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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辑的《政论》佚文看，具
体的内容有提倡节俭，禁止奢僭，反对贪污压榨，主张地方官要久任，提
高官吏待遇以养廉，以及实行徙民实边来调整人口与耕地的比例等。当世
人对《政论》的评语是“指切时要，言辩而确”。仲长统说：“凡为人主，
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崔■的另一名著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四民月令》，
范晔《后汉书》传中没有提到过它的名称。可能按当时人眼光，它不属“六
艺”范围，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从以上崔■一生的言行来看，他甘守清贫，
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和关心人民的生活，在当时的世家地主和官员中是不多
见的。
崔■的主要活动时期，几乎和桓帝朝（公元147—167 年）相始
终。这时已是东汉政治经济的黑暗和破坏时期。地主阶级经战国、秦
和西汉，发展到东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出现了累世贵盛的世家地主。
世家地主除拥有田园、苑囿外，西汉时少见的坞壁、营堑也出现了，它们
就成为世家地主的庄园形式。庄园内聚族而居，宗族首脑、长者称为“家
长”，是庄园内统治的核心。庄园经济的主要特点为自给自足。如东汉初
南阳樊宏家庄园的情况：“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利产业，物无
所弃。。。乃开至广田三百余顷。其所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
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庄园经济经过东汉近二百年的发展，到魏晋南北
朝时则达到高峰，形成了世家大族的统治。《四民月令》所反映的正是东
汉晚期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田产的世族地主庄园，一年十二个月的家庭事务
的计划安排。所谓“四民”是指士、农、工、商，中国在春秋战国时就出
现“四民分业论”；《汉书·食货志》：“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
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关于“月令”这一名称，除现存《礼记》
中有一篇《月令》之外，还有《逸周书》中的一篇《月令》。后者已佚。
《礼记·月令》，有人说为战国时作品，有人认为是两汉人杂凑撰集的一
部儒家书。它记述每年夏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统治者该执行的祭祀礼仪、
职务、法令、禁令等，并把它们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从《四民月令》
现存部分材料看，轮廓与内容排列法大体上与《月令》相似。
崔■在《政论》中感慨地谈到“上家”（富户）有“钜亿之资”，“侔
封君之土”；而“下户”（贫民）则“无所■足”；又说“农桑勤而利薄，
工商逸而入厚”，“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
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这些言论说明他具有
浓重的农本思想。对农业生产技术他也很关注，在《政论》中就对辽东使
用不便的耕犁进行了评论，还介绍了播种器具“三脚耧”：“三犁共一牛，
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便焉。”崔■的父亲崔瑗豪迈好客，不关心家
庭生计，一切都由崔■母亲操持。崔■年轻时曾帮助母亲料理过一些家务，
在经营管理中，逐渐学得不少按照时令来安排耕织操作时间的知识。崔瑗
去世后，崔■为表示“孝道“和持撑“望族”的架子，不得不竭尽资产，
大作排场，把丧葬办得讲究隆重。他把父亲埋葬后，家庭经济更为窘迫，
单靠耕织还不够开销，于是除了加强屯贱卖贵之外，还利用家中旧有的酿
造技术知识，经营酿造酒、醋、酱业，传记中说他“以酤酿贩鬻为业，时
人多讥之，■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崔■根据多年的亲身体
验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及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工商业经营，都必须考虑
农作物的生长季节性，加以合理的妥善安排才可获得较多收益。因此他把
前人和自己母子两人所积累的新旧经验，加以总结，按月安排，写成一本
四时经营的“备忘录”形式的手册，除供自己随时参考外，可能还有传给
儿孙们照样经营施行，以维持“望族”生活的考虑。《四民月令》正月：
“陈根可拔”下的本注说：“此周雒京师之法。其冀州远郡，各以其寒暑
早晏，不拘于此也。”这一段话，显然说明这本书是以洛阳为地方背景的。
当为崔■中年家居洛阳时所写。
《四民月令》的主要内容按现存材料及其出现次序，大致包括：（1）
祭祀、家礼、教育以及维持改进家庭和社会上的新旧关系；（2）按照时令气
候，安排耕、种、收获粮食、油料、蔬菜；（3）养蚕、纺绩、织染、漂练、
裁制、浣洗、改制等女红；（4）食品加工及酿造；（5）修治住宅及农田水利
工程；（6）收采野生植物，主要是药材，并配制法药；（7）保存收藏家中大
小各项用具；（8）粜籴；（9）其他杂事，包括“保养卫生”等九个项目。这
些内容，显然不是一般小农经济的规模，而只能属于一个拥有相当数量耕
地的庄主式仕宦人家家庭。家主自己经营管理田庄；役用大量劳动力“佃
客”、“女红”（指以绩、织、染等为专职的女工）、“典馈”（专管酿造和
饮食品）、“蚕妾”（专管养蚕）、“缝人”（专管缝拆洗）等来从事农业与作
坊式手工业生产，以及进行屯贱卖贵的商业利润，以供一家人的生活资料。
按士、农、工、商“四民”来说，也就是以农业、小手工业收入为主，商
业收入为辅，来维持一个士大夫阶级家庭的生活。所以，《四民月令》实
为庄园地主的经营手册。但它每月的农业生产安排，如耕地、催芽、播种、
分栽、耘锄、收获、储藏以及果树林木的经营等，则确属农业生产知识。
《四民月令》现存2371 字中，真正与狭义农业操作有关的共522 字，
占总字数的22％，再加上养蚕、纺绩、织染以及食品加工和酿造等项合计
也不到40％。其他如教育、处理社会关系、粜籴买卖、制药、冠子、纳妇
和卫生等约占60％多。全书按月安排计划，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农业措
施与农业操作，一切都是按耕、桑等事项需要来筹划的，与一般月令书专
言时令者不同。因而历来都把它视为农书，而且是中国古农书中“农家月
令书”这一系统最早的代表作。《四民月令》作为农书的意义有下列几点：
一是自西汉《■胜之书》到后魏《齐民要术》的出现，中间相隔500 多年。
这期间，只有《四民月令》一部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书籍，所反映的农业
技术较之《■胜之书》有很大进步，尽管有关操作技术记述很简略，而且
散佚不全，不能完全凭借它来追溯500 多年间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但它
终究还能提供一些线索。从其记述可以看出东汉时洛阳地区农业生产和农
业技术的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占有优势，蚕桑也很重要，畜牧业仅居于农
业的从属地位，蔬菜以荤腥调味类较多。关于农业生产技术，“别稻”（即
水稻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四民月令》是最早记载的。至于农业经营，
除了反映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基本方面外，还有利用价格的涨落，进行
粮食、丝绵和丝织品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买进卖出的商业活动。其次，《四
民月令》的体裁，形式上虽与《礼记·月令》大体相像，但内容有很大不
同。《礼记·月令》是记述政府——天子和百官每月所履行的礼仪职务，
以及天子的起居、饮食、衣服、用具等，即“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而
《四民月令》则是一部“农家历”，记述的是一个庄园地主一年十二个月
应该进行的农事操作以及手工业和商业经营等事项。再就是《礼记·月令》
中有不少阴阳五行的装点材料。阴阳家出现于战国时期，其学说到汉代发
展为“谶纬”之学，东汉时很为流行。可是偏检《四民月令》现存文字，
只有极少地方抄自《礼记·月令》，如阴阳“宜忌”等，绝大部分农业和
手工业操作都只以时令和物候为标准，看不出迷信禁忌的痕迹，而且各月
的安排次序上也比较细致合理。可以说，《四民月令》是从重视“农时”
这一传统思想出发，而借用《月令》体裁写出的农书。它是农家月令书的
创始者，以后像《四时纂要》、《农桑衣食撮要》、《经世民事录》、《农
圃便览》等都承袭了《四民月令》的体裁，只是内容有发展而已。农家月
令书是中国农书的一个特殊体裁，也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农书体裁。
《四民月令》和《■胜之书》一样主要靠《齐民要术》等书的引用而
得以保存下来部分材料。全书原来面貌如何，现在无从得知。自东汉晚期，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到唐初，一直在流传。《隋书·经籍志》和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记载为《四人月令》1 卷。
这是由于唐代避太宗“李世民”名讳，改写“民”为“人”字的缘故。《太
平御览》“图书纲目”中记载为崔■《四民月令》，可见此书在宋初还流
传。大概到南、北宋之际，或元代才遗失，所以《宋史·艺文志》中没有
收录。清代先后有三个辑本，乾隆时，任兆麟、王谟先后作了两个辑本，
质量都不高。嘉庆中，以擅长辑佚著称的严可均，根据任、王的辑佚本，
搜集整理，辑成了《四民月令》1 卷，作为《全后汉文》卷四十七，和卷
四十六辑得的《政论》佚文，都收录在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中。近代人唐鸿学认为三个辑本以《严本》较好，但仍有的地方把注文和
正文弄颠倒，并有错引的文句等。于是，他又以隋代人写的《玉烛宝典》
为主，《严本》为辅，编成一个新的辑本。1962 年，西北农学院石声汉教
授又在前人基础上作了《四民月令校注》，并对《四民月令》一书的流传、
体裁和农学意义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文献
原始文献
＇1＇（汉）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
研究文献
＇2＇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3＇ 王
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
刘洪
陈美东
刘洪字元卓。泰山蒙阴（今山东蒙阴）人。约东汉永建四年（公元
129 年）生；约建安十五年（公元210 年）卒。天文学。
刘洪是汉光武帝刘秀的侄子鲁王刘兴的后代，自幼得到了良好的教
育。青年时期曾任校尉之职，对天文历法有特殊的兴趣。约公元160 年，
由于他对天文历法的素养渐为世人所知，遂被调到执掌天时、星历的机构
任职，为太史部郎中。在此后的10 余年中，他积极从事天文观测与研究工
作，这对刘洪后来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期间，
他与蔡邕等人一起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时太阳所在恒星间的位置、太阳距天
球赤极的度距、午中太阳的影长、昼夜时间的长度以及昏旦时南中天所值
的二十八宿度值等5 种不同的天文数据。这些观测成果被列成表格收入东
汉四分历中，依据这一表格可以用一次差内插法分别计算任一时日的上述
5 种天文量。从此，这些天文数据表格及其计算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
内容之一。刘洪参与了开创这一新领域的重要工作，这也是他步入天文历
法界的最初贡献。
约公元174 年，刘洪被调离洛阳，出任常山国（今河北元氏）长史，协
助王国相处理政务。同年，他献上经多年研究的心得之作《七曜术》，该
术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汉灵帝特下诏委派太史部官员对该术作实际校验。
依据校验的结果，刘洪对《七曜术》进行了修订，又撰成了《八元术》。
该二术的具体内容已无法查考，但从术名知，它们应是研究日、月、五星
运动的专著，是刘洪关于历法的早期著作。这一年，刘洪曾依此预报公元
179 年的一次月食，可是并不成功，这说明它们还存在不少缺欠。
公元175—177 年，刘洪因其父去世，辞官在家守孝3 年。大约就在这
期间，刘洪完成了他的《九章算术》，它应是对同名经典数学名著进行注
释并融入研究心得的数学著作。因此刘洪又以通晓算术而知名。也许正由
于这个缘故，在刘洪守孝期满后，即被任命为主管财政事务的上计掾。
公元178 年，刘洪又为郎中。由于他在天文历算上的很高造诣，经蔡
邕的推举，到东观和蔡邕一同编撰东汉律历志，蔡邕善著文、通音律，刘
洪精通历理又密于用算，二人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
务。据刘洪的学生徐岳说，这一年，刘洪还提出过改革当时正行用的东汉
四分历的设想，为此，刘洪“先上验日食：日食在晏，加时在辰，食从下
上，三分侵二。事御之后如（刘）洪言”（《晋书·律历志中》）。虽然刘洪
的改历之议未获实现，但他却因此名声大振，成为当时颇孚众望的天文学
家。
公元179 年，刘洪已年届50，又由于他曾被举为孝廉，且仪容庄重，
处事严谨，善于交际，遂被任命为谒者。不久，他又迁任谷城门侯，谷城
门是当时洛阳的12 座城门之一，位于正北方，刘洪为该城门的主管人。这
一年他主持评议王汉提出的交食周期的工作。公元180 年，刘洪又参与评
议冯恂和宗诚关于月食预报和交食周期的论争，刘洪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
到的见解，公正地加以评判。
约公元184 年，刘洪又一次被调离洛阳，出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东
部都尉，是为郡太守的副手。在此任内，刘洪初步完成并向朝廷献上了他
的乾象历，时间约在公元187 年至188 年间。由于初成的乾象历对于月亮
运动的描述，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可靠性，当即被采纳，取代了东汉四分
历的月行术。
约公元189 年，汉灵帝特召刘洪返回洛阳，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初成
的乾象历得到朝廷的重视，征刘洪商议历法改革事宜。但由于当年四月汉
灵帝驾崩，接着又有董卓等人为乱，时局骤变，朝廷无暇顾及改革历法，
而这时刘洪正在返京的途中，于是朝廷改变初衷，改任刘洪为山阳郡（今山
东金乡）太守。在此后大约10 多年的时间里，他一方面努力料理繁重的政
务，一方面继续为改良和完善他的乾象历而勤奋工作，而且注意培养学生，
努力使他对天文历法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人们所了解，力图使之后继有人。
当时的著名学者郑玄，以及徐岳、杨伟、韩翊等人都曾先后得到刘洪的指
点，他们后来为普及或发展乾象历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刘洪在任山阳太守以后，还曾迁任曲城（今山东掖县）侯相，地位与郡
太守相当。刘洪在为相期间，赏罚分明，重教化，移风易俗，吏民畏而爱
之，成为远近闻名的颇有威望和政绩的行政官员。
公元206 年，刘洪最后审定了他的乾象历，这是他在初成乾象历以后，
又经过10 余年的研究、检验、充实和提高而成的历法杰作。可惜，刘洪大
约在公元210 年去世，在生前他没有看到他为之付出数十年心力的乾象历
被正式颁用。但他的心血没有白费，经徐岳的学生阚泽等人的努力，乾象
历在公元232—280 年正式在东吴行用。更重要的是，乾象历以它的众多创
造，使传统历法面貌一新，对后世历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历
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刘洪也以取得划时代成就的天文学家而名垂青
史。刘洪的天文学成就大都载于乾象历中，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以
对月亮运动和交食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在刘洪以前，人们对于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测算
工作，取得过较好的数据。但刘洪发现：依据前人所取用的这两个数值推
得的朔望弦晦以及节气的平均时刻，长期以来普遍存在滞后于实际的朔望
等时刻的现象。经过数十年的潜心里索，刘洪大胆地提出前人所取用的朔
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均偏大的正确结论，给上述历法后天的现象以合理的
解释。在乾象历中，刘洪取一朔望月长度为29
773
日，误差从东汉四分
1457
历的20余秒降至秒左右；取回归年长度为365589
4
145
日，误差从东汉四分
历的660 余秒降至330 秒左右。刘洪大约是从考察前代交食记录与他自己
对交食的实测结果入手，即从古今朔或望时刻的厘定入手，先得到较准确
的朔望月长度值，然后依据十九年七闰的法则，推演出回归年长度值的。
由于刘洪是在这两个数据的精度处于长达600 余年的停滞徘徊状态的背景
下，提出他的新数据的，所以这不但具有提高准确度的科学意义，而且还
含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打破僵局，为后世研究的进展开拓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