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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万元。
世面和眼界变得开阔和活络。郑元忠拿出积攒，办起开关厂。一只开关国营厂卖10元，他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只卖3元，还有2元的利润。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几年下来，资产翻了几倍，是柳市仅次于胡金林的〃二富〃。
农村有盖新房子的习惯，赚了钱的郑元忠盖起一幢占地一亩的三层小洋楼。他万万没想到，小洋楼被《人民日报》说成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和摩托车的豪华庭院，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
一个茫茫黑夜，郑元忠远走他乡。1982年初夏到1983年中秋，他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一年后，以为风声已过的郑元忠悄然潜返。1983年9月15日凌晨1点30分，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郑元忠家，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关进了乐清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郑元忠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显然，仔细思量，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场荒谬的运动。〃八大王〃事件平反后，甚至连《人民日报》都称其为〃历史上的大玩笑〃、〃法律上的大玩笑〃，足见其不可思议之处。在当时，〃左倾〃思想之严重程度不容乐观，这也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和拒绝的现实背景。
狱中艰难度日的郑元忠，靠在墙上写了一封三万字的信，他说：〃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一连写了数十封信，寄给有关部门，结果石沉大海……未来变得晦涩。那期间，他彷徨、无助、意志消沉，直到被无罪释放。
走出阴暗的牢房，和其他〃大王〃不同，郑元忠第一件事并不是赶着和家人团聚。他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
从一号文件中，郑元忠读出端倪，全然没了入狱时的苦闷和怨愤。只不过，当他回家发现那个被称为〃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时，还是难过了好一阵子。
出狱后〃大王〃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发展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达成共识：急流勇退，轻轻松松过小康。唯有郑元忠，这个仔细研读了中央一号文件，强烈感受到政府对个体民营经济松绑信号的〃大王〃，决定继续留在阵地打拼厮杀。填平了院子里的水田，他办起乐清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乐清精益开关厂。
一个人有意识地进入到历史洪流的主流时，每一个奋勇向前的动作自然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站在郑元忠之外的〃大王〃们的角度看，1984年最不平静而又最平静。做好最坏的打算，却九死一生的他们，怎能平静？所以，出狱后对政策变化的心有余悸，令他们开始追求极度平静，即使生活淡定有如一潭死水。
不过对于陈敏、吴邦东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他们则显得轻松许多。〃八大王〃事件平反以后，温州城乡的活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这一年，吴邦东坐上一辆灰蒙蒙的长途汽车，从柳市一路颠簸到金华，独自一人闯天下。陈敏此时有了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们虽与郑元忠在空间上错开，可不影响数年后三人的相聚，并成就一段传奇。
吴邦东骨子里有一股书卷气。据说，他年轻时在姑娘眼中是绝对的帅哥。
靠着学校减免学费，吴邦东勉强读完高中。他拿着三个哥哥凑的300元，带了本电器产品目录，出门谋生，懵懵懂懂地到了金华。
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大小小的行李，混混乱乱的场面令吴邦东心慌。买到一张站票，他挤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在旅客座位底下，脚跟旁边，疲惫不堪的他铺上报纸，侧身钻进去，伴随晃动的火车和车厢的浊气昏然睡去，一路向北。
初到东北的吴邦东，不知温度已是摄氏零下四十多度。下了火车，他张嘴吸了几口冷空气，喉咙突然呛起来，不停咳嗽。多年后，吴邦东几经磨练，成为郑元忠创办的精益集团总经理，意气风发。但喉咙的毛病一到秋天就受凉发作，连续咳嗽两个月，昼夜不安。人生奋斗过程中的代价，如此深重。
研究所工作的陈敏则逐渐不安于这份轻松但无所事事的工作。他总觉得现实与理想间存在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一边是一眼到头的单调，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未知。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买来面料，请人加工了五件风衣，拿到市场去销售。七天后，五件风衣全部卖出，每件赚20元，共赚100元。
数着100元，陈敏认准服装业有前途。他与同学各出500元，从胶鞋厂购买了一捆帆布，自己动手染成蓝色做牛仔裤，将其销往市场，钱赚得不亦乐乎。
1986年市场突变，大批牛仔裤积压。陈敏另辟渠道，背着大包牛仔裤，跑到青岛、大连，一路贱卖。有过这样的经历，自称见识了市场风浪的他干脆辞掉工作，创办温州华联服装厂，生产男式西服。次年身家即过百万。
奇迹的诞生往往是里应外合的结果。
温州土地稀缺，地处天涯死角。浓厚的商业氛围与偏处一隅的组合，不单单激励着热血沸腾者义无反顾地在这里开天辟地，同时也不断刺激着温州人放宽视野，以万般豪情、千种激荡的姿态为梦想寻找落脚现实的契机。
11月，已到而立之年的饶道新花7块钱买了件仿制的军大衣，提着20斤海米北上烟台。
饶道新的爷爷是资本家。从小他天天打扫厕所，被戴高帽子、贴白纸当资本家后代批斗。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抄家时都被抄走。他只好偷偷捕捞些海产品，自己加工后，拿到城里，能卖几毛钱。怕被抓，都是晚上走，天没亮卖掉就回来。可还是被抓过好几回。每抓一次便是游街批斗。有了这些经历，他对海产品如数家珍，具备了对各级干鲜海产品品质的识别能力。
海米很快脱手，这给初次闯荡烟台的饶道新留下深刻印象。他发现烟台三面临海，但市场上鲜活海产品多，加工的少，且还是分散的手工加工，价格比南方高，从温州贩运有利可图。于是，他从温州发来400斤海米，在中心区商厦设立专卖柜台。因为资金少，周转困难，他只能自己蹬着三轮送货，万般劳累。
饶道新是个有想法的人。烟台人守着大海买外地干海产品的做法让他看到了商机，萌生了筹建加工厂的梦想。凭此时的经济实力要建一座海产品加工厂，现实与梦想还相距太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节省每一笔赚到的钱。1993年，饶道新兴建的烟台新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成立，终圆了创业之梦。
从1984年走进烟台至今，饶道新度过了蓬勃的青春岁月。企业一步步走到今天，他当年手中贩卖海鲜的提包也换成了现代化的厂房。现在，他喜欢坐在地球仪前，徐徐转动，看世界就这样展现在他的眼前。
当今天温州企业界几乎所有重要角色还都藉藉无名时，因为温州市委的一次任命与《人民日报》的报道，叶文贵显赫一时。
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浙江省温州苍南金乡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私营业主成为正经八百的父母官，这又是温州人一次石破天惊的举措。
苍南金乡，相距柳市大约100多公里的一个温州小镇，明清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讨饭村。叶家善于经商在当地却有口皆碑。叶文贵的祖父早年在上海开银楼，是著名乡绅。二伯父为上海自行车三厂的创始人，凤凰自行车诞生于三厂。叶文贵14岁便学会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而当时收音机才刚刚上市。
1969年，四千温州知青之一的叶文贵来到黑龙江，落户于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偏僻山村。他劳动一天挣到8角钱，一年只能吃三次猪肉。不久，山村通电。供电局装好变压器，村民们特意杀猪宰羊表示感谢。知青们闻着肉香酒香，馋得要死，却没他们的份。然而，电工一走，灯竟然熄了。村民骂声一片，堵住村长等干部家讨说法，乱作一团。
叶文贵学过电工，断定变压器运输途中接头脱焊。他找到村长，说能修好，但有条件：第一，杀一头猪款待众温州知青；第二，需要几天时间，队里不能减工分。心急如焚的村长完全答应了条件。叶文贵故意围着实际上几分钟就能修好的变压器转了几天修变压器比参加劳动轻松。
叶文贵会电工的消息传到附近矿务局。矿上和矿工经常请他上门帮忙。时间一久，他发现矿务局挖矿用的铁锹需安木柄，但矿里购回的铁锹都不带柄。他知道，东北本身有大量林木，如果生产锹柄，价格有绝对优势。
找来八位知青，叶文贵说服他们每人出资2元。他自己请矿务局负责人吃了一餐饭，谈定锹柄合同，公司预付600元定金。利用600元，叶文贵开起锹柄厂。一开始用木工车床，运转太慢，一天只能生产100多条锹柄。他进行技术更新，联想到铅笔刀和生产木锹柄原理相近，设计出了一台机器，每分钟转速3000余次，一分钟生产锹柄14根。当地林区，伐木工人们伐取大圆木，一些小杂木通常被扔在林场任其腐烂。叶文贵和林场联系，付很少的一笔钱获得这类木材。原料供应轻松解决，生产规模随即不断扩大，几年后锹柄厂产品从关外销到关内。
1978年，金乡新任书记到任当天，金乡人贴出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作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同年，大批温州知青返城，99％的落魄而归，叶文贵则带着一笔可观的财富回到金乡。第二年，他召集亲戚集资，生产铝板。
金乡铭牌徽章生产史悠久。高考恢复后，各大高校正因难以区别本校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而犯愁，金乡人抓住机会，集中于学校推销校徽。其后几年八万人口的小镇涌现七百多家商标厂，从业人员一万多。金乡徽章销售直线上升，高峰时年销售额占全国校徽总产量一半以上。
生意兴旺，难题随之而来，生产必需的大量铝板都是外地采购，成本倍增。现在金乡有了轧铝机，众多徽章厂自然欢迎。仅四个月，叶文贵们的投资全部收回，到年底净赚20多万。投资不过400元，一年增长25倍，回报实在可观。但是叶文贵忧心忡忡：铝板机结构简单，容易仿造。只要金乡人仍然生产校徽铭牌，自己就绝无理由可以长久控制市场。要领跑市场只有提高行业门槛。其他股东理由充分，〃现在有钱可赚〃，断然拒绝提议。
工厂最红火的时候叶文贵选择退出股份。他先后投资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等，每一间厂都利润滚滚。他创建金乡第一个企业集团，或者说是整个温州的第一个企业集团。叶文贵经营思路独到，行事风格也极具个人特色。他致力于培养后备人才，选送职工去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培训深造；企业内部开办电大班、阅览室，组织职工知识更新和升级。中国人还在为百万富翁瞠目结舌时，叶文贵个人资产已悄然上千万，成为苍南首富，领军温州企业家群体。
叶文贵富甲一方。费孝通在他的厂里转了三圈说：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不远万里跑来看叶文贵：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任何人在任何行业取得成功后，最终会走入仕途。
长期边缘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别，使温州私营业主们心存惶恐和苦恼。他们渴望认同、渴望融入。叶文贵的伺机出现无疑提升士气，振奋人心。然而，区长一职，对于叶文贵来说，是有形的荣誉，更是无形的压力。他或许经营企业游刃有余，可绝不等同于在官场中也会如鱼得水。
短暂的亢奋消逝后，叶文贵不胜其烦，无所适从。他厌倦开会，繁琐冗长的会整天没完没了；他厌烦写报告，报告中夸张的数据在做企业出身的叶文贵眼前显得讽刺与可笑。终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他犯了一个毁灭性的错误：将苦恼透露给新华社常驻温州记者张和平。后者写了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的内参。紧接着，在领导批示下，他的副区长职务悄无声息地被免去。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成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唯一候选人。他断然拒绝这份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职务。他有更雄心勃勃的抱负：造电动轿车。
在温州，不少人一直在尝试改写整车制造的历史，他们收获的多是失败的苦涩。造车，是温州人最深的痛，也是心底最真的梦。叶文贵要造混合动力电动车。站在今天的角度，这是何等的有远见汽油逐渐紧缺，环保和新能源开发势在必行，而研发电动轿车无疑是缩短中国轿车业与世界差距的最好途径。他摒弃一切俗务，淡出人们的视线，专心营造〃轿车梦〃。与此同时，政府对叶文贵的热情消退，他身上的光环逐渐暗淡。
转型是企业成长过程的必经阶段，可惜很多企业像无头的苍蝇，转来转去，将自己转向绝路。为解决技术难题，叶文贵投入全部身家。几年后，叮叮当当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掀开梦的一角电动轿车充满电最高时速每小时80公里，充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值得一提的是，该车95％以上的配件来自温州本地。当时温州所有的汽配厂家都盯着叶文贵，等待他的成功。然而，他失败了。
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结尾的故事。孑然一身，光环是一个人的、赞誉是一个人的，可跌倒时的黯淡和叹息也是一个人的。一张无形的网中，叶文贵经历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电动轿车从构思到商品，需要完善的技术、巨额的资金。耗尽了千万家财，背上沉重的债务时，他发现了自己的孤独，也意识到一己之力根本走不通这条路。作为普通的农民商人，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他点燃的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最终演变为〃一个中国农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沉舟侧畔千帆过〃，醒悟代价实在太大。新一代温州企业家层出不穷，叶文贵却从温州企业家的名单上黯然消失。
13年后，两位新华社记者通过朋友再三联络，找到不接受任何采访的叶文贵。偌大的厂区寂寥无声。厂区一角，荒草丛中躺着锈迹斑斑的钢铁躯壳。一辆玻璃钢车身的红色小轿车车身陈旧，但仍能开动，车头〃Y〃字形的车标，源于叶文贵的叶姓。
〃现在可能时机到了……〃采访中，叶文贵感慨叹息。事实上，在他偃旗息鼓的十来年，离温州不算远的台州，〃汽车疯子〃李书福制造出第一辆完全由民营资本投资的轿车。而另一位民营企业家王传福则搭上陕西省政府，投资20亿元组建生产线，生产叶文贵朝思暮想的电动汽车。当然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是，后来叶的儿子在大学读的专业正是汽车制造。
经济的高速发展仍然掩盖不住中国商业传统底蕴的苍白。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和执政党的政治规律，一并构成了中国企业界特殊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如果想要在游戏中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采访结束，两位记者在分析叶文贵失败的原因时就如此写道：发展目标的锁定上过于罗曼蒂克，在具体运作上脱离实际……除此之外，有一点不能不提及，他一脚踏进了堂·吉诃德般独斗风车的黑胡同，近似于闭门造车，没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政府与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依靠这一强大力量，叶文贵不是没有可能。然而他放弃了。机会，从手指缝间无声滑落……
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叶文贵想单枪匹马创造一个市场，但他根本难以克服既有的重重障碍。个人英雄主义过度膨胀，寄希望于一个人的战争，最终孤立无援。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因为理想过早倒下的叶文贵，他的故事已然成为1984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注脚。而这段事实也许能告诉我们，温州的民营企业遇到难题时，通常孤军奋战、举目无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至今仍然未能得以解决。
长期在夹缝中成长的温州草根资本，早就习惯了靠〃嗅觉〃捕捉机会。于是便有了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也是只见过一天阳光的地上钱庄。
钱庄老板，是曾在国营医院收发室当班的青年方培林。开办钱庄前，他曾四处翻寻中央文件，寻找政策依据。细心的他竟然在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