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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等技术都有精到的论述。烤田措施的最早记载见于后魏的《齐民要
术》，到陈■《农书》方始指出其好处，并总结出与自下向上的耘田相结
合的方法。陈■认为，培育壮秧是水稻增产的关键之一，比稻田土壤耕作
和田间管理更为重要。
用专篇讨论土地的利用，为陈■《农书》所首创。其中《地势之宜》
篇，堪称为一篇讨论土地利用规划的专论。开始说明土地的自然面貌和性
质多种多样，有高山、丘陵、高原、平原、低地、江河、湖泊等区别；地
势有高下之不同，寒暖肥瘠也随之各不相同。因此，治理时，各有其适宜
的方法。所论述的地形和温度、肥瘠、水旱之间的关系颇符合科学道理。
接着又提出高田、下地、坡地、葑田、湖田五种土地的具体利用规划。尤
以高田的利用规划，讨论最为详细，即勘察地势，在高处来水汇归的地方
凿为陂塘，贮蓄春夏之交的雨水。陂塘的大小，根据灌溉所需水量而定，
大抵是10 亩田划出二三亩来凿塘蓄水。堤岸要高大，堤上种桑柘，以便系
牛。这样做可以一举数得：“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
水（牛粪尿）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这确实
是一种合理而巧妙的小型土地利用规划。
陈■继承战国以来“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的思想，在总结时，
特别注意积极发挥人在地力上的改造作用。《粪田之宜》篇认为，有人说
农田耕种三五年后，地力就会疲乏的说法是不对的，是没有经过认真的思
考。如果能常给农田添加新而肥沃的土壤和施用肥料，则可使土壤越来越
“精熟肥美”，地力将“常新壮”，何来衰败之理呢。这是陈■在土壤肥
力认识上的一个新建树，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精神。在800 多年前，
就明确提出如此豪迈，而且具有重大实用意义的基本原则，说明陈■的观
察敏锐、深入。在这一基础上，陈■又指出，土壤好坏、肥瘠虽不一样，
但治理得宜，都可长出好庄稼。以上两条原则，包含着坚强的，可以用人
力改变自然的信念。它和近代苏联土壤学家B．P．威廉斯（Вильямс）提出的“没有不好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方法”的看法，基本相一致。
基于可使地力“常新壮”的认识，陈■对施用粪肥以增进地力方面，
有充分的论述。除列有专门的《粪田之宜》篇外，在其他篇中也常常提及
施肥问题。其新发展，一是千方百计地开辟肥源，多积肥料，增进肥效，
避免损失。如制造火粪、堆肥发酵、粪屋积肥、沤池积肥等，它们都为以
前农书所没有记载过；二是在肥料施用方面，强调“用粪得理”和重视多
次施用追肥，如种小麦“宜屡耘而屡粪”，此前的《汜胜之书》和《齐民
要术》只注重基肥和种肥，很少提到追肥；此外，还总结了对甲作物施肥，
而效及于乙作物的一举两得施肥法，如在桑园里种苎麻，给苎麻施肥，桑
树也可获得肥效。
陈■的《农书》在农学体系上，开始表现出有意识地追求完整和系统
的讨论。全书上、中、下三卷，上卷是土地经营与栽培总论的结合；中卷
的《牛说》，在性质上为农耕的一部分，因为牛是作为耕种用的役畜饲养
的；下卷《蚕桑》，只谈蚕和桑，而没有缫丝、纺、织、染的叙述。陈■
《农书》开先例把蚕桑作为农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处理，影响到后来的
一些农书，如元代的《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等，都是“农”、
“桑”两字联称并举的。从上卷的编次说，用十二宜为篇名，有一定的内
容与顺序，并互有联系，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陈■自己在《农书》后
序中明确说出这一意图：“故余纂述其源流，叙论其法式，诠次其先后，
首尾贯穿，俾览者有条而易见，用者有序而易循。”再从各篇内容看，虽
不都很充实，且一个问题往往散见于若干篇，但对每项内容都能提出一些
系统性的理论。陈■认为，对事物进行研究，摸索规律很重要，“盖法（规
律）可以为常，而幸（侥■）不可为常也”。在《天时之宜》篇中，他较系统
地讨论了天时变化的规律及其掌握的基本原则；《善其根苗》篇一开始就
指出培育壮秧的总原则；《牧养役用之宜》篇概括地论述了牛的饲养管理
原理等。
中国农史学家万国鼎说：“陈■《农书》篇幅虽小，实具有不少突出
的特点，可以和《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
书》等并列为我国第一流古农书之一。”研究中国农史的日本学者天野元
之助也说：“陈■《农书》三卷，是宋代农书中值得特笔大书的，因为它
给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以来的农书放一异彩。”
文献
原始文献
＇1＇（宋）陈■：农书，《知不足斋丛书》本，1798。
研究文献
＇2＇万国鼎：陈■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
＇3＇石声汉：中国古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
＇4＇寺地遵著，曹隆恭译：陈■《农书》版本考，中国农史，1982，1，
第91—101 页。
＇5＇李长年：陈■及其《农书》，见《农史研究》第8 集，农业出版社，
1989。
赵佶
鄢良
赵佶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北宋元丰五年（1082 年）生于开封；南
宋绍兴五年（1135 年）卒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医学。
赵佶是北宋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的第11 子，第七位皇帝宋哲宗
赵煦之弟。元丰八年（1085）封为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加封端王。元
符三年（1100）哲宗死，因无嗣，赵佶即皇帝位，成为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即
宋徽宗）。他崇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宣和七年（1127）金兵入侵，
宋军节节败退，赵佶传位太子赵恒（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三年（1127），
赵佶与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北去，囚禁在五国城，直至去世。
北宋皇帝有重视医学的传统。赵佶以前诸帝都在不同程度上亲自过问
并扶持医药卫生，对推动北宋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有些皇帝，
如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本人也爱好并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宋
史·王怀隐传》记载：“初太宗在蕃邸，暇日多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
皆尝有验者。”《太平圣惠方》就是在宋太宗所收医方的基础上命医家王
怀隐加以扩充而成的。
赵佶对医药的重视程度比其前几位皇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本人
也通晓医学理论。在他即位的最初四年里，相继诏令设置或改善了“安济
坊”、“居养院”、“慈幼局”、“漏泽园”等慈善和医疗机构；其中“安
济坊”为医疗机构，主要收治有病而无力求医的贫穷患者。政和三年
（1113），又下诏设置“粹和宫”，专供有病宫女疗养之用。赵佶在位期间，
还曾多次诏命或派遣官员“访民疾苦”。此外，还增设“修合药所”（制药
机构）和“卖药所”（后改名为“太平惠民局”）。赵佶在医学教育上进行了
较大改革，这就是“医学”的设立。“医学”级别高于“太医局”，隶属
国子监，专门培养高级医学人材，采用“三舍法”。“医学”初设于崇宁
二年（1103），其后或罢或复，几经反复，最后在宣和二年（1120）停办后再
也未能恢复。“医学”经历的周折可能与北方金人的侵扰、经济困难、“医
学”制度不完善及北宋朝庭的内部分歧等因素有关，但应当肯定，赵佶为
提高医学教育水平和医生地位作过积极的努力。他对医药书籍的编修也很
关注。大观二年（1108），命艾晟修订《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改名为《大
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六年（1116）又命曹孝忠再加修订，并改名为
《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大观年间，还命陈师文等校正《和剂局
方》。他本人还亲自撰写了一部《圣济经》，此书写成并颁行于重和元年
（1118），并诏令将该书作为医学校的教科书。其后赵佶又主持编撰了《圣
济总录》。此书成于宣和七年（1125），多达200 卷，载方近两万，理法方
药俱全，赵佶还亲自为此书作序。《圣济总录》是宋代的医学百科全书，
集宋以前中国医学之大成。
赵佶在医学上的造诣体现在他亲自撰写的《圣济经》中。《圣济经》
10 卷42 章，为医学基础理论著作，涉及生理、病理、运气、养生、胎育、
治则、药理等各个方面。赵佶在《圣济总录》御制序中称“万机之余，著
书四十二章，发明《内经》之妙，曰《圣济经》，其意精微，其旨迈远，
其所言在理，所以探天下之至赜。”实事上也正如此序中所言，《圣济经》
主要是概括总结《内经》的医学思想，并结合道教哲学作了一定的发挥。
尽管他没有提出太多有创造性的新思想或新理论，但对《内经》的研究确
有很深的造诣，《圣济经》十分简明地表述了《内经》的基本理论，特别
是在五行学说、阴阳学说方面不仅深得《内经》精义，而且还有所发挥。
例如《内经》中的五行相克关系是用于说明五脏病传关系和运气的胜复承
制关系；《圣济经》则认为五行相克可以“相治”、“相成”，并以此说
明五脏的生成之序是命门、心、肺、肝、脾、肾。赵佶精于象数学（与他崇
奉道教有关，道教哲学即象数学），在《圣济经》中也揉合了不少象数学的
内容，以发挥《内经》的理论。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有女子二七
天癸至，男子二八天癸至之论；《圣济经》根据象数学的数目阴阳理论对
此加以发挥，它说：“语七八之数，七、少阳也，八、少阴也。相感而流
通，故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则以阴阳交始而兆始故也。”
此外，赵佶还笃信运气学说。政和七年（1117）“十月一日，命公布次年运
历，示民预防疾病”。“运历”是根据运气学说而制定的关于各年份及各
年中各月节的气候、物候和病候特点的历法。皇家颁布运历，这是第一次。
《圣济总录》将运气学说置于全书之首，也正是赵佶重视运气学说的反映。
赵佶援象数学之理以论医及重视运气学说对宋以后的医风有一定的影响。
赵佶重视医药卫生，并自撰及主编医书。虽然他有标榜“文治”和“仁
政”的政治动机，但在客观上有关心百姓疾苦的行动，而且也有相当的实
际效果，应当肯定他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文献
原始文献
＇1＇（宋）赵佶：宋徽宗圣济经，《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据十万卷
楼丛书本排印，1935。
研究文献
＇2＇（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
＇3＇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中国科技史料，10（1989）， 3，第3—
20 页。
姚舜铺
陈久金
姚舜辅籍贯、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北宋崇宁至大观年间（1102—1110
年）。天文学。
姚舜辅为宋司天监历官，先于崇宁二年（1103）自造占天历，颁行三年。
又于崇宁五年（1106）受命造纪元历，一直行用到北宋灭亡（1126）。靖康之
乱，北宋天文文献档案散失殆尽，纪元历也亡佚，直至绍兴二年（1132）宋
高宗用重金收购得纪元历法，又颁行至乾道四年（1168）改用乾道历为止。
纪元历在观测数据、观测方法和计算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
就。姚舜辅的主要贡献是：
（1）进行宋代最精密的一次恒星位置观测古代以二十八宿距度作为度
量的标准，坐标不准，势必给观测结果带来误差，以往二十八宿赤道距度
只准确到度，对此姚舜辅作了大胆的改革，实测二十八宿赤道距度，准确
到四分之一度，以少、半、太表示，使精度提高了一大步。北宋共进行了
七次恒星位置的观测，其中，杨惟德在景■年间（1034）测量的平均误差为
0。67°；周琮在皇■年间（1052）测量的平均误差为0。47°；而姚舜辅测量
的平均误差仅为0。15°。可见他的观测精度已达到空前精密的程度。
（2）创立多组冬至时刻的测定方法准确测定冬至时刻是制定精密历法
所需最基本的数据，是治历之要务。可惜宋代历法累改，一些人只知写子
换母，忽略了实测工作，以致行用不久即见疏阔。《元史》载《授时历议》
说：
“刘宋祖冲之尝取冬至前后二十三、四日间晷景，折取其中，定为冬
至；且以日差比课，推定时刻。。。纪元以后诸历，为法加详，大抵不出
冲之之法。”“积日累月，实测中晷，自选日以及近日，取前后日率相埒
者，参考同异，。。以取数多者为定。”授时历每年取五组以上观测数据
的折衷值，是继承了纪元历的方法。纪元历所以受到人们的长期推崇，创
法测取更精密的冬至时刻是其中一个原因。
（3）发明以观测金星定太阳方位的方法纪元历及《宋史》均无此记载，
但《元史·历志》有如下记载：
“古人欲测躔度所在，必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晋姜岌首
以月食冲检，知日度所在；纪元历复以太白志其相距远近，于昏后明前验
定星度，因得日躔。”
从授时历对于太阳位置观测方法的历史叙述可知，利用金星作为媒介
来测太阳位置的方法，是由姚舜辅发明的。金星是除日月以外全天最亮的
天体，在日落前和日出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在天空能够看到它，这时可
直接测出太阳与金星的角距，然后在太阳下山后（或日出前）可看到其他恒
星时，测出金星的入宿度，计入两次观测间金星移动的角距，便可推得太
阳的方位。这个方法简单易行，所得结果也较精确，为后世天文学家测定
太阳方位提供了一种十分有力的手段。
（4）五星行度的观测姚舜辅曾对五星的运动周期和历元位置作过精密
测量。平均地说，这些数据确是历代最为精确的数据之一，它们在其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历法家视为最权威的数据。
（5）改进计算方法姚舜辅在历法计算中也有一些创造发明。由于中国古
代几何学贫乏，黄赤道数值的换算大约直接在浑仪或浑象上比量，姚舜辅
创立了一种黄赤道差的经验换算公式，计算简便，结果精确。后他又发现
以往历法家推求不同季节月亮偏离黄道的度数有误差，便对它作了经验性
的修正。这二项改进都提高了计算的精确度，为今后历法家所沿用。
总之，纪元历是两宋和金辽以来最有成就也是最有影响的历法。南宋
统治者对它十分重视，南宋的历法家在制定新历时，大多依据纪元历，在
检验新历精度时，也大多参照纪元历作为比较的标准。辽代和金代都用大
明历，其法不详。据《金史·历志》的说法，是“因宋纪元历而增损之”。
这就是说，大明历是以纪元为法的。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也以纪元为法。
朱文鑫《历法通志》说：“其步气朔、卦候、日躔、晷漏、月离、交会、
五星，皆与纪元历相似，故说者谓知微之于纪元，犹五纪之于麟德，正元
之于大衍也。”授时历中很多天文观测方法和计算方法也都来自纪元历，
或者是从纪元历得到启发而加以发展。因此，姚舜辅实为我国著名的历法
大家，具有深厚的天文学基础和数学才能，在中国历法史上多所创造，做
出巨大贡献。
文献
原始文献
＇1＇（宋）姚舜辅：纪元历，见《宋史·律历志》，中华书局，1977。研
究文献
＇2＇朱文鑫：历法通志，商务印书馆，1934。
＇3＇薮内清：宋代■星宿，东方学报，第7 册（京都版）。
楼■
范楚玉
楼■字寿玉，又字国器。浙江鄞县人。约北宋元■五年（1090 年）
生；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卒。农学。
《宋史·艺文志》“农家类”著录：“《耕织图》一卷，楼■撰”。
据楼■之■楼■说：宋高宗时，楼■任临安于潜令，比较关心民间事务，
有感于农夫、蚕妇耕织之苦，于是“究其始末，为耕织二图”。楼■因课
劝农桑成效显著而得上闻，又经近臣的推荐，宋高宗召见了他。他趁此机
会呈献上《耕织图》。此后，他历任多种官职，而且“所至多着声绩”。
绍兴（1131—1162）中，曾累官至朝议大夫。
北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已将农家耕织情况，绘于王宫的延
春阁壁上。宋高宗曾说及此事：“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
绢甚详”。后来，这种耕织图，由宫廷发展到民间，成为一种介绍和传播
农业生产技术的手段。元末虞集《道国学古录》说，宋代郡县所治大门的
东西壁，绘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说明宋代曾广泛采用耕织图的方式，
宣传和推广过耕织技术。
在耕织图中，以楼■编绘的《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