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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赫鲁晓夫通过情报部门获悉美国准备轰炸导弹设备和古巴的军事目标，然后入侵古巴，他有些乱了阵脚，匆忙作出了撤回导弹的决定。苏联电台在没有来得及校阅文稿的情况下匆忙广播了赫鲁晓夫致美方的信：由于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苏联已没有必要向古巴提供这类援助了；苏联已停止在古巴的导弹施工，已下令撤除这些武器并将其运回苏联；苏联同意联合国代表前往核实拆除工作。
肯尼迪随即发表声明，欢迎赫鲁晓夫作出了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并说这是对和平作出的重要而积极的贡献。美国要求苏联除了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和导弹发射架之外，还必须撤走其伊尔－28轰炸机，并由美方到现场进行核查。苏联表示同意。美国随后宣布终止对古巴的海上隔离措施，双方的武装力量解除戒备状态。
历时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终告平息，两个超级大国对吴丹均表示感谢。冲突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没有获胜把握，给了吴丹和联合国一次发挥作用的机会。
倔强的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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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主角赫鲁晓夫、肯尼迪等人早已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被掩到了大幕的深处。唯有卡斯特罗一人仍然健在。
卡斯特罗1926年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53年7月，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青年举行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他在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55年获释后，卡斯特罗先后流亡美国和墨西哥，1956年回到古巴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终于在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卡斯特罗出任政府总理。他希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上任不久即对美国进行了首次访问。但美国对古巴采取了一系列敌视政策，于1961年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对古巴进行经济制裁，企图通过切断其经济命脉来扼杀年轻的古巴共和国。
1961年４月，在美国的策划下，1000多名雇佣军登上古巴吉隆滩，企图以暴力颠覆古巴新政府，入侵者遭到失败。苏联在这个时候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古巴开始与苏联建立密切关系。
导弹危机时，卡斯特罗年仅36岁。面对危机，卡斯特罗动员古巴武装力量和全国人民准备抗击侵略。苏联政府未与卡斯特罗协商，决定接受肯尼迪的条件，卡斯特罗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他拒绝会见苏联驻古巴大使，并在各地讲演，号召民众团结一心，准备抵抗。他在电视演说中宣布，拒绝联合国派员视察古巴领土，并提出了维护古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五点要求。
为了说服卡斯特罗接受联合国的核查，吴丹赴哈瓦那与卡斯特罗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卡斯特罗说，要求视察就是想要使古巴国家和古巴人民蒙受屈辱，因此古巴政府绝不接受。吴丹无功而返。
苏联又派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同古巴方面进行了长达23天的会谈，动员古巴同意撤走导弹及轰炸机，允许美国军人到古巴检查导弹的拆卸和撤出情况，遭到卡斯特罗的坚决拒绝。苏方又提出变通办法，允许检查人员上苏联船只进行核查，亦被卡斯特罗拒绝。
卡斯特罗说，到苏联船上核查可以，但不能在古巴的水域。最终，美苏达成协议，将导弹装在苏联船只的甲板上，开到公海上，不加遮盖，由美国军舰和飞机在公海上进行拍照。
卡斯特罗擅长演讲，风格诙谐幽默，令听众如痴如醉，往往讲上几个小时也无人感到乏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每位发言者的时间都有限制，时间一到，麦克风上的红灯便会闪烁，提醒发言者已经到时。卡斯特罗发言时，见到麦克风上的红灯闪动，他便将头上的绿军帽摘下来罩在麦克风上，令台下听众忍俊不禁。
公元2000年，联合国举行领导人会议，卡斯特罗到纽约参加这一盛会。美国总统克林顿极力避免与卡斯特罗相遇。但在各国领导人合影之时，卡斯特罗大方地主动与克林顿握手寒暄，令克林顿措手不及。
美国入侵巴拿马、出兵格林纳达、鏖战阿富汗、占领伊拉克，也曾千方百计想对卡斯特罗下手，对古巴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封锁，但却从没有对自己身边的这个小国大打出手。是美国不想？还是不敢？或者是不屑？谁也说不清。
在联合国人权会上反对西方反华提案的斗争中，中国得到了古巴的全力支持。在工作中，我也结识了好几位古巴朋友：豪爽的维克多总是抽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在会上即使孤军奋战也从不怯场；美丽可爱的玛丽亚见到羞怯的中国男孩会大方地上前行贴面礼；副外长阿方索是人所公认的辩论天才，他发言时要么侃侃而谈说得对手心服口服，要么口若悬河令对手天旋地转找不着北，一些老道的西方专家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古巴革命胜利后，中国率先承认了古巴新政府，并从古巴进口糖，作为对古巴的支持。1960年，中古建交，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中苏交恶后，古巴不得不进行艰难的选择，站到了苏联一边，中古关系陷入冷淡，直至80年代。1993年，江泽民主席在出访拉美之后对古巴进行短暂访问，1995年卡斯特罗访华，了却了他的一个夙愿。2001年，江泽民对古巴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2003年，卡斯特罗再次访华。他参观了上海、深圳、香港，目睹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和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唯一遗憾的是，他未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古友好的奠基者见上一面。
目前古巴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古巴缺乏能源，因此鼓励大众骑自行车。我的一位古巴朋友买了一辆带减震和变速装置的山地自行车，他告诉我，这辆车在古巴相当于奔驰。在古巴，任何一辆轿车都要满载，如果车上坐不满4人，无论是谁的车，里面坐的是多大的官，街上的人都可以拦住，要求搭车。我想，也许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全民平等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才使古巴能够在美国多年封锁下顽强地生存下来。
冷战人物觅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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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美国、俄罗斯和古巴方面一些仍然健在的古巴导弹危机的见证人在哈瓦那聚会，讨论当年的导弹危机。会议由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费尔南德斯主持，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亲临开幕式并听取发言。费尔南德斯在欢迎词中表示，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认真分析这个事件的背景和原因，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当年在肯尼迪政府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发言中表示，研讨会对澄清事实真相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避免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时过境迁，当年的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肯尼迪、赫鲁晓夫等在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弄潮儿，也早已如过眼烟云，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书卷里。
一、杜鲁门
开创了冷战时代的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痴情的总统，他一生给妻子写了数以千计的情书，保留下来的有1300多封。这位儿女情长的总统对别国人民却未必多情。他曾下令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二战结束后又赦免了日本731部队司令石井四郎等人，以便换取他们提供研究细菌战人体实验的资料。他曾挟联合国以令诸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出兵朝鲜，在朝鲜留下了几万名美国士兵的性命，也使众多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长眠于三千里锦绣河山之间。在任后期，杜鲁门威信急剧下降，未争取连任。1972年中美之间打破坚冰之际，杜鲁门去世，终年88岁。
二、肯尼迪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他被葬在华盛顿的阿灵顿阵亡将士墓中，其陵墓位于墓区的制高点上。站在他的陵墓前，可以眺望蜿蜒曲折的波托马克河，俯瞰华盛顿全城。陵墓前的一道短墙上刻着肯尼迪在总统就职讲演中的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且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刺死肯尼迪的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向他射出仇恨的子弹？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小说的作者们和电影的导演们，只能凭借想象为人们营造一些遐想的空间。
三、赫鲁晓夫
1964年，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赫鲁晓夫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欢呼声中下台。退休后的赫鲁晓夫感到愤懑不已，他每每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眼中噙着泪水，一动不动。他想写回忆录，要求中央委员会给他配一名速记员，但遭到拒绝。赫鲁晓夫只好用一台录音机把自己模模糊糊、前后不连贯的思想录下来，打算以后再打印整理。
赫鲁晓夫并不喜欢中国，也不喜欢中国的领导人，但他还是希望中苏关系缓和。他关心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而深感不安。
1971年9月9日，赫鲁晓夫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之后病情不断恶化。临去世前，他抚摸着妻子的脸颊，不能开口讲话，只是点头或摇头。如果此时能说话，他可能会说些什么呢？
赫鲁晓夫去世后，苏联《真理报》刊登了四行字的报道，宣布赫鲁晓夫于1971年9月11日去世，享年77岁。
在一个凄雨绵绵的日子，赫鲁晓夫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参加葬礼的，没有普通公民，也没有苏联领导人。他的灵前摆放着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以及他的亲友送的花圈，花圈缎带上的字迹已被雨水冲刷掉了，似乎直到最后一刻，上天都不愿对他的一生作出明确的评价。
赫鲁晓夫的儿子站在父亲的棺材前说：“我不会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不想评价我父亲所作出的贡献，我也无权这么做，历史将会证明一切。我唯一想说的是，凡遇见过他的人都不会把他淡忘掉。一些人喜欢他，而另一些人憎恨他，但任何人从他身旁走过时都会回头看看他……”
1996年我途经莫斯科时，曾到新圣母公墓参观。埋葬在这里的，有苏联的女英雄卓娅，有许多著名的俄罗斯大文学家，包括果戈理、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还有中国的王明。我专门参观了赫鲁晓夫的灵寝。墓前冷冷清清，看不到有人前来祭拜的痕迹。他的墓碑由7块黑白大理石相向衔接堆砌而成，一半黑一半白，带我来参观的人说，这代表了赫鲁晓夫毁誉参半的一生。据说，赫鲁晓夫生前曾经辱骂过一位雕塑家，但是，他在临终前却嘱咐家人一定要请这位雕塑家为他建造墓碑。
四、葛罗米科
1909年，葛罗米科出生在明斯克一个小乡村的农民家庭。他上的是农业技术学校，学的是经济，30岁时进入苏联外交部，随后被派往苏联驻美国使馆出任参赞。二战时，这位农民的儿子在协调美苏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4岁时被任命为苏联驻美大使。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上，他展露出杰出的外交才华，被誉为谈判专家。
联合国成立后，葛罗米科被任命为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坚决维护苏联的大国地位，态度强硬，从不妥协，否决西方提案时也毫不心慈手软，被称为“不先生”。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葛罗米科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主导下，美苏两国达成了一系列裁军协议。
葛罗米科48岁起出任苏联外长，虽然苏联领导人多次变更，对外政策也多次调整，但他一直担任外长一职，一干28年，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外长之一。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葛罗米科逐渐失宠，1985年改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三年后退休，1989年7月21日，在80岁生日的4天前病逝于莫斯科。
冷冰冰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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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主要是美苏两大阵营间的对峙，但中国也深受冷战的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进入外交部工作时，国际上冷战气氛正浓，世界处于苏攻美守的阶段。苏联入侵阿富汗，有如西伯利亚的寒流夹带着北极的暴风雪席卷整个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了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并全力进行反攻。
我至今仍记得到外交部后第一次会见外宾的情景。那天前来拜访的是来自捷克驻华使馆的参赞。一上班，处长老江就对我说，今天上午我要会客，你陪我去吧。在外交部，习惯把会见外宾称为会客。那天我穿了一件刚买不久的灰色中山服，老江打量了我一下对我说：“你的衣服比较整洁，就不用换装了。”
会客室在一楼，是专门用来接待外宾用的。宾主坐定，老江问：“参赞先生来中国有多久了？”
参赞答称：“两年多了。”
“噢。”老江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参赞知道主人无意多谈，于是从公文夹中掏出一页纸，十分正式地宣读了一遍，大意是捷克有意竞选联合国某个下属机构的成员，希望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予以支持。参赞念完，将手中的公文递给了老江。
老江随手便交给了我，然后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经注意到了贵国的要求，我将报告领导。”我边为老江翻译，边飞速地记下双方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有所疏漏。
参赞道：“我们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十分赞赏，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有中国的参加，力量定会更加强大。所有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够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
参赞说得很真诚，我听了很受感动。老江可能对这种话早已耳熟能详，根本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说：“我注意到了你刚才所说的话，我将向领导报告。”当时我真的希望老江的脸上能露出一点笑容，说几句比如赞赏、感谢之类的话。但是我知道，这是外交，不是个人交朋友。当时的中苏关系仍然十分紧张，苏联不仅占领着阿富汗，而且在中苏边界依然陈兵百万。作为一名外交官，首要一条是讲原则讲纪律，没有经过事先批准，绝对不能乱表态。
捷克参赞脸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心中的失望。他站起身来有礼貌地告辞，老江客气地将他送到大门口。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外交活动，一场冷冰冰的会见。
防止新冷战
7
1961年，东西柏林之间建起了一座柏林墙，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民族分裂的标志，也成为冷战和整个世界分裂的象征。
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建起，又是在一夜之间被拆除的。1989年，东西柏林之间被阻断多年的死胡同恢复成了通衢大道，柏林墙的残骸像文物一样被摆到街头，成了旅游纪念品。
1995年我到柏林旅游，看到柏林市政府为了让人们记住当年的冷战而重建的一段柏林墙，墙头没有了探照灯、铁丝网，墙边没有见到岗楼和暗堡。这堵新柏林墙成了丹青手们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大画布，上面画满了各种流派“大师”的杰作和业余画家的涂鸦。
随着冷战的终结，世界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章。联合国恢复了自己的活力，原来无法通过的决议现在轻而易举地就能通过，原来面对战争和冲突束手无策的联合国开始派出一支又一支维和部队，似乎每个发生冲突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头戴蓝盔的联合国维和士兵的身影。
但是，旧冷战结束了，冷战思维却尚未彻底消除，柏林墙倒了，一堵无形的墙依然顽固地留在许多人的心中。华约解体后，北约没有解散，反而一再向东扩张，原来华约成员国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外国军事基地。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国际法的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冲击，俄罗斯使用否决权的次数少了，美国动用否决权的次数却上升了。维护和平演变成了缔造和平、制造和平，先发制人的理论问世了，反恐军事行动被冠之以“无限正义”、“永久自由”等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的名称。
有人说世界已经进入后冷战时期，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冷和平，还有人说，一场新的冷战正在兴起。
不管如何称呼，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仍面临着艰巨的使命：如何防止我们生活的世界重新退回到冷战之中。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
人权思想的发展
第十章
1 人权思想的发展
“人权”一词是舶来品，在四书五经、《四库全书》和《康熙大辞典》里找不到这个词。但人权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的治国理念里已有所表现，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说：“必使饥者得食，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这些都反映了最原始的平等和民主思想。
人权概念最早是由资产阶级提出来的。17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强大，但在政治上处于受歧视地位，受到封建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