谓易地改造就是新建，而且是按GMP要求新建。不少企业选择在开发区，，因为开发区土地便宜或不要钱，并能在税收上免三减二，对新投资者吸引力很大，而搞易地改造的投资者大多数人是拥有资金而又无法进入医药行业的，在一些人和新闻媒体鼓吹：“医药是一个兴旺发展的行业，是一个永不衰败的产业”的影响下，于是他们便想办法打通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手段，要乘机挤进来办厂，但由于他们从来就没办过药厂，不懂医药生产经营，一下子又找不到合适的管理人员和熟练的技术工人，自己又没有好的产品，因此，不少厂认证后一天也没有生产。我到某地州去看一个厂，陪同我的副专员就讲：“我们搞GMP改造成了一个摆设，我是负责工业的，搞GMP改造我花了不少精力，和银行沟通搞贷款，现在认证通过了，工厂不能运转，地区领导开会我成了攻击对象，真是费力不讨好”！还有个厂领导对我讲：“我的厂建在半山上，职工给编了个顺口溜说什么：工厂像个庙堂，里面没有神像，和尚尼姑下岗，急死主持方丈”。由于新厂运转成本高，因此，也有些厂生产还是在以前的老厂房，而给人参观检查的是新厂房“。我说你们这是在作假！该企业领导讲：“现在下面的领导都搞这一套，只要上面看了满意就行了，哪管什么实际效果”！
由于在GMP改造中花了大量资金，有的厂10年也还不清债务，于是领导就辞职干别的去了。将新厂房抵押给银行，工厂就空在那里。因此，企业根本无资金去开发新产品，而是千方百计地走仿制和剂型改革的路子，低水平重复已是当今中成药开发的主流，而且公开化、合法化。比如霍香正气水、六味地黄丸、乌鸡白凤丸、清开灵等有的有10多种剂型，上百家厂生产，而原创厂不能控制全国市场，更不能形成规模经济，大家降价竞争，出现一些企业利润猛降甚至亏损，于是就想歪主意，即一不按原批准处方的等级规格药材投料，二不按批准的工艺流程进行生产，而国家药监局成立以来，只在审批上下功夫（比如开展地方标准升国标；保健药升全国准字号；开展标准整顿；进行中药饮片注册等。这些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企业上门的好活）。而对源头上不管，从来就没有组织人员去检查工厂的投料和工艺，当然，他们也没有具有这种知识的专业人员，领导上可能至今也未想到过，他们只重视产品上市后的检查（孩子都生出来了，你还如何能控制“人口”增长？）。由于产品缺少创新，低水平仿制过多，出现中成药产品老化严重，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而2004年产值至今也未公开公布。而2003年以前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2003年产值近900亿元。中成药生产和销售很可能从此步入低谷。
四、中药材市场
中药材市场是改革的产物，1982年中央1号文件把中药材纳入农副产品内予以放开，除麝香、甘草、杜仲、厚朴四种外，其余产品全部放开，国有药材公司再不包揽中药材收购、经营，打破了计划经济中药材生产、收购、调拨、储备、销售、出口六位一体的局面，于是便出现了农民卖药难和价格暴涨暴跌的问题，在“要发财，倒药材”的口号下，一些政府部门乱办中药材市场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假药劣药到处都有，于是国务院在1994年发了国发第53号文件，开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医药市场整顿，经过近3年的努力，将全国137个中药材市场缩减为17个，由当地政府牵头，组织成立了由公安、工商、医药、卫生等部门的管委会，并且分工明确，使混乱的中药材市场开始走向规范管理在国家药监局推行GSP管理中，有关领导独出心裁，把专业市场改为公司化管理，把市场几个大户成立公司，公司把牌子挂在市场内，大多数没有仓库，而是在市场周围租用民房存放药材，主要是给一些药厂配送原料或代一些药厂销售成药，采取商品抵扣，两不付款，逃避税收的方式进行经营。交易基本上全在市场外，根本无法进行监管。而一些小的经营户便退出市场，在市场周围或走乡串村的经营，基本上回复到1994年以前状况。一年多来，我明查暗访了多数市场，安国是最早最大的中药材市场之一，每年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半来自中药市场，因此市领导很重视，讲“当好市长，管好市场”。原来有4；000多个经营户，而今才有2；000多户，市场经营冷冷清清，今年五一节期间，市场内有人给我打电话，讲市场经营大厅里正在跳脱衣舞，要求我去看一下，开开眼界，以了解实际情况。由于交易量下滑，每年一次的交易会今年也没有开。江泽民同志题写：“华佗故里，药材之乡”的安徽亳州市场，原有摊位6；000多个，现在也只有3；000多个，市场经营品种减少，也是很冷清，不少摊位空着，堆满闲置货架。江西樟树市场被出售给福建个体户易地新建，个体户把店铺出售完后就跑了，有关部门通缉一年多也未抓住。昆明菊花园市场也是出售给福建个体户，易地新建后以每个店铺约2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经营者，谁给钱就出售给谁，一些过去从来没有搞过中药的人也进入了市场。国家药监局把2005年市场会安排在昆明召开，局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同时到会，这哪里是监管市场，而是支持变相搞房地产开发，从中牟利。西安、兰州、岳阳、蕲春、禹州等已不像市场，有的没有多少经营户，有的市场内经营香料和其它农副产品。重庆市场原有经营户400多，而今绝大部分纳入重庆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还剩下100来户冷清经营。成都荷花池、广西玉林、广州清平、湖南邵东还在苦苦支撑，但已远不如以前。只有广东普宁还好一点，中草药经营户还增加了一些。有的地方领导和我讲：中药材市场怎么管反正我们说话不算数，反映的意见也不顶用，就是他们药监局一句话，他们说怎么管就怎么管，反正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全部由药监局负责，现在上面有时来人检查也不找我们，而是直接去找公司化的个体户。我们政府接待只是安排一下吃住，而个体户接待规格比政府高，还可以上歌舞厅、洗桑那、搞按摩等活动，当然比我们政府接待要好多了，能得到这么好的享受，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中药产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3）
公司化以后的市场又出现了药农卖药难的问题，科技部在安徽金寨扶贫发展天麻种植获得成功，据说当地鲜天麻产量可达2；000吨，按3斤加工1斤商品计算，商品可达700吨之多，金寨的药农找到市场，想在市场上租摊位自己摆买，但公司化的经理们不同意，说他们没有取得合法证照不能进行经营活动，而是要低价把天麻卖给他们公司，于是几十吨天麻运到广州按每公斤30元的价格出售给天福药业有限公司，而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药监局知道后就不同意，并把天麻拉到药监局要进行处理，结果保管不善，天麻全部变黑发霉发烂，于是金寨县药农就把南海区药监局包围了，要同领导讲理，并发动群众签名上告，南海药监局怕事态扩大不好处理，于是便把天福药业公司董事长左天福找去，要左把已变质天麻全部运回去，把钱给安徽金寨药农。事情就如此解决了，但左天福损失50多万元至今还悬在那里而无人管。天麻在广东历史上有作为食品用于炖汤的习惯，是药食两用的商品，广东南海不让出售，实在没有多大道理。现在安徽金寨药农再也不敢把天麻运到南方推销，而是存放在家里等待时机。农民种药丰收了却卖不出去，产品不能换成钱，扶贫不能改变面貌，这哪里符合“以民为本，权为民所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党中央精神？
五、中医对中药的影响
去年，我到湖北恩施、湖南吉首、张家界、贵州兴义等地对乡镇卫生进行明查暗访（以暗访为主）。恩施要好一些，多数乡镇卫生院有中医士，有的还有中药房，一般经营中药材140～200种左右，但药材质量很差。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中医，更没有中药房，普遍是西医为主，中药是30～50种中成药。最突出的是张家界市桑植县打鼓泉乡，卫生院就设在一个中专生的住家堂屋里，屋内就是一张小桌子、一把靠背椅、两张长凳、一副血压计、一副听诊器、一支体温表，全乡8000多人就此一个中专毕业的医生，药品和疫苗全部由医生自己掏钱买，然后通过看病销出去，出诊不收费，开处方不收费，打针只收成本费，就是赚点药品差价，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地方地方财政从来没有补贴。当地农民来看病，一般超过3元就不要药，有病就是用身体抗或找民间草医找点草药吃，（而卫生行政部门把民间草医纳入游医药贩加以打击，因此他们一般不敢给人看病，下面反映：民间草医多数是在家里等病人上门，一般先不收任何礼品和礼金，只是在把病人看好了才收一点谢礼，主要是烟、酒、鸡蛋和面条，因此游医药贩的帽子不应当套到他们头上。他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被抓去游斗和受皮肉之苦，因此也不敢传授技艺，死一个就少一个，后继无人，以后农民有病连草医都找不到一个了。）直到病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才找人抬到县里去看，而乡镇一级普遍没有中医，不开中药处方，吃中药就去县里看，县一级中医院使用中药也就是20％左右，而县里药材公司在改革中已不存在，不安排生产中药，也不收购中药，如湖北黄梅县是湖北省中医药比较好的县之一，过去全县有500多种地产中药材，县药材公司每年收购的有150种左右，但在国家药监局关于县公司不准生产中药饮片，所使用饮片必须从中药饮片厂购买，而饮片厂的饮片一般是他们生产价格的3倍左右，他们购进后很难销出去。如果销售本企业生产的饮片就按假冒伪劣商品给予查处，要吊销执照，还要追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因此，他们就干脆不经营中药材了，县中医院用中草药直接到黄冈市（地级市）和武汉去进货。看来，明年一定会造成中草药小品种全面脱销，今年不收还有过去的库存，而明年就是花大价钱也买不上药，配不齐方子的现象将会普遍存在，如果今冬明春有疫情，中药就无法发生作用，因为车前草、夏枯草、泽兰、佩兰、贯众、淡竹叶、徐长卿、射干、大青叶等一些地产小品种都没有收购或留有库存。
中药产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4）
乡镇一级卫生院没有配备中医，也不使用中药治病，县一级最基层的中药生产经营单位，不安排生产、收购地产小材，也不能销售本地产的中药饮片，而要花比本地产饮片高出3倍以上的价格去购买外地中药饮片厂生产的饮片，如此规定符合当前我国农村医疗用药的现状吗？现在卫生行政部门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文革中合作医疗在农村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主要当时推行了“一根针、一把草”起作用，而今乡镇卫生院不使用中药和民间草医，全部用西药，其成本将会是很高的，除了在东南部经济发达区可能能推广外，在中西部和贫困落后地区肯定是推行不动的，就是随大流行动起来了，也是很难保持和坚持下去的，地方财政也会负担不起。这点，有关决策部门要有清醒的认识。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我们的改革方针、措施是否正确，现在中药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已经对中药的生存造成威胁，有关负责制定政策的部门和人员，你们不要再高高在上、两眼向外、两手向上去争夺部门和个人的发展和前途了，特别是有“中药之父”之称遐想的人们，你们要冷静的对待现实，想想你们在位都做了些什么，你们对目前中药的状况应负什么责任吧！
2005年11月10日
导读：从资本阴谋到制度陷阱
中医是中华民族健康祛病之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然而今天，这个脊梁已病入膏肓，危机重重。
大多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医会在中国人手中被消灭，也不会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要消灭中医。有人会说，中医现今还是有发展的，国家是重视的。但这些人现在所讲的中医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而是已经西化了的或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了。
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这个阴谋在今天可以说就要实现了。如果让洛氏消灭中医这个阴谋在中国实现，中国文化将失去最后的阵地，被美国人誉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将不复存在。欲摆脱中医的这种危局，认清中医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和紧迫的，是对中医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反思。
让我们回溯历史……
洛克菲勒“以华制华”的谋略（1）
中国文化以其无比深厚的内涵，令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所适从。1840年之后，西方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进而一步一步，将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掠夺成一个赤贫的国家。中国人被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但是想征服中国文化谈何容易。而不征服中国文化，就无法征服中国人的心。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从长计议的策略：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中国建立大学，并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目的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这实际上是学中国人提出的“以夷治夷”策略，也可以称其为“以华治华”。这个策略实施的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它是相当成功的。20世纪，否定中医及中国文化最极端而决绝的往往正是中国人自己，这就是一种铁证。
在新文化运动经过了近百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行将灭亡的边缘，其脊梁——中医学，马上就要被消灭了。这里面充满着历史的吊诡：从来未见过一个民族这样起劲地消灭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起劲地消灭本民族医学。这是一个悲剧。要阻止这种悲剧的继续发生，就要了解西方是如何运用“以夷治夷”或是“以华治华”手段，来对付和消灭中国文化的。
垄断是许多西方财团的资本目的。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煤油和电力市场，其强大的药品帝国对中国的医药市场同样企图实现其垄断，可是中医的存在妨碍了它垄断之梦的实现。于是一个资本阴谋出现了，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说服中国人厌弃中医，而相信西医。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的“以华治华”的谋略在此被应用得天衣无缝，以至于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医已经走到了行将灭亡的境地时，医学界还在争论中医是否科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在现今，人们看不到洛克菲勒财团所作所为，因为它的存在已经不是一般财团的规模了，而是运行到了近乎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的状态，不用脑子思考是看不到它的存在的。
清末民初，由于清政府一直采取以洋压汉的政策，尤其是慈禧与光绪相隔一天死亡的事实，太医院被废置，中医就此不被重视。此时，大量的官派留学生归来，其中学习西医的学生基本上是一致反对中医的。然而，从历史上看，早在“甲午战争前中西医之争就已开始，当时只限于学术之上，加之早期的西医几乎全是外国传教士，也不便公开与中医为敌。……废止中医之争始于清末，但仅出于民间，到1916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大肆否定中医并非偶然。然始创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废止中医，还是在1928年原协和医学院院长及中华医学会会长刘瑞恒当上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之后。他采取行政手段，照余云岫等人主张，废止中医。而余云岫于1934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5年之久，大块的反中医的文章曾在该杂志上发表。……1928年底，刘瑞恒于中华医学会会长任满，转而充当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其背景即在美国人的支持”。“废止中医案”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主要是与会的人均是留学归来的学习西医者，如主持人刘瑞恒系留美学习西医者，余云岫系留日学习西医者，余下的均是留学美英学习西医者。自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17人中没有一位中医。这次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
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也是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南京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的主要人物余云岫邀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