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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申诉。经法院一查，骗钱的工厂的财产早已被分光吃净，骗来的钱也分光了，无力偿还。
……
温州好些地方制造假黄连素成风。瑞安的一个公社就有30多个这样的厂。这些假药厂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生产单位。他们制成的假药，以三倍、甚至五倍、八倍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大搞不正之风，直接远销省外医药公司或医疗单位。瑞安县封了52个假药厂，把其中骗钱多的一个厂的负责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处理前，有人为犯罪分子开脱：这药不是假的，因为有成本，虽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领导同志求情说：〃社队企业没饭吃，望你们高抬贵手。〃
三十年世景变迁往往让人恍若隔世。回头来审视上述文章的要义，说明事实上温州私营企业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非规范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市场经济的闸门如〃潘多拉魔盒〃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势不可挡渗透进来，无法逆转。初始，水流很小，却相当肆意；随后，它在妥协中积蓄力量，集涓为流、轰然成势；最终，水浊水清，集建设和破坏于大成，推倒旧的秩序，新的天地以混乱无序的面貌呈现出来。在这天地之中，温州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在体制外拼命呼吸，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与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背景下高速成长。这样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企业群落的草莽和灰色，使其在有些时候为了逐利而不择手段。
经济学家钟朋荣曾经谈及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自从踏上改革开放的节奏，温州形成了一个民间力量与改革勇气井喷的经济活跃地带。推陈出新、唯利是图、自强自立的精神，注定其是草根经济崛起的典型，少有国有企业，但家庭式作坊和私人工厂已成燎原之势，怎一个〃活〃字了得，又怎一个〃乱〃字了得。温州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异端〃。
因此，正是《人民日报》那篇分量十足且针对性极强的文章，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些以严肃自居，而看不惯温州发展模式的领导予以整顿的口舌与把柄。
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一下车直奔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感觉一脚陷入了〃敌占区〃到处是杂牌的小作坊和灰头土脸的农民推销员。他感觉温州已经到了非〃治乱不可〃的地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年底，颇具声势的检查在温州迅速开展。检查本应只是维护经济秩序的行为，可是一场经济整风的暴风雨却悄然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兴师问罪〃的氛围愈加浓厚，1982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
小城大事（1981年）
浙南日报：4月13日…17日温州地区工交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主题是搞好工业调整，把我区工业生产搞上去。
浙南日报：5月26日，温州地区1979…1980年科技成果授奖大会隆重举行。136项成果获奖。
温州晚报：8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第282简报刊登《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一文，并加按语肯定永嘉〃当年首创这种责任制〃。
浙南日报：9月20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温州办事处〃鳌江轮〃首航日本。
浙南日报：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市合并，建立温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袁芳烈任中共温州市委第一书记，董炳宇任第二书记，郑嘉顺、李裕林、张永祥任温州市代市长。
浙南日报：10月21日，香港〃海天〃号轮首航东沙港，装运活石斑鱼出口，从此洞头海产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浙南日报：10月10日…18日，温州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提出要发展三中全会以来大好形势，把温州各项工作搞上去。
浙南日报：12月25日，温州汽车客运西站建成。占地面积39？7亩，可供2000人候车。
1982：冰火两重天
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
歌曲《迷宫》
飓
风将要刮起之时，温州私营经济迎来了萧瑟冬季。
这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雨的风眼在地处东南的温州，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年名声赫赫的〃八大王〃。昔日威风八面的大王们，顿时仓惶而逃，甚至锒铛入狱，恍惚之间竟不知今夕何夕。与〃八大王〃事件齐名的〃登山鞋厂〃事件则是另一个轰动的焦点。
温州盛产螃蟹。温籍作家叶永烈曾比喻：有温州商人运了一船螃蟹到荷兰。船在荷兰舶岸后，荷兰海关不许螃蟹进荷兰。温州人很无奈，只得把一船螃蟹倒进了海里。没想到，螃蟹从海里游到了岸上，进了荷兰，且在荷兰生儿育女，几年后，荷兰各地到处都是螃蟹。叶永烈风趣地说，温州人就是螃蟹。
确实，温州民营经济的勃兴之路，没有路标，只有眼力；覆满荆棘，却布满坚韧的足迹。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自谋出路解决温饱。他们走南闯北，〃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他们从事投资少、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的再生加工和小商品生产，形成以家庭生产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购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让体制僵化的国营企业头疼不已。平阳一农妇，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赚钱。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在口袋里装了两张纸条，一张写着：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写着：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凭着这两张纸条，老太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了万元户。
当时，乐清的一个登山鞋厂把生产搞得热火朝天，也煞是惹眼。〃文革〃内乱结束，温州许多国营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乐清登山鞋厂在此之列。鞋厂前身为皮革厂，生产猪皮鞋。因为工艺陈旧、质量次、价格高，产品始终打不开市场。直至新厂长上任，组织供销员共100余人到全国寻找生产业务。厂长运气确实不错，从一家上海外贸单位拉来订单。但鞋厂没有足够资金。厂长想出办法，把郊区社队企业和农村专业户集中起来，生产工具由个人自备。登山鞋厂由死到生，厂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登山鞋厂〃咸鱼翻身〃的同时，温州其他私营经济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煤炭紧张，就有人把煤炭输到温州来卖。在新疆兵团服役的温州人回家抱怨〃吃的、喝的少，特别没有水产品〃，就有人将乐清的带鱼运到新疆去……
新生事物的成长，伴随着保守主义者的疑虑、僵化的教条主义者的非难和指责。质疑由此纷至沓来，激起轩然大波：〃以登山鞋厂为代表的温州企业与个人在刮资本主义的歪风。〃有传言为证：〃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温州市委办公室办有一份刊物，叫《温州工作通讯》，上面登了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一份材料，毫不避忌地写着〃温州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好多问题〃。而一封匿名检举信火上添油，将〃登山鞋厂〃事件推向高潮。信中反映：鞋厂职工工资高出当地平均工资３至６倍，破坏工资制度；厂长走私，鞋厂向上海外贸公司行贿。
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备受关注，也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遭受太多责难。围绕着这个风眼，政策的风暴席卷过多次，不过这是最猛烈的一次。４月，浙江省委派省委常委、省委有关部门等十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整治温州。工作组来之前，思维上已经先入为主，此行的目的就是证明温州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争论的火力点便是登山鞋厂。
在讨论〃登山鞋厂〃问题上，温州干部与省委工作组争论得异常激烈，双方拍桌子互相指责。省委指责温州干部〃搞资本主义〃，越说越怒，语言带着强烈的攻击性。温州干部则反唇相讥省委〃教条主义〃。
最后，省委工作组定性，〃温州主要领导方向错了，路线没把好〃。向省委汇报的结论是，领导班子存在〃对自己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对一些案件处理优柔寡断，内部不团结〃等问题。6月12日，省委下发文件，免去温州乐清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副书记何元赞职务。五年后，〃登山鞋厂〃事件当事人才最终获得平反。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登山鞋厂〃事件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当地老百姓普遍认为：登山鞋的生产得到发展以后，每个人的家里都赚钱，每户人家一个晚上下来有几毛钱，一个月十来块。十来块对当时一个家庭来说是个不错的收入。不过，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在领导意志面前当然是人微言轻。
倘若能够稍微改善物质生活只是那个时候温州人卑微的奢望，那么，〃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则成为杀气腾腾的1982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沉重榜样。经济整顿搅动得大半个温州城噤若寒蝉。个体户与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无不担心陈瓯江与廖冒畴陈瓯江，这个为人侠义的供销员和廖冒畴于1977年因〃投机倒把〃被枪毙，为自己比别人先行一步付出血淋淋的代价。的悲剧重演。
如此受挫、动荡、喘息的时期，毕竟还是有胆大无畏且心细如发之人。意识形态的〃红与黑〃禁锢不了他们如地火奔突的勇气。他们争先恐后地涉足商业，在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之路后，曾经羸弱不堪的生命而今变得无比强大。
春节刚过，尽管很想过完元宵节再出门，钱金波还是叹息着对母亲说：〃我18岁了，家里生活困难，我不能再在家里白吃饭，我要出去打工。〃这个神态谦和的小伙子背上简单的行李走出了山村。
溪水、草地、红蜻蜓，山村生活的18年，虽决非十全十美，钱金波的日子却过得如行云流水，少有忧虑。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漫天飞舞的红蜻蜓，一种无忧无虑的精灵。来到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生命不再安详，空气中到处传递着创业的躁动，力争上游的气氛压迫着每一个不甘平庸的温州人去尝试着做点什么。
钱金波激动万分，他想都未想就一头扎进了表面平静实则波涛暗涌的商海。他哪里知道，其实1982年并不是一个创业的好年份。
在温州城区，钱金波开门面做木匠活接到第一笔生意时，因为太激动，凿子一偏，刺伤了大腿，鲜血涌出来，钻心地痛。他用手紧紧捂住伤口，血从指缝慢慢溢出。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就是如此一位男子汉，在遭遇经济整顿时，无奈之下只能悄悄关了店门，跑到了湖北，一呆就是两年。
周成建的创业生涯，就像自己产品的广告语一样：〃不走寻常路。〃
周成建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出生在石坑岭，一个在温州地图上都不显眼的小村落，地属偏僻。以至于功成名就后，他偶尔开车回家，也需不停询问才能找到返乡之路。
为摆脱贫穷，周成建从小就学会了裁缝手艺。上一年借了20万元钱，他办起一家服装企业。没有经商经验，中了别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企业倒闭，他血本无归。即使放到现在，20多万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何况在当时。债款给周本人和家人带来巨大压力。
温州商人，与其说他们有天赋的经商才气，不如说他们勇于挑战，敢于吃苦。到妙果寺服装市场练摊成为周成建翻身的唯一机会。他什么重活、累活都干；火车上三天三夜站过，一天只吃一顿熬过。白天卖衣服，晚上做衣服，一天劳动16小时以上。他想法简单：一分一分地攒钱，把20万债款还掉。
体力的透支最终酿成大祸。周成建在操作机器时，因为实在太困，一批西装的袖子被裁短了一截。客户要求赔钱，一赔又是十几万。没钱的他，不得不将西装袖子改成夹克袖子，花800元在当地报纸上刊出一则广告：〃我给出成本价，你随便加点钱衣服就拿走。〃
出乎意料，这批夹克居然畅销。卖衣服的钱，支付给客户赔款后，还有剩余。从此，周成建做起了前店后厂的生意，还清了所有债款，也伺机等候下一个商机。
1982年，温州私营经济步履蹒跚，钱金波与周成建则恰恰扮演了顶风上行的角色。倘若此时把诸如〃民族大义〃、〃经济崛起〃这样的帽子盖在他们头上未免有些夸大其词。把〃贫穷〃与〃勇气〃衔接起来，才是他们破土而出的真正原动力，这虽比那些浪漫主义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要粗糙和野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股被温州商业文化熏陶出来的原生态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层精英。毫无疑问，他们形成了推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改革开放到了第四年，国民经济总量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全国上下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应该是振臂高呼、放手大干的一年。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市上，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到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元。
人民大会堂内，正举行由胡耀邦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清茶一杯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七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徐强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观缩影。
中国经济的开场白，仿佛足以令国人增添几分乐观的情绪。但是，政策变幻不定，让人雾里看花。当时的温州因自发的经济行为游离于当时的准则之外，而风声鹤唳。上下对比，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辩证法更能在温州凸显它的践行性。一边温州模式受到冲击，经济整顿愈演愈烈，丝毫看不到偃旗息鼓的迹象；可另一边则是创业的火焰熊熊燃烧。英雄辈出的年代，带着光荣与梦想，郑荣德这样的温州人凭借激情和对〃中国特色〃的深切把握，迅速成长。同时，虽然他们事业小有成就，但因远不如〃八大王〃们起眼，幸运地成了运动中的〃漏网之鱼〃。树大必然招风，船小却好掉头。郑荣德们从容在政策夹缝中游走，反而为以后的长足发展留得了青山。
出生于温州一个小海岛上的郑荣德，为家中长子，上有四个姐姐，下有两弟一妹。一家十口人靠父亲打鱼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常常一锅稀粥可以照见人影。小学毕业，郑荣德不得不像祖辈们一样下海打鱼。浩渺大海的波涛骇浪中危机四伏。大风大浪中经历的数次生与死的考验，坚定了郑荣德〃人定胜天〃的意志。从此，他的命运在历史的戏剧性跌宕中苦苦挣扎、不断幻灭，却始终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
17岁以前，郑荣德从未离开过海岛，连温州城区都没去过。海岛之外的精彩对于他而言显得陌生且遥不可及。直到有一天，一个中学同学去上海游玩，回来描述出大上海是怎样的繁华，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同学走后，在记忆中还没有流过泪的郑荣德，独自跑到海边，面对大海大哭一场。一种对看不到希望的未来的恐惧强烈刺激着他离开这个封闭的小岛，〃如果留在这个岛上的话，就只能像父亲，一辈子当渔民。〃不甘命运摆布，〃要出去〃便成为他急切的愿望。
零是虚无，也是一个拥有无穷可能性的起点。除了300元钱，一无所有的郑荣德第一次走出海岛，目的地柳市。在柳市，他买了150张产品照片和一本价格表，开始了没有目标的推销之路。
郑荣德一路走到金华，在火车站随意买了一张去湖南郴州的车票。在郴州出站口，他买了一张当地地图。按照地图标示，他去一家家修理厂上门推销。35天后，当口袋里只剩下三块四毛钱时，他签订了第一份合同，赚到了1000多块钱。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